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围过来的同事说，你们先去忙别的吧，我来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随后，我就安排随拉把保安队长拉贝叫了过来，我要分头对冰巴和玛拉进行询问。
直到这个时候，我仍然相信冰巴是诚实的，起码应该讲一点真话吧。为了营造一点高压气氛，我特意找随队医生高镇南大夫借了一幅深色的石头墨镜戴上。
我同翻译在房子坐好后，就让随拉先把冰巴叫了进来，冰巴进房后站在办公桌旁边，眼睛直直地望着我，我也透过墨镜平视着他，我一言不发，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足足有十分钟的时间，我同冰巴始终保持着对视的姿势。
墨镜真是一个好东西，我在镜片后清楚地看着冰巴的一举一动，而冰巴也许看到的只是两个圆圆的黑色镜片。
空气在时间的流逝中凝固了，冰巴的神情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先是进门后的镇静，进而疑惑，再下来有点不知所措，最后似乎有点手足无措了，他蹲在了地上，但仍然仰着头，一副等着我问话的样子。
我不知道冰巴心里在想着什么，就像他难以了解我们一样，华夏民族的人是一个神秘的人群，在面对危机或是解决处理问题时，总会让对手难以捕捉他的下一步的举动，也许是这样，也许是那样，也许根本就不是对手想象的那样。
我料到冰巴在这样的气氛中会诚实地讲出他们在路上发生的一切，甚至会清楚地讲出轮胎的来龙去脉。
可是我错了，冰巴并没有我想象得那么简单，不管我和翻译，包括随拉如何询问，冰巴始终都没有承认，他始终坚持是路况不好，轮胎磨损得非常厉害。
我对冰巴的信任一下子降到了零点，也许冰巴并不是我想象中的冰巴。接下来对玛拉的询问就顺利得多。
玛拉很痛快地讲出，是冰巴出主意卖掉了六条轮胎，其中有四条是新的，并在路边找了两条废弃的旧胎当作备胎拉了回来，而且卖轮胎的钱冰巴只给了他不到一半。
经过商量，我们给冰巴做出了开除的决定，并把开除文件送到了当地省政府劳工部，这也是我们作出的第一个开除决定。
而对玛拉，我们对他作出了停工一个星期的反省决定，尽管我们知道那个偷卖轮胎的主意恐怕出自于他，但他毕竟还存有着一丝坦诚。
因为我们毕竟没有最为直接的证据，也许也因为冰巴出于对朋友的默认，面对开除决定，冰巴一下难以接受，天天找劳工部哀求，同时不停地找我们的人，随队医生，车场修理工，项目领班，凡是他能认识的人几乎都找遍了，尤其是不停地找随拉恳求。
在印象里，好像他只直接找过我一次，我冷下心断然回绝了，时间一长，冰巴的身影在基地慢慢地消失了。
但关于冰巴的消息却不断传到我的耳边，有人说，冰巴经常坐在锡吉里市路口一个小咖啡馆的门前。
我有时开车路过那里，偶尔也能看见冰巴的身影一闪而过，但冰巴落寞和失望又饱含着期待的神情却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我分明看见冰巴在向我挥手致意，可那只手却无奈地停在了半空，仿佛成了一个定格。
很长时间过去了，好像是两三个月以后吧。
有一天，随拉在同我谈论工作时，也许是无意，其实是早有准备吧，他同我谈起了冰巴。
他说，冰巴很后悔，很想回来上班，他知道珍惜自己的工作了，再也不会干偷窃的事了。
随拉还说，这几个月来，冰巴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几乎是天天靠着朋友的接济度日，一家老小眼巴巴期望着我们能够开恩，让冰巴重新工作。
其实，我心里何尝不惦念着冰巴，见不得富人逞强，见不得穷人落泪，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古训，也是男儿的血性吧，我对随拉说，先让冰巴写个检查吧。
又过去了几天，正好有一个驾驶员因故提出辞职，我就安排随拉把冰巴叫了过来。
几乎是在我安排完之后，冰巴就转眼出现在了我的门前，哦，我忘记了，冰巴其实就守在我们基地不远的咖啡馆呢。
冰巴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眼巴巴等着我说话。我说，冰巴你先在门前等一会，我和随拉先说吧。
随拉进门后把门虚掩上，在办公桌前坐了下来。我很郑重地对随拉说，首先感谢老天给了冰巴一个重新工作的机会，其次也感谢你持之不懈的努力，最后你们要共同感谢我们的善意，还有你对冰巴重新工作有什么看法。
随拉一直静静地听我讲完这番话，随拉眼睛里的光亮不停着变换着，欣喜的纹路在他的眉梢间荡漾。
随拉说，此时此刻自己的心情很复杂。他说，冰巴一定会成为一个好工人，让我们再一次信任他吧。
我说，首先我是相信你，随拉几乎是一瞬间听明白了我的话里的意思，转身就出了门。
正如我所料，从我的门里一出来，随拉就把冰巴叫到了菜地边的一个芒果树下谈话，至于谈什么，也许一切都在不言而喻中吧。
冰巴重新上了车，驾驶着自卸车在工地上忙碌。
这以后，我就很少再同冰巴直接交谈了，我不想让他在我的面前说什么感谢的话，如果他要感谢就感谢自己吧，感谢自己真诚的忏悔，尤其是感谢自己今后的诚实和守信。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冰巴同什么盗窃的事沾边，尽管后来工地上偷盗柴油的情况愈演愈烈，甚至发生了预谋偷盗拌合站柴油、机油以及发电机的大案。
围绕着偷盗和开除，我和随拉的工作常常是疲于应付。
一个人和一群人，力量总是悬殊的，饥寒出盗贼，放在哪里也许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力工，就是在工地上干出苦力的工作，干除机械操作工作之外诸如修整路基边坡、挖排水沟、搬运材料、给机械加油等所有靠出力流汗挣工资的辅助性工作，当然，月薪收入比较低。
在我的统计中，一个力工最高的月薪不超过十二万几内亚法郎，合南华币1000元左右，最低的月薪只有6万几内亚法郎，合南华币是500元。
月薪虽然很低，但愿意从事力工的人仍然趋之若骛。
几内亚工业非常薄弱，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和种植业国家，农村中剩余的劳动力和城市贫民对来之不易的工作求之若渴。
在我们开始基地建设的时候，每天都有很多人蜂拥而至应聘，体力和一定的手艺就是他们获得工作的准入证。
当道路施工全面展开的时候，我们雇佣的力工一度达到四五百人之多，对力工的劳资管理虽然相对简单，但面对大量的流动性质较为明显的力工队伍，我们在管理和使用上还是想了不少办法。
经过大量实践和摸索，我们总结了一套发放工票对他们进行按工作日和按小时出勤管理的办法。
实践证明，这套办法虽然易于执行，但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比如，每个工区对力工工票的管理方式略微不同，一工区由我方领班持有工票，每日工作结束后，由领班当着力工的面签署工作时间，同时，为了区别力工的劳动贡献，对力工分类制定了不同的工资标准。
二工区由力工本人持有工票，每日工作结束后，双方当面签署工作时间。
在基地工作的力工，由于劳动强度较低，工资收入也较低，对力工的管理和工资发放标准，由于涉及面较大，在执行中不免带有一些主观的或是感情方面的色彩，存在着一些随意性因素，也容易导致力工队伍的不稳定性现象发生。
起初，我们把抓住的盗窃者送到锡吉里市警察局的时候，他们非常重视。
慢慢的，时间一长，送去的次数多了，他们就有些不耐烦了，甚至有的警察不屑一顾地对我说，你们华夏和你们华夏的公司那么有钱，丢一点东西不值得大惊小怪。
关于这句话，有一次我同警察局局长卡马拉进行了辩论。我说，你们国家的小偷真多呀。
卡马拉局长非常不高兴，反问我，难道你们国家没有吗。我回答说，有，但是没有你们国家的多。
听到你们国家还是有小偷的，警察局长觉得有点占了上风，带着讥讽的语气回应我，你们中国地方大、人多，小偷的总数一定不会少吧。
我回答说，是不少，应该很多吧。
警察局长有点得意地问我，有多少。
我镇静地回答说，大概也就八百万左右，几乎同你们国家的人口总数一样多，如果同你们国家人口总数来对比，几乎是100％的比例。
警察局长半天没有回过味来，但几乎同时，他猛地仰天大笑，伸手抓住我的肩膀摇晃着，连连冲着我喊到:先生、先生……，你的意思是我们国家100%都是啊。
我立即严肃否认了，以后，警察局长同我成了好朋友，在警察局办事只要通报一下姓名，多半是要开绿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