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老人一家六七口安顿在报社附近的一家小招待所里。这样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热汤热水至少可以缓解温暖一下他们寒冷的心。
一小时后，她第三次前往第二看守所采访，见到程贵阳时她首先告诉了他这件事。
前市委书记秘书似乎早已料到，并不十分吃惊。
他并不为女记者关心老军人一家的行为所动，也不追问他们现在的情况如何。只是看上去心情异常糟糕，远不是前两次那样愿意接受采访。
闲谈了几句，女记者问他怎么了，身体不舒服么？程贵阳摇头。为了掩饰，他说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别说别人不理解，就是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
“好，我这里还有个故事，不妨你先听听如何？”看到柳雅致耐心等待，他强打精神，开口道：“猫和老鼠的事你采访过？”
见柳雅致一时不知所云，没明白他的意思，他说，“就是书记火烧小贩的惨剧。”
见女记者明白他意思了，他这次狠狠地吸了一口烟，继续道：“在强大的社会精神压力下，任何个人要保持肉体的欢愉和健康，就必须在精神上也保持欢愉和健康，否则就是行尸走肉，即使那些无神论者也必须有精神上的支撑点……
我喜欢的人，是那些常常觉得自己被良心所折磨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还有希望，还值得活下去，可是在这样的时代，在这样的情形之中，有几个人能这样呢？”
“可以说，我在当县委秘书、市委秘书的十二年中，最难忘的事情不是如何为领导服务，不是享受了哪些东西，而是常常在灯下展开文稿，一字一字校对那些**信的时候，我就会被那些朴素的语言与悲苦的遭遇所震动，一种揪心的痛隐隐发作，像是上了瘾一样，每个月我都期待着，期待这一份大仁爱和大感动能够被罗书记发现。
当我忍不住的时候就想给罗书记汇报或写信，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如果因此影响了他思考大事，我会不安，心里不知会感到何等的罪过。
其实，像我这样怀着期待的干部并不少。一位同事说，读现实生活这部大书似乎是一场比赛，是平民百姓的耐心和当权者的能量在较量，一场一场地比下去。
一方面，随着头脑中多年的革命价值观的解体，‘发财致富’成了社会上下普遍通行的主流价值观，人们对金钱的渴望在暴富阶层行为的激励示范之下加倍膨胀；
另一方面，致富的机会绝大多数被权贵集团所掌握与垄断，尤其是自90年代以来，许多普通人连维持生计都十分艰难。
正是这种普遍受到激励的‘渴望’和现行体制只为权贵集团提供致富机会的现实，产生了理论工作者所说的‘社会结构的紧张’，由此挤压或诱发出一系列反社会行为，也许——”
程贵阳停顿一下，望着柳雅致的目光有些异常的含义，“也许我这次的举动就是其中的典型现象。这是社会底层成员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进入中上层社会后所选择的另一种反常的自绝之道。”
“可你不在下层啊？”
“说得对，可我也不在上层。包括为领导服务的十二年。”
“你的故事？”
“我的故事还是缘起一件往事：有人被书记砸烂了锅碗瓢盆桌子凳子和摊子，还掀了油锅烫了人，伤心欲绝地告到法院，说太不人道也太不公平。
法医给出的鉴定结论为‘iii度烧伤’。两个月后，受伤小贩家属向市中院提起刑事附带行政诉讼，但已经过了20天，法院并未按照规定作出立案或不立案的裁定。
之后，在律师陪同下，家属向政法机关提交了申诉书，得到二三百后来迅速发展到六七百‘非法小贩’的集体抗议和声援，法院领导为了显示他们能听取群众意见，决定在‘院长接待日’拿出专门时间，让小贩代表面对面地轮流反映情况。
“副院长主持了与苦主们的第一次对话会，他先说了一大堆城市的宏伟规划与远大前途之后，然后告诉小贩们不予立案是有法律依据的，要求大家体谅政府和书记部门的困难，要从大局出发，服从和支持‘建设文明整洁的卫生城市’。
这并不奇怪，过去的经验告诉人们，为生计奔忙的老百姓本来就没有什么权利，不能要求公平的待遇，找法院、公安局和检察院办什么事最好是乞求他们恩赐；但把虐待也当作恩赐，暗示他们要‘谢主龙恩’，这倒是头一回。
“不过那样的借口实在太恶劣，而且被驱赶打砸的‘非法小贩’大部分都是下岗的4050人员，为了糊口不得不充当城市卫生的‘破坏分子’，不像法官们那样衣食无忧，办公还一人一间宽敞明亮的大房子，因此大家拒绝调节，坚决要求立案，给个说法。
“看到瘦骨嶙峋的‘非法小贩’被暴打、烧伤，摊子被粗暴地砸烂、掀翻，穷人的活路被堵死，以及几年来的怪现状，那些围观和沉默的人们会联想到什么呢？
“事情越闹越大，要进京了，后来才由政法委书记出面立了案。
“一条虫很羡慕蛇的威严与有力，但不敢轻易夸耀自己身上的肌肉，因为这很冒失，还可能被同类所贻笑：蛇不动声色，足以让人避之唯恐不及。但是，一条立志要成为蛇的虫就不简单了。
“徐三脚就是这样一条立志要成为蛇的‘虫’。
“这个人的大名在案卷上亮堂堂地写着‘徐福胜’三个字，但在法官老解眼里，当初怎么看怎么也没有看出这条虫心里的货，福在哪里，胜又在何处？直到后来栽在这个又瘦又小的虫手里，才算是悔青了肠子。
“被书记砸烂了锅碗瓢盆桌子凳子和摊子，还掀了油锅烫了人，满脑袋缠着白花花黑糊糊药布被众手伤心欲绝地抬到法院，大呼冤枉，带头‘闹事’案中最大的苦主就是这个徐三脚。
他虽不是下岗人员，但实实在在是个走投无路的三无人员。几年前书记执法时就拿他首先开刀，市委书记罗守道、市政府要求三至四年内达到‘国家级卫生城市’标准，随后滨江市容环境卫生监督管理局对城区35条主街道的创卫战役作出具体部署：创出28条‘卫生严管街’；每一至两个月要再创出一条‘卫生示范街’。
“活该徐三脚倒霉，随着创卫工作紧锣密鼓地推进，街边小贩与书记执法者之间也从‘暗战游击’进入正面冲突。
“那一日，城管支队大批队员在市容环境卫生监督管理局对辖区马路街道进行创卫验收前，向街边小贩发起了最后也是史上最疯狂的进攻。
徐三脚夫妇对此提出质疑，可怜他话没说完，身边的摊子早已被掀翻，随后一锅滚沸的炸油便上了身和脸，同时对‘没有行动的’摊点进行没收工具捣毁炉灶处理。
“事后一小时，全身80％的皮肤被油灰，伤情为最严重的3度烧伤躺进重症监护室的徐三脚，昏厥中咬着牙叫着‘告、告、告法院去……’此举引燃了全市甚至全国有关‘是小贩素质低下还是书记执法粗暴简单’的大讨论。……”
故事就是这么个故事，但结局远没有就此结束。
程贵阳说，这个事发生时他正在申请辞职，准备回家一心一意写作。
他认为那样也能吃一碗饭，既然自己觉得不适合继续作市委书记秘书工作，最好的选择就是尽早离开。眼不见心不烦。许多事情，比如创建卫生城之类，不是不可以做，问题在于怎么做？
劣的东西在被发扬光大，优的东西却在隐退和消逝。一声命令下来，不管三七二十一，这非常值得今人思考。
现在的天朝当然跟五十年前完全不同了，但不幸的是，黑暗的十年造成了天朝理论工作者的断层，导致天朝思想高级人才的缺乏，更不幸的是，天朝的理论界还在不断堕落中。
多少人都心知肚明，问题是无人有勇气挺身而出罢了。
就象《皇帝的新衣》里面，其实老百姓都知道皇帝没穿衣服，但谁敢说出来？一说出来可能要全家杀头的。童话的结局没有说明那个说出真相的小孩下场如何，我估计应该是某天夜里他们全家就失踪了。
好了，终于有个人敢说真话，这个人秉性执着坦率，童言无忌把话都说出来了。可惜他无权无势，不能象邓小平一样扭转乾坤，只能靠事实证据说话。因此，他的挨批挨骂挨打，到法庭上没人管，都是无法避免的。
“这就是生活所赐的丰富性。官场与平民，本来就是人间书写不尽的两大类苦难，或是人祸，或是天灾。
前者的悲剧，因为具有传奇因素，突出了政治的力量，苦难意味往往能在英雄的光芒下有所淡化；而后者的悲剧，由于摒弃了任何英雄传奇的内容，也没有英雄的生长土壤，苦难更让人生出无助及无奈之感。
那种痛苦是透彻肺腑的。当时，我也想公开签名支持这个可怜的徐三脚，住在医院里，没钱治，烧他的人也不管，但看到许多部门都指证作假，再看到中院都说怎样怎样……
我不由得想到自己辛辛苦苦为领导服务这么多年，还要在这个城市混，还想某天回市委办事，还想要过正常的日子。
于是心里就怕了，个人无权无势没有什么成就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很容易随时就被人封杀了。不怕一万还怕万一，还是当个沉默的大多数算了。于是沉默，还是沉默。
“我看到有一篇文章指出：自从天朝的经济改革开启了‘权贵私有化’这条化公共财为私有财的通道以来，官场的‘保护主义’关系网络不仅服务于‘红色贵族’利益集团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易，而且也延伸到商界（包括具有黑社会背景的商界人士）和其他社会群体（包括黑社会组织）之中，成为‘红色贵族’通过官商勾结（包括“官黑”勾结）致富的关键纽带。
换言之，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保护主义政治’沿着两个方向伸展，其一是保护主义政治关系几乎全面覆盖了党政部门，其二是官商关系日益‘保护主义’化。联想到滨江市的一些事，可不就是这样么？
“不知怎么回事，我那时一下子就十分憎恨起我曾经为之服务了十几年的这个罗守道书记来。真的，说不清为什么。就是恨。
“由于他这个‘一把手’掌握了滨江市的一切国家资源，包括土地、矿产、金融、重要战略物质、投资某些行业的审批权，具体掌管这些权力的官员们便成了国家资源的施舍者。
于是，在代表国家管理这些资源的政府部门和需要使用这些资源的新执法者、商界之间，就出现了一种受制度保障的特殊供需关系。
拥有分配资源权力的官员不仅是资源的‘供方’，还掌握着分配资源和为这些资源定价（制定政策）的权力。可以随时随地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对自己管辖下的权力机关下令执行，‘需方’和‘供方’之间的寻租活动就形成了官员与下属‘施惠－受惠’的利益关系网络。
如果给下岗工人一个能放心摆摊儿的地方，谁愿意像现在这样四处躲藏，像老鼠躲猫一样天天躲着书记？交点钱也愿意！
一些**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滨江市的经济建设和城市管理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但又有几条被点头认可和付诸实施呢？
“如此这般……等等等等。
“我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儿愤世嫉俗？或者说……反动？不，其实我只是痛恨个别手握重权的人没有正确行使这些权力，很少从老百姓的角度考虑问题和行使职权而已。
你说这不可恨么？
也许，我的思想根源，我的犯罪动机，与此有关？审讯时，专案组的人一直在追问这些，我也糊涂，现在我也在回想和思考，我到底是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呢？为什么从一个正派的人物，一下子就坠落到了这样可恶的地步？”
程贵阳突然强烈地咳嗽起来，眼睛发红，他把头压得很低很低，从女记者坐的位置只能看到他的头发已经垂到两腿之间去了，一声接一声地咳嗽，足有两三分钟。
停止狠咳后，他不再抽烟，断断续续地说道：
“不是么？我在滨江市呆了十多年，一直就在罗守道书记身边。虽说我并没有发现他跟一些恶势力有直接来往，可是黑社会手法在官场蔓延，你怎么能够知道？
作案那天，当我看到光他的特大号双人床里随便放在那里的一大堆人民币，我就明白了。
一个市委书记，如果干净的话，哪来那么多钱？谁给他送的？是一次性送的么？难怪他抽的烟永远是中华，他的一包香烟就顶上那个徐三脚一个月的辛苦，他的工资总额加起来够么？所以我认为，他最黑，他应该对滨江市的一切不公平事件负责。
“再联想到其他地方的一些事情，其最典型的表现是借助黑社会势力介入权力之争，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官杀官”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比较有名的案件（这些资料在我的《犯罪日记》一起都有）：山东省水产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程震于20xx年10月21日雇凶杀害王家斌夫妇（案情真相到20xx年才暴露）；山西省洪洞县原城建局局长薛文勋买凶杀死其继任者朱其林（2xxx年）；xxxx年江西安义县长陈锦云买凶杀该县县委书记胡次干、副书记万先勇——xxxx年3月广东省阳春市委书记严文耀、副市长杨启周、财办副主任林启菊等密谋杀害原阳春市长等人；xxxx年6月28日河南省原舞钢市委书记李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