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胜强哥。除了对参战国的直接影响外，布尔战争对现代军事理论和装备技术的发展也影响深远。
在这场战争中，许多重要的近现代作战理论初露端倪，或者首次发挥出其重要作用。
在布尔战争中，德国总参谋部向德兰士瓦和奥兰治派出了军事顾问，瑞士、荷兰、法国等国也派出军事观察员前往南非。
面对英军借助铁路进行的大规模快速兵团调动，以及占压倒优势的大兵团正面作战，德国总参谋部加深了对总体战学说的信赖。
而瑞士以及后来的以色列则根据布尔人全民皆兵的军事思想，建立了自己独具一格的国防体系。
在作战理论方面，布尔战争再次提出了关于全民战争的理论－－每个符合服役条件的平民都是待征召的战士，平时在农场和城镇中从事自己的营生，并在一年中的某段时间里接受短期的军事训练，战争爆发后则迅速按地区集结报到，组成民团参战。”
“对于人口和资源相对贫乏的小国来说，由于平时军队不事生产，军费糜耗甚高，不可能经常保持一支拥有一定规模的常备军，所以采取全民动员、平战结合、兵民结合的政策，可以解决一定的困难。
但是，由于小国的国力和人口资源毕竟有限，在强大的一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情况下，尤其是在20世纪以来，在战争手段和武器水平越来越先进的时候，战争愈发成为国与国之间进行国力比拼的手段，以步枪武装起来的平民不可能战胜巨炮、坦克、飞机、战舰的。”
“是的，全民战争的优势在于，如果敌国侵略的目标是以获得暂时的经济利益和军事利益为主，那么它可以对敌人产生一定的威慑力，迫使其权衡利弊损失。
但是如果战争的目的是为了领土兼并、种族仇恨或者意识形态等非经济因素的原因，那么全民战争对战争的最终结果不可能产生逆转性的影响。
在当代的高科技战争技术和精密打击手段下，全民战争的理论尤其过时。
另外一方面，对于那些国力比较强大、人口资源丰富的国家来说，平时可以维持一支常备军队，不需要采用全民动员的方式，全民战争的理念在这些国家往往会发展为在沦陷区进行游击战的形式。
游击战可以牵制、消耗敌军的兵力，但是它对本国产生的破坏性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全民皆兵的提法把战争的目标引向了没有防御能力的平民，为了消除游击队活动的基础，敌方往往不择手段地采取诸如焦土政策、连坐法等野蛮措施，置平民于死地。
无论在德兰士瓦，还是在后来同日本、德国作战的中国、南斯拉夫，庞大而有效的战争机器对平民的残酷杀戮都证明了这一点。
二战初期，丘吉尔在发表了那个－－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和丛林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任何地点作战的着名演说之后，也不得不承认，如果德国入侵英国成功，在英国本土进行的游击抗战中－－双方的残杀行为都将有可能是严酷的、大量的。
而英国游击战的前途，则很可能是象当年在不列颠铁蹄蹂躏下的布尔人一样，这个岛屿或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入饥荒中，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刻挺身而出，用它的全部力量把旧世界援助和解放出来为止。
所以游击战往往是在各个国家集团的战争中，作为在沦陷区的一种辅助和牵制手段、以及在盟国间争取战后政治地位的一种政治筹码来使用。
在一国孤军作战、没有与别国结成军事同盟的时候，单纯凭借全民战争和游击战，并不能对战争的结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德兰士瓦和奥兰治的悲剧便证明了这一点。”
“那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对我们是什么概念？”
“发生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的布尔战争，连同发生在布尔战争一年之前的美西战争和两年之后的日俄战争一道，宣告了旧日战争形式的结束，以及一个新时期的到来。
从遥远的南非大草原上传来的星点火光，依稀照亮了未来的战场，遥远的欧洲地平线上正在阴霾四合。
布尔战争已经悄悄地揭开了世界大战血腥的序幕－－所有国家将为资源而战，为土地而战，最终的目标是占领。”
“好了，振邦，今天时间不早了，明天是周末，你也得让哥哥们好好休息了。这样，三天以后吧，你准备准备，听听你对南部非洲问题的高论。”
转天的例行周末聚会，大家的表情都带着一脸庄重。
“这都怎么了？休息时间啊？”饭后的叶奋韬不解的看着这一圈人。
“还不是你家那几个少爷，我们现在愁得不知道怎么办了？”
“问题还很严重，都是那几位啊？”
“瞧你，都几岁了，还吊儿郎当。”
“我没看出来什么，也不像你们整天吃饱了撑的。”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那是幸福的烦恼，我们是真的烦恼。”
“你这都让人急死了，有话快说。”
“叶叔，这是我那大弟弟写的东西。先说好了，这是开头，后面有的是，您这个大闲人抽空看看。”
“好啊，现在老大也变得幽默了，你现在可是总统啊。”
题目摘要－－生态问题
生态环境产权界定不清，存在环境贡献者与环境受益者的利益非对称性。
环境产权制度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长期以来，在我国，生态环境领域一直没有明确地提出产权问题。
由于存在根深蒂固的产权实物观即把产权仅仅理解为一种实物形态的东西，而对于生态环境这种无形之物人们普遍认为可以无价或廉价获取。
于是，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生态环境形成无偿使用，外部经济的受益者不需要支付相应报酬，甚至不需要支付任何报酬就能获得好处，而外部收益的提供者利益则受到损害。
这涉及到溢出收益的问题，生态环境具有典型的正外部性，主要表现为私人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收益的不一致，产生向外溢出的收益。而这种外溢的收益处于市场交易之外，难以通过市场价格反映出来。
比如，某些地区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做了诸多贡献，包括生态公益林的建设以及各种禁止开发的自然保护区等，但却未能获得与这种环境贡献相对称的收益。
与此同时，那些享受到这种生态环境外溢收益的其他地区却未能支付相应的费用。
于是，为生态环境保护做出贡献的地区和享受溢出效应的地区之间存在着利益分配的不公平，这也是造成区域间收入分配关系未能理顺的原因之一。
再比如，生态环境对毗邻地带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更值得研究，生态环境较好的房地产项目和一般项目之间在价格方面存有较大的差异。
在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在从事经营活动过程中，实际上搭乘了社会创造的生态环境效益的便车，不合理地攫取了优质生态环境所产生的一部分收益。
这种产权界定的缺陷导致收益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和环境创造者之间不合理的分配，收益明显向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合理地倾斜，在一定程度上拉高了房地产行业的利润。
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利益分配不合理的经济格局，与没有建立现代环境产权制度，特别是环境产权界定不清有关。
这不禁使人想到著名产权经济学家巴泽尔的一段话－－产权界定越明确，财富被无偿占有的可能性就越小，因此产权的价值就越大。
这对研究生态环境产权界定对收入分配之影响是十分重要的。
结论，清除1955年以前的产权问题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任务。
“这个不就一个研究报告吗？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奋韬兄，这只是一部分，回头您回家还有一批资料邀您带回去看。说实话，我是真的不相信这是出在一个27岁的年轻人之手。”
“谁啊？让上官兄这样看重。”
“老叶，还能有谁？您家里的大少爷，那个黑字大学经济系毕业时的第一名。”
“是么？我可真的不知道他还写研究报告。当时，孩子没上硕士，我家老婆子还和他打了一架。”
“我看不用了，老叶，上官兄的研究院早就给他下了聘书－－研究员，相当于副教授，那是不久前的事。”
“奋韬兄，光是这样还不行。我有个建议，是不是让他去以一个地方为试点试试他的所有想法是否行得通？”
“好是好，他这个年岁是不是遭人议论？”
“老叶，你说的不对，那黑字刚起来的时候，那些独当一面的人还不都是三十来岁。现在他也去不了，下次选举还要五年。”
“奋韬兄，我看让他自己走走，自己看自己分析，研究院负责所有的费用。”
“不好，让他挂名研究院，费用我家二丫头会出，她现在可是有名的富翁。再说了，我看他对北方感兴趣。”
“行，这样也好，那就是兼职研究员，自己定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