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年初，叶振邦作为复兴党提出的总统候选人开始竞选演说，实际上，他即将开始其为期6年的两个总统任期，首次演讲安排在索龙的议会大厦，那个二战结束以后他父亲梦开始的时候。
30年前，一群人聚集在至今仍屹立在这条街上的这座建筑里，用这样简洁的言语，发起了南洋华夏民族不可思议的民主实验。
资本家和学者，政治家与爱国者们为逃脱政治专制的束缚，最终在索龙会议上发表了他们的宣言，这一会议精神一直延续了30个春天。
他们讨论出的文件得以签署通过但尚未最终完成，最后建国者们决定同意这些文件再继续讨论至少二十年，而将这一问题留待他们认为的聪明的子孙后代去解决。
当然，法律之下平等的公民权理念是这部宪法的核心，它向人民许诺自由、公平和一个随着时间推移能够且应当被不断完善的联邦国家。
但写就在纸上的宣言尚不足以使人民摆脱思想奴役，或向不同肤色和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提供他们作为南华联邦公民理应享有的充分的权利和义务，这就需要那些愿意履行其职责的后来者去缩小我们的理想承诺与人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间的差距——他们得经过街头抗议和法庭抗争，经过议会战斗和和平违法，这其间总是险象环生。
继续前人长久以来的、为建立一个更公正、公平、自由、更负责任且更繁荣的华夏民族国家的努力，这是我们在这场总统竞选一开始就定下的任务之一。
我之所以决定在这一历史关头竞选总统，是因为我坚信我们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才能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设一个更好的明天——只有相互理解，懂得我们也许有不同的故事，但拥有共同的愿望，懂得也许我们肤色不同，来自不同地方，但我们想要同一个梦想，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更完善。
这一信念来自于我对正派而慷慨的华夏人民坚定不移的信心，同时它也源自我自己的中华故事。
我是一个汉族，在我的父母的照料下长大成人，他们历经伟大的抗日战争，我在这个国家最好的学校里读过书，也在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里生活。
我娶的是一位德国妇女，她的血管里同样流淌着那个伟大日耳曼民族的血液——而这一血统又遗传给了我们的两个宝贝儿女，而且只要我还活着，便会永远铭记在这世上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里我这样的经历都会发生。
这样的经历不会将我塑造成最保守的候选人，但它使我骨子里因一种信念而警醒：这个国家高于它的各部分的加总，高于多数群体，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整体。
在这场竞选的第一年里，我们意识到华夏大家庭的人民有多渴望团结一致的讯息，而不是相反，尽管存在透过纯粹种族主义的有色眼镜来看待我的竞选的陷阱，我们在国家那些不管什么民族占主导的一些省份却赢得了显著的胜利，在联邦紫睡莲的旗帜仍高高飘扬的地方，我们筑就了所有民族大家庭强有力的联盟。
这并不意味着种族在竞选中不是一个问题，在竞选的许多层面上，初选前的几周里我们看到种族内在的**问题渐渐浮现，媒体四处搜寻每一场投票结果以作为种族对立的最新证据，这一对立不仅是在华族与其他民族之间，也在原居民外来者与之间。
然而，也就是在最近两周里，大选中关于种族的讨论发生了明显的分裂性的转变。
在这光谱的一端，我们听到这样的暗示，即我的参选在某种程度上是平权计划的一种实践，是那些眼界开阔的自由主义者寻求廉价的种族和解的意愿的结果。
在光谱的另一端，我们听到了另一种声音，可怕的一种煽风点火的言论，这种言论不仅会加深种族分裂，也有损我们国家的伟大与善良，这样的言论不仅冒犯了华族，也得罪了原住民，对于所有人同样是冒犯。
我旗帜鲜明地谴责这种极具争议性的言论，对一些人而言，纠缠不清的问题仍然存在，我需要知道的是，作为一个公民是否知道你对我们这个联邦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的猛烈抨击？
但那些最近引起轩然大波的言论不止于让人匪夷所思，它们不只是一位著名政治人物试图挺身而出反对觉察到的不公正，相反，它们反映了一种对这个国家的极度扭曲的看法——它将种族歧视主义视为天经地义，将我们这个国家的弊病夸张到掩盖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关于这个国家的美好。
这样看来，这些言论不仅错误而且极具分裂性，它在我们需要团结时分裂我们，在我们急需携手共进解决诸如战争、恐怖主义威胁、经济举步不前、日渐恶化的医疗危机和潜在的灾难性的环境变化这一系列重大问题时制造种族纠葛，而这些问题不是某个族群的问题，而是我们所有人都正面临的难题。
若从我的出身、我的政治立场、我信奉的价值和理想来考虑，毫无疑问，对那些我的支持者来说，我的谴责还远远不够，他们或许会问，为什么一开始我不反击？
但事实恰恰是，那不是我所认识的那个人，二十多年前我遇到时他是我的老师，他对我说人们有相互友爱和照顾病弱、扶助贫贱的责任。
他作为一名称职的政治家为国家服务，后来他在国家最好的大学作研究和上课，他三十多年如一日主持一个慈善机构，为社会做着高尚的工作——收留无家可归者，照顾穷困潦倒者，提供日托服务、奖学金和监狱服务，并向艾滋病患者伸出援手。
在我的第一本书《父辈的梦想》中，我描述了我在他那里第一年做义工的经历：“一阵大风将他的声音传递到每个角落，人们开始呼喊，从他们的座位上站起来、鼓着掌、喊叫着，…并且只有一个简单的讯息——希望！——我还听到了其他东西。
在那个角落里，在这个城市成千上万的礼堂里，我想象普通人融入那些有关生存、自由和希望的故事，变成了我们自己的故事，我的故事。
流淌的血液是我们的血液，眼泪是我们的眼泪。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这个普通人聚集的地方，再一次作为桥梁将一个民族的故事汇入未来的世代和更大的世界，我们的苦难和成功立刻变得独特而又普遍，是普通人的而又超越这个族群。
在记录我们的历程中，那些故事和歌谣提供给我们不断回忆过往而不必羞耻的方法，…有了那些所有民族都该学习和珍惜的记忆，我们就能开始复兴我们的民族。”
这便是我在圣疆慈善院的经历，同那些全国有重要影响力的人聚集的议会大厅一样，这里使普通人社区——医生和领取救济的母亲、模范生和社会底层成员，连接成一个整体。
仪式总是充满沙哑的笑声，有时还夹杂色情幽默，他们总是在跳舞、鼓掌、尖叫和大喊，似乎会吓到那些不曾见识过的人，它容纳了善意和残忍、绝顶聪明和盲目无知、尚在困境中挣扎的和已经功成名就的、爱和肯定、苦难和偏见这些普通人所经历的一切。
这或许有助于解释我和吴国桢老师的关联，尽管他可能不尽善尽美，但他如同我的亲人，他增强了我的信仰，见证了我的婚礼，并给我的孩子带来祝福。
在我同他谈话时，我不止一次听到他用贬损的语言谈及那些种族团体，或是对那些与他交往的所谓上等人毕恭毕敬，他内心也满是对他长久以来孜孜不倦献身其中的共同体的或善意或恶意的矛盾。
我不能否认他，如同我不能否认民族共同体，我不能否认他，如同而不能否认我的父母，他们养育了我，为了我一次次做出牺牲，爱我就像我的父母爱这世界上其他的东西一样，但他们也曾坦言还不止一次讲出让我畏惧的有关种族问题的深深思考。
这些人是我的一部分，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而这就是我所热爱的国家。
有人会认为这是我为那些不能被饶恕的言论作开脱的努力，我向你保证这不是开脱责任，如果图政治上的安全，我会忘却这一插曲继续向前走，并希望这些言论会自生自灭。
我们也可以把吴国桢老师看做疯子或蛊惑人心的政客对他不屑一顾，就像有些人在摩鹿加民族党领导人杰拉尔婷-山德鲁斯因最近的言语包含深深的种族言论而对她不屑一顾一样。
但种族是这个国家不容再忽视的问题，我们如果对此不屑一顾就会犯同样的错误，那就是在他关于我们这个国家政治的言论中以简单化的、颇具成见的方式放大国家的负面，结果造成对现实的扭曲。
人们做出的这些评论和最近几周日渐显现的问题都反映了这个国家的种族问题的复杂性，我们不能完好地解决种族问题也意味着我们联邦的尚未完善，如果我们对之视而不见，仅仅撤退到自己的一隅安分守己，我们将不可能团结起来并解决类似医疗、教育或为每个国人提供好工作的需求的难题。
要理解这一问题，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我的父亲曾说过：“过往并非僵死而被掩埋掉，事实上，它从来不曾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