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完了麦子，又种上了谷子，乡下人进入难得的伏歇期。于广源把于昭楚送到六十里以外的县城读中学。
学校的名称是“正毅中学”。这是整个河阳县最好的中学，学校里不仅开设语文、数学课，而且还有自然、历史、地理等科目，徐焕就是刚刚从这里考入了北京大学。
于广源的舅家就在县衙后面的那条街上住，舅和妗子是早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于广源和他的几个表兄弟一向走动得很好，于昭楚一进入正毅中学那天就去拜访了于家的老亲。
如今的河阳县县长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郭奉孝了，当年的郭奉孝在袁世凯死后着实高兴了一阵子，但是随后就高兴不起来了。
“乱世英雄起四方，你方唱罢我登场”，世道更加混乱不堪了。曾经在一年之内，河阳县境内来过三茬队伍，每一次队伍来都打着平乱安民的旗号却不知他们平的是哪门子乱、安的是哪方的民。三茬队伍走的是同一个套路：来到之后，先让县长安排吃住，大吃大喝几天后接到上峰命令开拔又让县长提供给养。
原本河阳县一年只征收两次税，即秋天的土地税和夏天的车马税，而且车马税只是偶尔征收，但是自从袁世凯死后，苛捐杂税越来越多，弄得郭县长筋疲力尽，河阳县民怨沸腾。
郭奉孝一气之下，在县府案桌上写下一首打油诗：人命不如鳖命强，土匪当爹贼当娘。而今大笑归家去，不管里短与家常。之后雇上一辆驴车拉着他和他的夫人扬长而去，对上峰连招呼也不打。
当驴车行进到城东门口时，无数的民众拦住驴车，苦苦哀求郭县长留任，怎奈他去意已决。
看看实在留不住了，几个有德望的人站出来请郭县长给河阳人留几句喻世明言。郭奉孝苦笑道：“奉孝才鲜德薄，哪有劝人良言。”
然而众人坚持让他留话，郭奉孝无奈，取出纸墨，挥笔写下四个大字：侍亲如子。
众人疑惑间，郭奉孝上了驴车，对着黑压压的送行人群拱手一揖，飘然而去。
郭奉孝的四字留言轰动了整个河阳，一直流传到现在，而且人们越来越觉得这简直就是至圣名言啊！“侍亲如子”看似骂人之语，实则警世名言啊！试想如果人们侍候自己的父母如同侍候自己的儿子一样上心，这世界将是多么和谐！
……
于昭秦告别了塾师张茂才先生，一心一意地帮助父亲经营着家业。
对于层出不穷的苛捐杂税，凤鸣镇人生活日坚。
其实整个凤鸣镇能称得上地主的不过三四户，其余的大多数人家是中等乡民，一点土地也没有、沦落给别人当觅汉为生的少而又少，贫富情况呈纺锤状——这是最为安定的一种分布状况。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许多地主人家本来田地不少，但是后代繁衍茂盛，几代传下来，分到每个人名下的土地就很少了，因而也就成了中产阶级。就拿于广源家来说，到于广源这一辈时已经是五代单传，所以他的祖上辛辛苦苦置下的田地没有被瓜分，逐世积攒，到于广源手里时已经有三十大亩了，称得上一个小地主了；但是如果不是于继祖在省城做买卖发家，三十亩地没有变化的话，分到昭秦、昭楚、昭湘名下时，每人也不过十大亩地，充其量是个中农。
河南的商芝村就不同了，全村九成土地都在以商玉斋商老爷为首的地主手里，全村九成多人家是地主的佃户，中产阶级少而又少，贫富人家分布情况呈锥子状——这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几乎每年都有商芝人踏上闯关东谋生的路程。十几年前的那次大旱使得走投无路的贫苦百姓铤而走险抢了商家的一处粮庄，结果被商府的家丁开枪打伤三个贫民，这次的响枪使得商玉斋和商芝人之间有了难以弥合的鸿沟。
凤鸣镇的地主们都遵守着一个协议：地租收二成半，顶多到三成，灾荒年头可以少缴甚至不缴。凤鸣镇的地主们并不只是把土地租给别人耕种，多多少少留一些土地自己亲历稼穑。
在凤鸣镇，真正意义上的的地主只有两家：于广源家和孟宪仁家。因为只有他们两家可以不用亲自稼穑而能吃喝不愁。但是于广源不但亲自下地干活，而且他的活道在整个凤鸣镇也是首屈一指，尤其是他扬场的手艺那真是炉火纯青。
在麦收时节，扬场的活就叫广源夫妻二人承包了。
夫妻两人站在场院里堆成小山的麦子旁边，于广源端着簸箕，李氏手拿木锨，被碌碡压碎了的麦子粒混着麦穰麦秸被李氏用木锨一锨一锨地挑到簸箕里，于广源两手握着簸箕沿，轻轻向外一抖手腕，掺着麦穰麦秸的麦子随即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落在不远的地方。两个人一锨一扬，一锨一扬，拿锨的不用看簸箕，拿簸箕的不用看前方，闭着眼睛就把活干了。扬了几分钟后，于广源坐下抽袋烟，李氏则拿起扫帚，在扬过的麦子堆上用扫帚尖轻轻掠过，上面的麦穰和麦秸立即去了一边，只剩下红黄色的麦粒……这时候往往会有人专门跑过来看他们夫妻扬场，人人啧啧连声：这两口子，天生的一对，地设的一双啊！
孟宪仁虽然比广源大两岁，但是他一直是以广源为榜样，处处学习广源。虽然他已经是南里北庄出名的财主了，但是自己仍然亲自种着十几亩地。不幸的是自从他的两个儿子死后，他的精神受到很大的打击，脑海中时时出现两个孩子的影子。有时候他突然认为是不是自己的所作所为触怒了上天，上天要给他惩罚呢？自从他挖出银子就隐隐感到自己对不起王百万的后人，在两个儿子莫名其妙地死了之后，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有一年夏天他专门跑了一趟王集县，找到当年避雨的人家，隔着墙向院子里扔进两个大银元宝，每个元宝重达五十两！
儿子的死对孟宪仁来说始终无法释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抽上大烟。大烟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片刻的愉悦，却让他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每当过足了烟瘾，他精神抖擞象年轻时候一样，但是烟瘾一上来则低头弓腰，哈欠连连，眼泪鼻涕甚至口水一齐流下，活像一个将要入土的耄耋老人。大烟也让他苦心经营起来的家业走上了下坡路，抽大烟前，他的田地面积一个劲儿地增长，由分家时的八亩猛增到二百亩，在整个凤鸣镇仅次于于广源家，他把绸缎庄的盈利都变成了土地；自从抽上大烟，他的土地再也没有增加过，绸缎庄的盈利都变成了他嘴里的云雾。继母李氏只要看着他高兴就行，从来就不知道抽大烟的害处；妻子周氏心疼丈夫，看到丈夫想儿子想得整宿睡不着觉，她觉得丈夫抽大烟也是一个解脱的办法，所以也不去制止。
过了大半辈子节俭日子的孟宪仁虽然自己深陷*不能自拔，但是他却是深知此害，他绝不允许自己的儿子也这样。每当他过足了烟瘾的时候，就领着两个儿子来到自己耕种的地里干活，锄草、间苗、收割等等农活都身体力行。
有一年的秋天，他正和他的两个儿子在收割过的豆子地里拔豆茬。村民拔豆茬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豆茬可以用来烧火做饭，二是拔了豆茬种麦子方便。本族的一个年轻人看到他调侃道：“宪仁叔，您抽一次大烟的钱就能雇人干完这活了，您何必亲自动手呢？”孟宪仁回道：“你个小孩子家懂什么，我这叫抽大烟拔豆茬——一码归一码。”
……
事实证明，于广源把自己的大儿子留在家里帮助自己是对的，于昭秦和自己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不光是长相一样，而且性格也是如此。刚刚十六岁的于昭秦不仅对地里的所有农活驾轻就熟，而且心机细密，做事几乎没有纰漏。村里的人情世事，亲戚间的迎来送往，于广源都很放心地让昭秦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