第31章 华夏之树

华夏之树

刘协对于新文和国语的改革只做了短短的一席评话,但对于中央治略府的文教总院而言,这却是三十年内也无法完全完成的工作,诸葛瑾、蒋琬和胡昭三人回去后,在三日后就召开了相关的论证会,并以太学府名义召集了各大学府语言学和文化学、社会学等各方面的学者进行集体讨论,对于新文和国语的规定、音标和标点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初步探讨,并在太学府内成立国文研究院,在中央治略府成立国文司用于新文和国语的推广。

对于古文典籍的官方注释治略府提出了三十年计划,而教材新文化的工作将在二十五年以前完成。

在国政总局方面,藏州治略台正式成立,由李严担任第一任治略总督,杨孚担任第一任驻防总督。

此时的藏州还没有独立的民族体系,主要还是西凉一带的北羌南下,在青海湖和黄河上游一带的游牧民,南方是横断山脉濮僚系部落沿着长江北上的六牦牛部落。

这几年,刘协渐渐脱离了政事管辖,主要精力都投向了经济、技术和文化的深入研究上,在和太学府学者就华夏同源观点的讨论上,刘协认为目前藏州的原住民确实存在,但本质上却是早年从中原移居过去的,具体移民的时间应该是夏朝前后。

现在留在藏州的原住民都应该是仰韶文化和三星堆文化地分支,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明。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文明,这是整个华夏文明的两个主体,而现在藏州内的原住民文化可以理解为华夏文明两个祖先文明分支地融合。

位于青海和陕西之间的仰韶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时间上限是8000年以上,仰韶文化在发展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分化,一种是沿着黄河向东。和黄河中下游地其他部落融合,最终诞生了华夏文明的主体系,一种则沿着黄河向西,一直向黄河上游前进。形成了羌荣早期民族部落。

长江文明中,三星堆文化并不是唯一的起点,和其他长江中下游文明演化了蜀、楚、越三种文化,开始和黄河文明的新主体中原文化开始融合,最终形成了华夏文明。

三星堆文化一部分选择沿长江继续向上,进入藏州,形成了六牦牛部落文化,最终羌荣部落和六牦牛部落最终在藏州实现了碰撞,他们做为华夏文明两大起源点文化的两个分支,在这里发生了融合。如果刘协不干预,他们就会形成吐蕃文明,而出现了华夏文明一个分支。

说到底,藏族和华夏族是真正的同源民族,如果黄河文明是父亲,长江文明是母亲,那么藏和汉应该可以说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

在华夏同源的论证上,刘协虽然没有在大汉时代找到仰韶文化的遗址,但通过藏原住民称汉人为“嘉”(当时的嘉和夏同音)以及周礼典籍可以论证出。藏汉是三千年前夏人东西分开发展地不同结果,所以藏的原住民应该享有华夏族称谓,必须享有帝国子民的一切权益,任何人不得将原住民做为佣工和奴隶使用,不得歧视,不得掠夺,恰恰相反,作为同父同母的亲兄弟,大汉帝国的汉族必须对藏的原住民提供一切尽可能的援助。

由于藏州原住民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风俗。也没有统一的地区政权,刘协判定从华夏二十五年开始,藏民悉数回归华夏大族,不设单独地民族设置。

在对藏州原住民考证的过程中,一个刘协没有想到的事情自然而然的进入了轨道,那就是对整个华夏民族的起源和发展历史的总结和考证。

刘协自然的成为太学府华夏民族起源与发展论证研究会的领衔人物。这个研究会集合了整个大汉帝国最优秀的历史学者、考古学者、民族学者、人文社会学者和其他相关各行业学者。一路看总计两百余人,在天京城举行了为期六个月地辩证。而刘协的华夏文明双源论,即以黄河文明为父,以长江文明为母的观点成为最主流的观点。尤其是炎黄之争,夏商之址和东西两周为华夏文明双源论一个最主要的论证过程,根据民间传说、历史纪录,尤其是西周的一些史籍,加上对朝歌地发掘,以及龙骨被刘协做为商朝文字定为甲骨文,经过十余年统计后,大汉帝国地中央帝国、天京学府、京都理工、长江学府、南京学府、黄河学府、西京学府、襄阳学府(江夏学院、荆州学府和江夏技术学院整合后,结合原襄阳学府余部而成,主学院在江夏,分院在襄阳)、重庆学府、济南学府、颖川学府、洛阳学府、辽东学府、巴比伦学府、罗马学府、南海学府十六家国级学府的两百多位学者在大量史籍和资料地基础上,进行详细的论证。

在统一的判定是华夏文明最早的源头在南方,从南方移向北方,时间在夏朝和五帝之前,在向北移民过程中出现了五帝,在这时,太学府的考证和辩论结果是出喾即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亦即《山海经》中的帝俊和卜辞中的高祖之后,一致推翻《史记》所说的五帝黄帝、颛顼、喾、尧、舜。

根据《左传8226;哀公六年》载《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乃亡。”判断夏之前的朝代为陶唐朝。

《史记》以为陶唐(帝尧)之后为有虞氏,有虞氏之后为夏,也就是说有虞就是舜,而有虞之后就是禹。太学府也对此观点批驳,提出舜是本三代之高祖上帝,则不能为有虞氏的观点,进一步探悉,认为虞是夏地先民。他们以白虎(虞)为图腾,故号有虞氏,其首领即禹,所建之方国曰土方。见诸卜辞、《诗8226;长发》和《楚辞8226;天问》等。

根据这些观点,最终认定传说中的五帝实际上就是陶唐时代的五位皇帝,并根据《山海经》、《远古帝传》、《夏初》、《竹书纪年》以及《东周礼记》,最终确定陶唐时代的五位皇帝为帝尧帝挚帝韩流帝颛顼帝朱(丹朱),而帝喾(现代郭沫若的论证:喾就是舜,也就是说舜是尧父亲,而非其子。)就是帝尧地父亲,为有熊氏部族之王,陶唐时代共传了四代五帝,自帝尧始至丹朱而终。其中帝尧到帝挚这一代为兄传弟,其他皆为父传子。

在这个过程中,唯一很难界定的就是帝喾(舜)是否为黄帝,黄帝为有熊氏之王,而舜也是有熊氏之王,年代接近,是否可能就是一帝,而黄帝子嗣众多,传说有二十五子。那么有否可能是黄帝之后继承有熊氏之王的为舜,即舜为黄帝子说,但也有学者认为黄帝就是舜。

支持舜为黄帝者,则支持帝尧帝挚帝韩流帝颛顼帝朱五帝说,而坚持黄帝为舜父的学者则提出了帝舜帝尧帝韩流帝颛顼帝朱地五帝说。

由于黄帝缺乏直接的文本证据,而黄帝在陶唐时代并没有称为黄帝,到了周以黄帝后自居,灭商建周,才有了黄帝说。故此可以断定,在周朝典籍中,黄帝究竟是否为舜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认定。

但《五帝本纪》中又有这样一个记载:黄帝有二子曰昌意、青阳,喾有二子曰尧、挚,而《竹书纪年》和《左年公》有记载,舜有二子曰昌意、青阳。结合喾为舜的商字体。舜为喾的周字体,相合应起来。可以断定昌意即尧即太昊,青阳即挚即少昊,是尧为兄先立,故曰太昊,挚为弟后立,故曰少昊。

根据这个断定,太学府也是胆颤心惊的最终认定,喾就是黄帝的原型,对于黄帝有二十五子的纪录做出判定,由于当时环境和生存问题,舜不可能有二十五子,而二十五子的说法源于周朝文王时期,在禹时成形的《五藏山经》曾谈到舜子二帝,这个说法一直延续到商,从商灭夏,自居同为黄帝之后,根据断论,刘协和太学府根据字体学最终断定姬、酉、祁、己、滕、任、、荀、僖、佶、儇、衣十二个上古之姓都是陶唐部族衍生分封地,而真正的黄帝本姓为姬,以姬姓立陶唐,尧后分酉、祁,挚后分己、滕、任,韩流后分、荀,颛顼分僖、佶、儇,朱灭分衣。一路看

酉姓灭,故陶唐开国帝尧后只留祁姓,祁姓后分刘姓,即刘氏为陶唐之后。

正如禹结束了陶唐时代,而启正式建立夏朝一样,实际上是黄帝喾(舜)结束了蚩尤的炎帝时代,而帝尧建立陶唐时代,这是典型父灭子建行为,华夏历史上,汤灭夏,放桀而不立商,西伯姬昌灭商而不立周,姬发承继父业立周的行为一致。(这样的历史就说明了为什么真实历史中曹操灭汉而不立魏,司马懿灭魏而不立晋的原因,其实都是效仿古代贤帝而已,其他所谓曹操忠汉,不愿做逆贼,司马懿忠魏,不愿做逆贼的话都是胡乱瞎说,结合历史中贤帝行为,我们一下就可以发现历史的真相。)

丹朱同时期就出现了禹,禹是有虞部落的首领,根据《竹书纪年》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而《国语8226;周语上》载祭公之言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论证结果为当时后稷是禹地大臣,“后稷放帝朱”实际就是禹为夺权而放逐了帝朱。

据《墨子8226;兼爱下》与《非攻下》所载,禹放丹朱后并没有完全控制政权,丹朱之子苗民(即三苗)曾一度称王,与禹分庭抗礼,《国语8226;周语下》载太子晋曰:“王无鉴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夏、商之季”就是指桀、纣二王,太子晋把黎、苗和此二王相提并论,可知苗民曾为王,一度掌握政权,盖因其乃帝室之胄。但无称帝之说。后来禹伐而流之(实际上应该是驱逐),最终战胜了陶唐时代的舜地黄帝部落,夺取了政权。

经过一系列的论证,华夏文明的历史从炎帝(神农氏)开始立帝。炎帝之前各部落都是分散发展,虽有战争,但并没有形成部落联盟,即各部落有王,至炎帝时,各部落联盟之王称为帝。

帝国学者对藏、韩、瀛等落后地区还是母系社会进行考证,根据《白虎通德论》等古籍所载:“谓之伏辆者何?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后。卧之,起之吁吁,饥时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苇。于是伏牺仰8观于天,俯察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下。治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牺也。”认为原始社会起初为母系社会,其后进入正统的父系社会,而父系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才是正统和先进地社会体系。华夏纪元前三千百年左右伏羲为华夏文明比较开化的时候。伏羲是整个中原诸族、黄河流域各部落地首领,但在伏羲之后,整个部落已经分散开,彼此的距离都很远,形成了数十个小部落,虽然大家仍然尊伏羲地妹妹女娲为王,但更多的部落还是选择离开,其中就有炎帝所在的羌族分支部落,他们在姜水流域形成了新的完整地部落体系。并以姜为姓。除了姜性部落之外,还有最终诞生黄帝地姬姓部落。

大约是在华夏纪元前两千年左右,姜氏部落从渭河流域南下,进入荆州南部(今湖南省炎陵县)和当地长江流域的文明融合,诞生了神农部落,由于长江流域为稻文明和农业文明。这个时候就有了炎帝教习姜氏部落从游牧生活走向农耕地事情。随着炎帝将姜氏部落扩张,逐渐融合南方的部落。形成了一个以荆州为主体的大部落联盟,并开始再次向北方开拓,成为天下部落联盟地首领,真正成为华夏部落的帝,在这个过程中,农耕和其他知识也传到了中原,为中原各部落崛起打下了基础。WwwCn

炎帝的儿子有两个,一为蚩尤,二为刑天,蚩尤在和邢天的争夺炎帝的联盟部落帝位落败,最终选择向北方进发,进入了黄帝部落的中原地带,在这里和黄帝进行了对中原地带的争夺,最终又一次落败,其后,邢天也和黄帝争夺荆州、扬州的土地,也被黄帝打败,在这之后,黄帝就正式成为炎黄两大族系部落的统一首领,而炎帝部落中不甘心归属黄帝地人就退回南方,从荆州开始向南方各地扩散,形成苗、越、彝、南山等族,而炎帝主体部落则在荆州成为了现在楚民主体,成为华夏文明的一个主体部分。

同样是华夏纪元前两千年左右,黄帝的姬氏部落,由于以熊为图腾,故也称为有熊氏,其虽然接管了炎帝部落,但并没有立刻结束炎帝的时代,也没有称帝,而是留下刑天,但其子尧建立陶唐时代,正式称帝,并尊舜为黄帝。

到了禹为夏初,并带领有虞部落接管了有熊氏部落,其子启正式建立的夏朝。

这一系列的历史新审定,最终定炎帝在前,黄帝在后,而华夏文明的祖先也就是炎黄两位大帝,而炎黄两位大帝都是从伏羲部落中诞生的分支部落。

在伏羲部落分裂的同时,藏地先祖部落和炎帝的姜氏部落一起离开渭水,向西而去,也就是藏州北方各部落的开始。

根据语言学者对汉语、藏语、南语(今天的苗族语言)和泰语(是指泰州和福州一带原住民的语言,这和今天的粤语不同,今天地粤语实际上起源于雅语,或者说,你听过粤语就知道周朝和汉朝人怎么说话了)地辩证考究,认定了汉藏南泰四语同源而出,也断定了伏羲部落的存在是可以肯定地,所以汉藏南泰四大语系,也就并称为伏羲语。

在伏羲语之外,越语则独立为南越语。而西域原语言独立为西域语,瀛州、辽州和兴州东部部分地区原住民所用的语言被称为远东语系。

根据语言学地分析,依据“舜位中央,西有戎、析枝、渠庾、氐、羌,北有山戎、发、息慎(肃慎)。东有长夷、鸟夷,南有交”的传统认定,结合目前帝国各族的情况,最终形成了大汉帝国的中原诸族、东夷诸族(山东齐鲁一带的部族)、东北诸族、氐羌诸族、西南诸族、江汉诸族、百越诸族、藏州诸族地华夏民族八大族系的定论。

中原诸族、东夷诸族、氐羌诸族是黄河文明代表的伏羲部落分散的结果。而西南诸族、百越诸族和江汉诸族则是长江文明地代表荆楚部落分散的结果。

西南诸族的起称为濮,百越起为越,越与周姬氏王室所领部族合,诞生了吴,江汉诸族为芈,先有芈,后芈部落延江上为濮,延江下为越。

中原诸族、戎羌诸族、东夷诸族、西南诸族、江汉诸族、百越诸族六个部族体系共同融合的结果就是今天的汉族,也就是华夏民族的主体,融合的时间为华夏纪元前三千年到华夏纪元前一千七百年之间。而戎羌诸族和西南诸族融合后诞生的就是藏州诸族。

这个时候,华夏民族的起源和发展就非常清晰了,总体上是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相互融合产生了华夏文明,而几乎从历史中消失的东北诸族,则是在伏羲部落分散后,沿途游牧地结果,至于羯族、白奴族、丁零族、铁弗族、卢水胡、鲜卑(白虏)等族,包括西域各小族,从外形上看应该是白种人特征。归于独立的氐胡诸族。

其中虽然曾经同属于东胡的乌桓族,由于是鲜卑和华夏北迁部落同化的结果,故同样归于华夏族系,另外一个方面,根据中原地区华夏子孙和南亚系得华夏子孙之间的差异,且结合戎羌诸族早期和氐胡族系之间的地域距离,可以断定戎羌诸族早期和氐胡族系之间肯定存在交融现象,甚至可以认为氐胡诸族和江汉诸族融合产生了戎羌诸族,这就解释了戎羌诸族为什么体貌特征介于戎羌诸族和江汉诸族之间。而江汉诸族、百越诸族、西南诸族在体貌特征上是较为吻合,只是交融的时间早晚无法考证,这个断论,间接承认了华夏血统中包含了氐胡血统,并将氐胡诸族正式规划到华夏文明的同源族系。

东夷诸族的诞生,推论为江汉诸族和中原诸族地融合。东北诸族在血统上归属东夷诸族北上。西南诸族为戎羌诸族南下和长江文明交融的结论。

戎羌诸族也是玉文化的起源,因为戎羌诸族是华夏早期两大产玉之地。而华夏其他诸地产玉并不多,戎羌诸族是华夏史上一个最为特殊的游动民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三星堆文明具有中亚文明的细微特征,戎羌诸族首先受到氐胡诸族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带到南方,一路前进,最终进入缅甸,和当地原住民融合到一起,也可以解释三星堆的墓葬主人为何拥有一定外来非亚裔血统的原因。)

根据整个推论体系,华夏族系从中原诸族、东夷诸族、东北诸族、戎羌诸族、西南诸族、江汉诸族、百越诸族、藏州诸族八大主体族系上,增加了氐胡诸族,使华夏族系增加为九个族系,而华夏民族的主体民族炎黄族地祖先从最早的两源论推广到九源论,但从九源论再向前推广到华夏纪元前三千年到华夏纪元两千年之间,中原诸族、东夷诸族、东北诸族、氐羌诸族、藏州诸族又被推进黄河大族系,西南诸族、江汉诸族、百越诸族则为长江大族系,继续确定了两源论的正确性。

其中氐胡诸族为外来欧罗巴地域移民已经明确肯定,因为在目前的汉本源社会中,所有学者都不承认氐胡诸族是本土原住民,一致认定氐胡肯定是欧罗巴族系的移民,印度的婆罗门和刹那利族系也都被裁定为欧罗巴族系地移民,并且断定如今属于大汉帝国地图兰平原,最初也是华夏戎羌诸族的原住地。

虽然刘协清楚戎羌诸族早期也是从南亚前进到中原,经历数万年演化。并和氐胡诸族融合地结果,但他本质上不愿意过分地执著于真正的民族移民学说,何况学者们这种过于偏执的推论也适合大汉帝国的利益,所以索性认同了该说法,而学者们则进一步提出。按照华夏起源论,图兰平原不应该为省,应该为州,因为图兰平原本身就是大汉八大本地族系中戎羌诸族的起源地。既然戎羌诸族被定为华夏民族地起源族,那图兰平原就应该拥有大汉帝国中央州的地位,因为制定大汉帝国中央州的定论基础就是华夏民族各个起源族和本体族的生存地。

刘协没有立刻同意这个断定,但他声明一点,无论如何,华夏族系地主体族炎黄族是拥有氐胡血统的,那么可以初步解决,为什么安泰交福四地原住民和炎黄族在相貌体型肤色以及细节特征上为什么有区别,但无论如何,都必须承认。安、泰、福、交、兴、辽、瀛、藏、燕、骊、凉、西域十二个州的原住民和炎黄族都拥有非常密切的血统联系,就应该是华夏民族的一部分,是炎黄族的兄弟族,或为同父兄弟,或为同母兄弟,尤其是藏州原住民、山越、南山、武陵、西南诸族,他们是炎黄族的同父同母兄弟。

在炎黄民族本源和华夏族系定界范围基本获得一致的通过后,刘协将现在还残留的东北诸族、江汉诸族、百越诸族、藏州诸族全部纳入炎黄族系,实际上由于山越、武陵南山、云南苗、辽东夫余、三韩多年的汉化。而藏州原住民地稀少,这种融合规划是可以的,炎黄族也统称为汉族。

经过这些辩论和考究,最终确定大汉帝国不再是单一汉族的帝国,而是以炎黄族为长兄,戎羌诸族、西南诸族、氐胡诸族为亲兄弟族系的同源大民族华夏民族的多民族同居,并愿意接纳任何信仰道教和遵守华夏法律以及道德基础的外族民众的大包容和团结的帝国。

在此基础上,刘协以新文格式编订了《华夏本源》一文,详细分析了华夏九大族系融合产生炎黄族的过程。并对大汉帝国地性质进行定论,而太学府也相应制定了《华夏本源考证》,通过二百多位学者,三百二十多篇论证和考据,对《华夏本源》一文进行科学系统的论证。

在编订完《华夏本源》一文,刘协立刻下了两道圣诏。第一道确定新文和国语为华夏文和华夏语。所有华夏人都必须学习,无论是炎黄族。还是戎羌诸族、西南诸族、氐胡诸族三兄弟族。

第二道圣诏是一片《谢罪书呈》,向全国四百万确定为华夏大民族内身份的所有曾经或仍为佣工的帝国子民道歉。

第一道圣诏很快下发,但第二道圣诏却被陈群拼死拦住,他向刘协强谏道:“圣上岂能无错,有悔之心足矣,然圣上为帝国之象征,若圣上致歉,则帝国致歉,此诏将使帝国混乱!”

陈群一面不顾自己违法,一面发公函给中央治略府,让经济总院承担该责任,由蒋琬向全国属于华夏族系的佣工道歉,再发公函给中央国民院,让荀紧急召开治略府违德整改限令表决会,并和荀一起动用各种可以调动的力量,通过该决议,逼中央治略府向天下承认使用佣工为中央治略府经济总院的过错,责令在三年内实现整改,并对相关受损人员每人赔偿三十银元。

蒋琬知道事关重大,虽有损自己的声誉,但还是迅速下发中央治略府公告,向外致歉。刘协见事情已经无法挽回,只能在中央御府参政院内半公开承认错误。

由于大汉帝国四百万佣工中,除了近百万印度佣工外,其余都在既定华夏族系范围内,所以该公告一出,全国哗然,而在三年内,这三百万佣工就会正式转变为杂工,享受六十银元一年的杂工待遇,各商社、庄园和农场主都是大为震惊,但《华夏本源》已经在全国报刊公开发印,各自都没有阻碍地办法。

这一次的突然举措虽然使大汉帝国从此失去的佣工经济的基础,但也大幅度刺激了工人阶级的诞生,同时,也很有力的促进整个大汉帝国内地团结,几乎所有人都能够融入进入华夏民族地范围内,并且有详细的官方论证书呈,帝国下层可以说是一片欢呼。

从《华夏本源》地诞生开始,华夏民族的范围就得到详细的界定,炎黄、戎羌、西南和氐胡四大民族构成的华夏民族成为大汉帝国的主体,并开始实现了进一步的融合,为华夏民族走向大汉民族(大汉民族的界定范围是以华夏民族为主体,包含各个省范围的各个民族组成大汉帝国的全民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炎黄民族的大范围移民开拓,新文和国语的全面推行,《华夏本源》对民族意识的凝聚,整个华夏民族内的新一次融合也开始迅速展开。

在这个过程中,《华夏本源》就让大汉帝国成为一棵树,在炎黄民族的主躯干上,生长着无数枝叶,所有的枝叶凝聚在一起,终于成为这个大汉帝国。

对大汉帝国的学者们而言,《华夏本源》才是一个开始,由于整个历史构架已经完全连接,现在要做的寻找《华夏本源》的各项证据,而不是死命钻研《华夏本源》,刘协的意思也是既要通过史书典籍来判断,也要通过实体证据来论证,在这种上层态度的支持下,大汉帝国也开始了对国内史书中提及的都城进行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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