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当过南华空降兵的人，我比一般人更了解战争，然而我的记忆有点模糊了——因为风沙和时间的关系，因为错误的数据，因为糟糕的通讯、愚蠢、恐惧和无知。
以下我要说的无关真理和谬误，我说的都是我所知道的，我忘记了很多数据，因此不得不查阅资料，我参考地图以确认地名，我参考关于南部非洲战争的出版物以确认各作战部队的番号和作战指令，我记得很多战友女朋友或妻子的名字和面孔，我还记得高原和沙漠，无边无际的高原和沙漠。
关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暴行的报道有可能被政府无限夸大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从联合国、我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那里获得更多的支持。
那一天，我所在的部队——南华联邦第三空降旅第二营独立侦察排——正驻扎在伊里安岛中部山区中的军事基地，在得知即将打仗的消息后，我们排着方队来到基地的理发店，每人理了一个新发型——我们开始没法称呼它，因为我们头上只有薄薄的一层还在存在，后来我们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板寸。
随后，我们叫几个哥们上城里去，他们租了一大堆战争影片回来，整整3天时间，我们泡在基地的娱乐室里一边喝啤酒，一边观赏那些该死的影片。
我们特别喜欢看有关东南亚战争的片子，因为那场战争离我们最近，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观赏那些最刺激的镜头，例如战场逃命、友军误伤和街头巷战等。
有人说，很多关于东南亚战争的影片都是反战的，它们传达的信息是战争的残酷，告诫年轻人走上战场杀戮将会面临怎样的后果。
然而在我看来，所有的东南亚战争片其实都是支持战争的，无论那些大导演本来的意图是什么，索龙，莱城或别的什么地方的叫张王李赵夫妇的可能在看电影时会掉眼泪，觉得战争惨无人道，然而在莱城空军基地的下士张勇军和在拉包尔海军陆战队基地的一等兵王玉福在观看同一部电影时却兴高采烈，他们为那些熟练又可怕的杀戮技巧额手相庆。
1989年11月3日，外交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将南非事件称为伤害了我国的重大利益。
11月5日，国防部长隋建刚元帅出访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双方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即南华联邦的正规军第一次被允许进驻他们国家的领土。
11月6日，政府开始逐条宣传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那些决议都是对南非实施贸易禁运和经济制裁的内容。
1989年11月17日，南华联邦开始调兵遣将，杀奔南部非洲。
当天，我正在基地的体育馆里练习举重，突然听到战友们在嚷嚷一条消息：南华联邦第三空降旅全体将士立即去各自独立单位报到，看来，我们一定要上战场了。
11月14日，我刚满20岁两天，我们第二营飞抵安哥拉。
一下飞机，机场的景象跟任何一个繁忙的国际机场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我们这帮旅客个个背着大行囊，挂着装满子弹的冲锋枪，腰间系着防毒面具，天空中有喷气式战斗机在巡逻。
我们行军到了军事基地，住进了宽敞明亮的大帐篷，中校召集我们训话，很骄傲地宣布：我们参加的是水星行动，目的是保护我国在南部非洲的权益和消灭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我们开玩笑说，我们从空降旅变成了解放者。
尽管我们一直觉得自己很可笑，但我们知道自己很可能在战场上死去，我们是来保卫某些我国大公司的利润的，这些公司跟政府有着直接的联系，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当然知道战争的结果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最为紧张的是那些老迈的有钱人和那些在南部非洲上有着数十亿元收益或损失的王八蛋。
但我后来知道我是错的，在这些南部非洲作战的部队中，爷爷奶奶或者父母是将军的人数达到三千多人，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当然，高级文官的后代也达到了上千人，我对我的想法感觉深深的歉疚。
11月底，更多的大兵来到安哥拉，尽管我们在宗教信仰、扑克牌游戏规则以及最佳女人胸部和腰部的评判标准等问题上有着这样那样的分歧，我们仍然是一个紧密团结的战斗队伍。
把战斗队伍称为大家庭的说法太没有创意了，我们宁愿说最好的战斗队伍就像一个不和睦的大家庭，不和睦的程度和方式决定了我们在战场上生存的可能性和方式。
到了12月，天气开始转凉，空气不再像着了火一样，然而在我国国内，反战人士闹翻了天，反战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我的女友李珍给我寄来一大堆反战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将目前的南部非洲的冲突与我国的资源状况和经济形势联系在一起。
不过，我们这些空降兵独立侦察排的大兵们才不理会什么资源呢，我们关心的是活命和射击。
工兵在军事基地中建了一个靶场，我们每天都要进行1小时的射击训练，后来，我们几乎百发百中，于是不再瞄准，端起枪来就射，一名狙击手在抠动扳机的瞬间就知道他能不能有效地击中目标。
射击训练完毕后，我们还要清理武器，当别的部队的士兵返回营地后，我们还得在靶场周围巡逻，顺便清点我们的战果。
有一天，我在巡逻时发现4名黑人正朝靶场走来，通过望远镜观察，我发现这4个家伙正拖着一块胶合板翻过一座小沙丘，靶场附近经常有当地黑人出没，这片地方是他们的家，而我们是客人，然而这4个人的举止有点不对劲，我一时猜不到他们在干什么，也许他们是送食物给我们，也许他们心怀敌意，图谋不轨——一想到这，我们立刻提高了警惕。
李德勇和麦元建端着狙击步枪在后面警戒，强阳明和我则迎着这4个人走过去，每向前走一步，我觉得体温就升高了一些，而我们和他们之间的距离却在拉大，我们受到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变得更大。
他们的白色长袍在风中摇晃，这使他们看起来很像一个一支大部队，而不是一个小分队，我觉得，这些家伙肯定是南非间谍，他们几天前越境到这里，装扮成当地人的模样，企图刺探我们的军情。
情急之下，我搜刮枯肠，努力回忆以前学过的几句斯瓦西里语——我是你们的朋友！放下你们的武器！你们被包围了！我是南华空降兵队员！停下，否则我开枪了！可我当时一句都想不起来了，我只好用英语冲他们大声嚷嚷，我想，如果这些家伙是间谍，他们大概会几句英文吧。
话得说回来，我执行巡逻任务不下千次了，但从来就没有碰到过真正的敌人，这几个人听见我喊话后，在山丘顶端停下了脚步，我们相距不到100米，我可以在几秒钟内迅速掏枪将他们全部放倒，这个念头让我感到很刺激，我知道，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我们都会战胜他们。
我定睛一看，发现在他们的右边有5头骆驼，很显然是属于他们的，我们盯着这些人，这些人也盯着我们，过了好一阵，其中一个家伙冲我们挥了挥手，强阳明于是也冲他们挥了挥手——这既是警戒，也是安抚。
冲我们挥手的那个人走了过来，他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满脸堆笑，于是我慢慢地拉上了狙击步枪的保险栓，小伙子在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蹲下来，用手在沙地上写写画画，嘴里还飞快地念叨着斯瓦西里语和英语相混杂的句子，当他用手指着那几头骆驼时，几个黑人从隐蔽的地方冒了出来——现在，他们是8个人了。
他说了半天，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抱怨跟骆驼有关系，但我们仍然不能确定他到底在说什么，他在沙地上的涂鸦把我们弄糊涂了。
这时，他慢慢地伸手过来，准备摸我的狙击步枪，我用一只手按住他的脑袋，逼他低下头，过了一会儿，我知道他并没有敌意，只是企图跟我沟通，于是我取下弹夹，并把枪膛里的子弹都退了出来。
在他的眼里，我看到了惊奇和恐惧，我把枪递给他，他像一个小孩一样拿着枪翻来覆去地看，随后，他用枪指着那些骆驼，嘴里模仿着开枪的声音。
强阳明和我互相对视了一下——8个人，5头骆驼，哦，原来他们的几头骆驼被人开枪打死了，他们怀疑是我们干的。
小伙子仔细检查着我的枪，我知道他正在寻找我们开枪的证据，然而我们的枪在射击训练之后都上过油了，他根本找不到我们刚才开枪的痕迹，反而沾了一手的润滑油。
小伙子转过身去，冲同伴们嚷嚷了几句，最后他们一群人无可奈何地走开了，我们也开始撤退，强阳明突然说：“很高兴我们不必开枪打人，不知道哪个鬼崽子拿他们的骆驼当活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