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国家就曾出现过飞行员拒不执行政府命令的现象，原因是他们只忠诚于自己的部落，在这样的国家中，如果实行民主，则定会出现不问是非，只问部落的现象。
同样的，部落国家的独裁者仍然屹立不倒的原因源于部落死忠般的支持。
我们看一下人类至今的历史，就会发现，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是在完成工业化之前实行民主的（多党、普选），后起的非西方国家也没有一个在工业化完成之前实行民主而获得成功的，发动世界大战的日本和德国在一战前就完成了工业化，所以，非洲国家不管这次选举的结局如何，一旦损害了某个大的部族的权利，等待该国的仍是下一场内战或者军事政变。
部族矛盾、部族冲突是影响非洲政治生活、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处理好国内和国家间的部族关系是非洲任何一个政府或执政党都不可避免的课题，在国际社会对非洲问题关注显著增加之时，深入研究导致部族冲突之原因，有助于寻求更有效的方法以解决问题。
一、当今非洲部族状况
据年世界人口数据表，当今非洲人口达6.54亿，占全球人口的12.6%。这些人口至少可划分为700多个族体，又分布在53个国家之中，这样非洲各国不仅族体复杂，而且存在着民族共同体的各种形态。
既有民族过程中处于低级阶段的部落和部落联盟，如南部非洲的科伊桑部落，刚果热带雨林中的俾格米部落和东非的马塞人部落联盟。
又有民族过程中处于高级阶段的现代民族，如马达加斯加的马尔加什族。
更有大量民族过程中处于由低级向高级过渡阶段的部族，如肯尼亚的基库尤族、加纳的阿散蒂族等。
随着社会的发展，非洲大陆部族也不断发生向现代民族迈进的族体聚合，其规模大致有三种：
一是以某一部族为聚合核心形成一个现代民族，如以安哈拉人为核心形成的埃塞俄比亚现代民族。
二是以少数几个部族为核心形成一个现代民族，如正在形成的津巴布韦现代民族——以绍纳人和恩德贝莱人为核心。
三是由众多部族共同聚合成一种无核心的现代民族，如马达加斯加的马尔加什现代民族就是由原先17个部族和90多个部落长期融合而形成的。
我们知道，民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过程，虽然，非洲大陆部族已开始向现代民族迈进，但到目前为止，除埃及、马达加斯加等极少数国家已经形成统一的现代民族之外，绝大多数国家仍没有形成像我们今天所称谓的现代民族，其结果非洲大陆与其他大陆相比其民族发展水平低得多，其表现形式是：部族数量多而大民族少。
据统计，在世界各民族中，人口上亿者有7个，非洲一个也没有。
人口上千万者有56个，非洲占有10个。
人口上百万者268个，非洲占107个。
按统计数字，非洲人口上百万的民族，实际上多为部族占全非人口的86.2%，也就是说，非洲人口中不足14%又分成600多族体。
这样约有半数国家在其境内没任何一个部族超过全国人口的50%，有些属于人口最多的部族，在全国人口中也只占20—25%左右，正是这种繁杂的族体构成了非洲部族矛盾、部族冲突的重要历史渊源。
二、部族冲突的原因
1.殖民主义入侵埋下的恶果。非洲既是最早被资本主义侵略的大陆，又是非殖民化最 后完成的地区。长期的殖民统治埋下了非洲部族冲突的祸根。
首先殖民者为一己私利，不顾非洲人民历史地理与文化传统，人为地划分边界线。
据苏联非洲专家阿纳托利-葛罗米柯的说法，44%的非洲边界线是按经纬线划的，30%是用直线或者曲线的几何方法划的，仅26%是由河流、湖泊或山脉构成的自然边界线。
这样把某些具有相同文化、历史的部族强行拆散到不同的殖民地，或者把完全不同的部族合并到一个殖民地，其结果不仅使非洲出现先有国家后有民族的奇怪现象，而且存在着不少跨国界的部族。
跨界族体作为一个特殊的族体，由于其部族观念、部族情感与国家观念、爱国情感往 往不一致，因而更容易产生部族冲突。
例如，边界一侧的部族常把自己的地位、待遇及经济状况与另一侧的本部族进行比较，若认为自己不如边界另一侧的同族，则可能发生两种情况，要么在本国展开斗争，希望得到边界另一侧的援助，像尼日尔的图阿雷格部族，马里北方的图阿雷格部族，多哥南方埃维部族等均是如此。
要么大规模转移，投奔到另一侧本族，像科特迪瓦经济发展导致布基纳法索、几内亚等国大批劳工迁入，人数由50年代10万人上升到70年代初的250万人，约占本国总人口的1/4。
这样，跨界民族的存在不仅严重制约着国家的凝聚力，使之经不起政治波动的影响，而且使得一个国家的政治事件很快波及到周边国家，影响整个地区，更有甚者导致边界冲突，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的边界冲突是一典型例子。
在殖民时代，索马里的部族被分割到英属索马里、法属索马里和意属索马里，之后在西方列强强制下，一些索马里人居住地区又被划入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
1960年索马里独立后，要求实现索马里部族统一，于是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发生边界冲突，战火燃起后，大量难民涌入索马里、吉布提和苏丹，人数一度高达200万，这样的战争在非洲屡见不鲜。
塞拉利昂内战造成50万难民涌入邻国几内亚、利比里亚，不仅加重了邻国的经济负担，而且直接促使几内亚政局动荡。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加纳与多哥、加纳与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与尼日利亚、尼日尔与贝宁、马拉维与坦桑尼亚等诸多边界冲突也皆因跨界部族而起。
其次，殖民者为维护其统治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蓄意挑起部族矛盾与部族冲突。
在南部非洲，英国人和布尔人对黑人各族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他们征服科萨人时，就挑动祖鲁人进攻科萨人，当他们与祖鲁人战争时则利用科萨人为其服务。
1879年英国人占领祖鲁兰之后，把这里分割为13个保留地，把祖鲁人分给13个酋长管，为的是使他们通过自相残杀、互不信任和彼此妨忌，而削弱力量，而随后黑人家园的发展又进一步助长了部族主义势力，并使部族主义仍为南非政治中一个令人关注的因素。
卢旺达和布隆迪两个国家沦为殖民地后，殖民者采取了扶植图西人，遏制胡图人的政策，使得两大部族对立情绪不断滋长，相互间不断发生冲突和仇杀事件。
1962年两国独立时，在卢旺达占统治地位的是胡图人，而在布隆迪的则是图西人，从各自部族立场出发，在卢旺达的图西人要改变政治现状，而胡图人则要维持现状。
在布隆迪，胡图人要改变政治现状，而图西人则要维护现状，正是这种坚持改变和维护国内政局的斗争，不仅使得两个国家独立后成为非洲国家政局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而且很可能导致部族大屠杀。
2.国家部族政策的失误。
非洲人民在处理部族关系方面成功者不乏其例，和睦团结的部族政策推动使有的国家从经济困难中走出，如加纳、坦桑尼亚。
有的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如博茨瓦纳、毛里求斯。
而部族关系处理最好的当首推喀麦隆，但是，绝大多数国家则缺乏一个公正、平等、团结的部族政策，其表现如下：
一是政党部族化，从理论上讲，政党是代表某一阶段、阶层或政治集团并为维护其利益而进行斗争的政治组织，而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情况却不是如此。
这些政党大多是二战后在争取国家独立的过程中应运而生，由于国内阶级分野和对立不明显，新兴的资产阶级力量相当薄弱，特别是相当一部分政党的领导人本身就是部族首领或氏族、部落酋长，再加上非洲多部族结构的国家特点，这些都决定了部族利益、部族倾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影响颇大。
这些政党无论在领导组织成员构成，还是纲领政策上都具有浓厚的部族主义色彩，从而使政治斗争极易演变成为部族冲突。
像肯尼亚支持莫伊总统的卡伦津部族与前副总统奥迁加的卢奥部族之间的斗争，成为肯尼亚30多年来最激烈的斗争，其目的都希望本部族的人上台执政，在索马里、刚果、塞内加尔、多哥等也有类似事件发生。
二是军队部族化，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在国家机器还未成熟和完善的非洲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谁掌握了军队，谁就可能攫取国家最高权力，因而在非洲国家中一名校官甚至一名中士发动军事政变并得手的例子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