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旗高举
——赵博生
宁都霹雳响天晴，赤旗高擎赵博生。
虎穴坚持神圣业，几人鲜血染红星。
——叶剑英
赵博生（1897～1933），河北黄骅人。1914年，入保定军官学校，1917年夏毕业后曾先后在北洋军阀的皖系、直系、奉系军队中任职。1924年冬转入冯玉祥的西北军，任团附、旅参谋长、特种兵旅旅长、军参谋长，参加过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1926年，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后，和共产党建立联系。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于193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14日，与董振堂等率部起义，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任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1933年1月，在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中，亲临前线指挥，所部多次击退疯狂进攻之敌，不幸在指挥战斗中弹中右额，为革命贡献出生命。随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将宁都县改名为博生县，并在瑞金建立“博生堡”，以志纪念。
胸怀爱国志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一位国民党起义将领，说他是“坚决革命的同志”，并指出，“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他就是领导宁都起义的爱国将领赵博生。
赵博生，名连科，学名赵恩溥，1987年9月出生于河北省新海县（今黄骅市）一个农民家庭，7岁入私塾。1914年他读完私塾，此间他深受辛亥革命的影响。决心要改造社会，立志要救国救民。1914年经其叔叔赵以立介绍在保定军官学校旁听，半年后考入该校第六期正规班学习。1917年赵博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皖系军队中当见习官。直皖战争后，他又转入直系，担任无线电中队长。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又落到奉系军队中。在苦闷焦灼中，他听说冯玉祥的部队纪律严明，于是又欣然投入冯玉祥的部队。
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宣布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响应北伐。国民军中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共产党员刘伯坚担任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卓有成效的工作深深影响着赵博生和国民军的广大官兵。正当赵博生对未来前途充满信心和希望之际，风云突变，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将中国推进内战的深渊。1929年，赵博生派其心腹张志诚去寻找共产党。1930年赵博生接受了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的邀请，担任了该军的参谋长。不久被蒋介石调到江西去剿共。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前夕，赵博生派人到上海费尽周折也没有同共产党取得联系。这时，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组织关注到他的政治态度，并派地下党员罗亚平与他联系。
心向苏维埃
1931年的一天下午，赵博生从外出回来，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封写有“赵博生亲启”的信件，他拆开一看，信是由打入二十六路军内部的共产党特别支部委员会写给他的。信的主要内容为“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局势、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全国高涨的革命形势及二十六路军的处境与光明前途。
赵博生一口气读完信后，慢慢坐下来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他想到，二十六路军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下进入江西后，几个月来，部队每况愈下，不仅打仗受挫，尤其是被困在宁都之后，因为薪饷没有保障，物质生活菲薄，加上北方士兵不服水土，瘟疫蔓延，几个月中便死去了几千人。尤其让他反感的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让他对蒋彻底失去了信心。他早就对共产党有好感，为了拯救这支部队，他一直都在寻找共产党。有一次，他曾试探在总指挥部任译电主任的罗亚平：“听说你是湖北人，湖北可是个出共产党的地方，你见过没有？共产党人的嘴巴是不是像血盆那么大？”其实，赵博生已感觉到罗亚平就是共产党的人，他还判断这封信很可能就是罗亚平利用工作之便放在他办公室桌上的。
一个星期后的一个早晨，赵博生把罗亚平叫到了自己的卧室。罗亚平一进门就问：“赵参谋长，你一大清早把我找来，有什么急事吗？”“来，来，亚平，你请坐，先喝口水。”待亚平坐定后，他从书架上取出那封信，和蔼地说：“亚平，依我看，这封信虽不是你写的，但它一定与你有密切关系，对吗？”罗亚平一见赵博生手中的信，就知道这位参谋长找自己是什么事了，但他想看看赵博生的态度，因此他神情镇静，只是看着赵博生，没有说话。赵博生接着称赞地说：“这信写得好啊，有独到的见解，蒋介石就是不抵抗主义嘛。你们分析得很好，不抗日，中国一定灭亡！说得非常正确，我有同感啊。”说完后他见罗亚平仍没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便诚恳地继续说：“亚平，我赵博生的情况，你是了解的，我有志革命已久，只是苦于无人引导，我曾到上海去找过刘伯坚部长，可没有找到。今天请你来，就是要你做我的引路人，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虽说我是二十六路军的参谋长，但共产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即使是赴汤蹈火我赵博生也在所不辞。”
罗亚平听了赵博生的这一席话后，激动地站起来，一把握住赵博生的手高兴地说：“博生同志，其实党组织一直也在关注着你呀，我们正是感觉到了你的革命倾向，党组织才派我来试探你的，我非常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事后，罗亚平把赵博生找他谈话的情况详细地向特支作了汇报，不久王超就代表党组织跟赵博生面谈了他的入党问题。1931年10月，赵博生经党中央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赵博生知道他的入党要求被党组织批准时激动地说：“我现在最大的满足是自己不再是个孤身奋斗的‘志士’了，从今天开始我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了，我终于可以实现我久存矢志的革命理想了。”
从此后，赵博生在特支的领导下，以自己公开代行二十六路军军务的身份，利用当时部队中不断高涨的抗日反蒋情绪和渴望找到出路的军心，积极稳重、因势利导地在士兵和高中级军官中开展工作。一天，在军人大会上，他把一张预先画好的大地图挂在会场的正中央，对在座的官兵们说：“大家看到了这张图上的红笔画出来的地方吗？这就是被日寇侵占了的地方，日寇就要侵略到我们关内了，我们能坐以待毙吗？对，我们不能，我们要挽救民族的危亡。不想做亡国奴，就需要我们有勇气冲破一切障碍，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去抗击日寇。”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他虽没有明白地说出来，但大多数的官兵都能意识到。当时根据地对二十六路军散发的传单和一路上墙上刷写的标语中，就有这样一条：“二十六路军的弟兄们，要想真正抗日反帝，就要联合红军，到红军中来！”而且就在前不久，二十六路军中七十四旅二团一营一个建制班，在班长的带领下，集体携械投奔了红军。
赵博生常对其属下说：“我们所住的、穿的，全是工人做成的，我们所吃的全是农民流着血汗耕种的，离开了工农劳苦群众，我们是一刻也不能生存的。所以如果时机到了，我们一定要为工农劳苦大众的利益，同时也为我们自身的解放，去拼命、流血、甚至牺牲。”在他的启发下，很多官兵都有了抗日的思想。有的甚至当着他的面大骂蒋介石：“大好河山都快丢尽了，蒋介石不让我们去抗日，要我们来剿什么红军。我看红军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不如我们去联合红军抗日去。”
后来，赵博生又团结了一心想抗日，且对共产党的革命精神非常钦佩的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和对蒋介石积有旧怨的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季振同在听了赵博生和董振堂的想法后，毫不迟疑地说：“行，我们干脆和红军联合起来，打日本去。”不久，他们就派人与红军总司令朱德取得联系，朱德听了汇报后，当即表示欢迎二十六路军起义加入红军，并就如何做好起义工作做了详尽的安排。
11月14日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对起义的各项工作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周密的部署后，正式宣布起义。由于准备充分，部署周密，起义取得了成功，只是在夺取二十五师师部和电台时，发生了枪击，伤了三人，死了两人。还有就是李松昆带走了城北四十里外驻砍柴岗的一个团，其余各部包括一个军直、两个师直、六个旅直、十一个整团共一万七千多名官兵全部参加了起义。
起义成功了！拂晓，宁都全城到处响彻着“解放”、“自由”的欢呼声，插在总指挥部屋顶和城门楼上的鲜艳红旗，在这个古城的上空迎风招展。看着这一切，赵博生兴奋地挥笔写下了“解放”两个字。
天大亮后，全体起义将士整装待发，在赵博生的带领下，扯下了帽子上的国民党党徽，撕碎了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帜。然后，浩浩荡荡开往苏区，起义部队受到了沿途老百姓的热烈欢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代表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同志到宁都城东南六十里的固厚圩迎接。
赵博生见到老朋友刘伯坚时，忙迎上去紧紧握住刘伯坚的手。刘伯坚关切地说：“博生啊，昨晚，我可是一夜没睡好觉哇，实在是担心你们的安全。”赵博生爽朗地笑着说：“让蒋介石通缉我吧，我这几块骨头是属于苏维埃的了！”
血染黄狮渡
宁都起义后，为了把这支旧军队改造成为真正为工农劳苦大众服务的革命武装，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部队开往苏区的石城秋溪、龙冈、横江及瑞金壬田、九堡、沿坝等地进行整编。按照毛泽东关于建设红军的原则，首先确立党对这支部队的绝对领导，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团以上设政治部，党支部建在连上。党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充实红五军团，任命萧劲光为红五军团政委，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黄火青为十五军政委。
这支刚刚起义过来的部队，虽然改称为红军，可是官兵们在思想、行为上，仍然表现出旧军队的许多陋习，不习惯红军生活，受不了红军的严明纪律约束，影响了部队官兵关系及战斗力。赵博生对此极为重视。他非常尊重党派到红五军团来工作的干部，不但注重向他们学习，尽力纠正旧军队中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领导方法，带头拥护党对这支部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改造，积极协助党组织和政治委员做好干部战士的工作，而且经常深入部队，与下级官兵同甘共苦，加强交流，告诫并鼓励士兵：“要遵守党的纪律，加强团结，去掉不良作风，这对我们长期生活在旧军队里的人开始可能不习惯，有不少困难，但是不要向困难低头，为了解救全中国的劳苦大众干革命，是至高无上的任务，我们的幸福日子，就在前面了。”
红
五军团经过整编，部队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得到了较大提高，逐渐成为一支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赵博生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政治理论和军事知识。他认真研读了大量无产阶级革命书籍，深有感触，深受启发。他对周围的同志说：“我虽然在青年时代就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大志，苦于没有引路人，自己摸索，奋斗了十几年，结果不是被人欺骗利用，就是孤军奋战，以失败告终。今天才算找到了出路，重见了光明。我赵博生愿将后半生为全国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竭尽微薄之力”。
两个多月的整编结束后，赵博生偕同其他同志率领红五军团，和兄弟部队一道开赴前线作战。1932年2月，参加围攻赣州战斗。4月与一军团组成东路军，参加东征福建漳州战役。接着回师江西与红三军团会合，于7月间向粤北南雄挺进，在水口攻打广东军阀陈济棠部。8月，红一、三、五军团并肩北上，连克宜黄、乐安等县城；尔后，率部参加了攻克建宁战役。赵博生在每次战役中，都表现出一贯的勇敢、坚定、沉着。水口战斗中，他左臂受伤，同志们劝他下去休息，他说：“流血很少，微伤何足虑。”在他的感召下，全军战士奋起向前，重创敌军，有力地配合了一、三军团的反“围剿”作战。
赵博生还很注意在实践中学习红军的作战原则，做到果断、机谨、灵活。凡属重要战斗和关键时刻，他都亲临前线，周密部署，反复检查，亲自指挥。红五军团的战士在作战中非常英勇、顽强，尤其是马刀拼得敌军胆战心惊。之前，苏区军民都说“一军团的冲锋，三军团的包抄”厉害，此后又加上了“五军团的马刀”。因指挥作战有功，红五军团成立一周年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令嘉奖赵博生，并授给他一枚红旗勋章。
1933年初，蒋介石的主力第九十师，二十七师和十五师向金溪、南城一带苏区进犯。正图歼灭我红军主力一、三军团。为保障红军主力于黄狮渡歼灭敌人，赵博生奉命率四个团在长员庙吸引和钳制三倍于已的敌人。赵博生深感责任重大，带领干部战士亲临前线察看地形，缜密研究与部署战斗，告诫叮嘱指挥员，在长员庙利守难攻的地形上，要择险而守，要注意发挥老兵的长处，善挖战壕构筑碉堡，发扬我们善于防守阵地的作用。这次战斗事关全军胜利，必须要完成这次战役的光荣使命。
战斗开始后，敌人的进攻十分猖狂，先是集中大炮轰炸我军前哨阵地，然后发起连续数次进攻，但均被打退。此时，我军弹药所剩不多，到中午11时左右，敌人又向我左路发动进攻。赵博生很快意识到，如果敌人攻下右路一三五团的阵地，左路一二八团就有被包围的危险，要守住阵地是十分困难的。于是他立即命令一二八团“特务连立即出击，协助一三五团恢复阵地”。特务连多为身强力壮的老兵，武器配备较为精良，每人拥有大刀、手枪、冲锋枪三大件，战斗力较强。出击以后很快打退敌人，恢复了一三五团的阵地。赵博生把一二八团团长袁血卒找去说，估计敌人还会进攻一三五团阵地。一三五团阵地地势低，工事薄弱，战斗动作不熟。要他补充工事，形成扇面火力，注意节省弹药，他把指挥任务交给他的参谋。自己则亲赴一三五团这处最前线、最危险的阵地上。
敌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喘息，又立马集中力量向两翼阵地轮番发起冲锋。我守军战士子弹打完了，手榴弹扔完了，赵博生就指挥战士们用石块猛砸敌人，用写有“百战百胜”字样的斗笠装上鹅卵石回击敌人。部队伤亡增大，阵地发生了动摇。赵博生亲自带领军官组成的最后突击队，向疯狂的敌人发起猛烈的反冲锋。赵博生在距敌百米远的地方，一边指挥，一边回击敌人，不幸头部中弹，当即倒地。
为了永远纪念“宁都起义”的领导者、红五军团的缔造人之一赵博生，1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令，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命令全苏区于1月21日举行追悼大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又在瑞金叶坪广场上，建造“博生堡”以示纪念，朱德总司令还亲笔题写了“博生堡”三个大字。赵博生的遗体被安葬在他领导起义的宁都县城。毛泽东称赵博生是“坚决革命的同志”。叶剑英曾于1962年“八一”建军节纪念日前作诗怀念先烈赵博生。诗云：宁都霹雳响天晴，赤帜高擎赵博生。虎穴坚持神圣业，几人鲜血染红星。
“子弹留着打敌人吧”——段德昌
我段德昌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没有给洪湖人民丢脸！
——段德昌
段德昌（1904～1935），出生于湖南省南县九都山九屋场，早年间东渡日本求学，后回国教书。1925年6月，段德昌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6月，他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他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1930年以后，他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参谋长兼第1纵队司令、军长、政委，红三军第九师师长等职。1935年5月1日，段德昌在错误的“肃反”运动中遭杀害，年仅29岁。
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
1925年夏，段德昌在南县党组织的介绍下进入黄埔军校，成为第四期的一名学员。在黄埔军校期间，段德昌作为“青军会”的重要成员之一，与国民党右派分子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入学后不到半年，他就被校长蒋介石借故开除了。好在他的境遇还不算太差，在周恩来的介绍下，段德昌进入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任营长，不久又调任到第六军担任第五团的党代表。
1926年夏，段德昌随部队开始北伐。攻克武昌后，段德昌升任第三十五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在这期间，他认识了在第三十五军第一团任第一营营长的彭德怀。从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不久，段德昌被允许随第一团前往当阳玉泉山作战。可是，当第一团赶到玉泉山时，敌人早就逃得无影无踪。当晚，段德昌与彭德怀夜宿玉泉山上的关帝庙中，两人亲切交谈了许久。关于这次谈话，彭德怀到了晚年仍记忆犹新，他回忆说：
到达玉泉山时，敌已先一天通过该地。山上有座关帝庙规模很大，地势险要，古柏苍松，别有风味，即《三国演义》上写的关云长显圣处。部队就在该地布置宿营。我和段德昌在关云长塑像前，铺了稻草就宿，相谈甚深，使我得益不少。段问我对关云长有何感想，我说：“关是封建统治者的工具，现在还被统治阶级利用作工具，没有意思。”段问：“你要怎样才有意思呢？”我说：“为工人农民服务才有意思。”段问：“你以为国民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答：“现在不是每天都在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二五减租吗？我认为应当实行耕者有其田，而不应当停留在二五减租。”段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不应当停留在耕者有其田，而应当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由按劳分配发展为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共产党是按照这样的理想而斗争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已实行按劳分配，消灭阶级剥削。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党员就是要为这样的理想社会奋斗终生。”段问我：“加入了国民党吗？”我说：“没有加入，我不打算加入国民党。”段问：“为什么？”我说：“你看现在这人，如唐生智、何键等等，都是军阀大地主，还以信佛骗人；何键、刘铡等还卖鸦片烟，同帝国主义勾结。这些人连二五减租都是要反对的，哪里会革命呢？”段未答。我问：“国民党中央党部情形如何？”段告：“蒋介石、胡汉民、孙科、宋子文、戴季陶等都是些假革命、反革命。”
这次谈话长达两个多小时，使彭德怀受益匪浅、终生难忘，对彭德怀的思想和信仰转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后来，段德昌又与彭德怀谈了几次话，大大提高了彭德怀的政治觉悟。不久，彭德怀就主动来找段德昌，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虽然段德昌很愿意做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但鉴于当时正处于国共两党合作期间，党组织便没有批准彭德怀的入党申请。
大革命失败后，段德昌离开第三十五军，前往沙市一带发动秋收起义。在一次战斗中，他的眼睛被烧伤，遂秘密回到家乡养伤。与此同时，彭德怀也从第三十五军脱离出来，担任了湖南陆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团长。鉴于彭德怀在大革命失败后坚定维护工农革命利益等政治表现，段德昌再次当了他的入党推荐人。当中共南华安特委派代表前来与他谈话时，彭德怀才知道是段德昌推荐了自己。
彭德怀成为正式中共党员后，到段德昌的老家探望他。两人寒暄一阵后，就当前的革命局势作了深入探讨。这次会面仍旧让彭德怀获益匪浅。后来，彭德怀回忆说：“听了他的谈话，觉得身上增加了不少力量，改变了‘马日事变’后的孤立惑；觉得同共产党取得联系，就是同人民群众取得联系，也就有了依靠似的。”
洪湖地区的“火龙将军”
在洪湖革命老区，当地百姓一提起两条“龙”就津津乐道。其中一条龙即指“火龙将军”段德昌。
1927年，段德昌抵达公安县后，举行了公安暴动，并组建了公安游击队。随后，他率领公安游击队进入洪湖开展工作。年底，中国工农红军洪湖游击大队成立，段德昌任大队长。他带领游击队为洪湖根据地的建立开始了艰难的斗争过程。两年后，鄂西游击总队成立，段德昌任参谋长，后继任总队长。为了加强部队的精神建设，段德昌还特意写了一首《红军纪念歌》，旨在教导红军遵纪爱民，其歌词为：“大马刀，红缨枪，我到红军把兵当。革命纪律要遵守，共产党教导记心头，行动听指挥，团结又友爱，官兵同甘苦，平等来互助，吃苦抢在前，享受在后头。大马刀，红缨枪，找到红军把兵当。革命纪律要遵守，共产党教导记心头，爱护老百姓，处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一针和一线，不差半毫分。”此外，他还根据以往的斗争经验，总结了游击队的一套作战方法，即“敌来我‘飞’，敌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这些对于洪湖地区和湘鄂西的游击战争，都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29年底，鄂西特委根据中央指示，将鄂西游击总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师，由段德昌担任师长。次年2月，独立第一师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段德昌任副军长。6月，红六军人数扩充至一万多人，根据地范围扩大到汉水流域荆江两岸的10多个县。至此，洪湖革
命根据地基本形成。7月，段德昌带领红六军南渡长江，顺利进入公安，与贺龙率领的红四军胜利会师。两军会师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红四军改称红二军，与红六军合编为红二军团，由贺龙担任军团长，段德昌任红六军政委兼副军长。从此，段德昌在贺龙的领导下，屡立战功，声名赫赫。两人也因此而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和战友情谊。
红二军团在洪湖根据地扎下根后，军团委决定先消灭当地最大的一个反革命地主武装组织，攻占有敌人重兵把守的监利县城。当时，驻守在监利县城和城外的敌人共有三千多人。他们在县城外围修筑了密集的深沟浅壑，布置了多重铁丝网。敌人本以为他们的城防固若金汤，便气焰嚣张地扬言不怕红军来攻城。
段德昌和贺龙侦查了监利县城的地形和敌人兵防的情况后，决定以红六军作为主力攻城，红二军担任攻城的第二梯队，阻止城外敌人的救援。段德昌接受命令后，先派人潜入城内，与城内的地下党员取得联系，然后派人联系监利的游击队前来助阵。一切准备工作完成后，攻城战斗打响了。一开始，他命令部队佯攻西城，等敌人把兵力全部调往城西后，采用“火牛阵”冲进敌人的阵地。与此同时，监利地区的游击队配合红六军作战，吓得敌人六神无主、弃械逃亡。红二军团胜利攻克监利县城。随后，红二军团又连克龙湾、熊口、潜江、天门等重镇，消灭了大批敌人，也壮大了自身的队伍。此时，洪湖根据地处于极盛时期。
1930年9月，红二军团受中央“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在沙市、武汉两地接连受挫。9月12日，邓中夏受党中央委托，来到湘鄂西地区担任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继续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红二军团在邓中夏的领导下，离开洪湖苏区，攻打大城市长沙。结果，这次战斗不仅造成了红二军团军事上的失利，还造成洪湖地区兵力空虚、后方根据地大减。
在此期间，段德昌、贺龙与邓中夏的军事路线存在着很大分歧。段德昌劝告邓中夏将部队带回洪湖根据地，恢复和发展根据地，以准备应对敌人即将发动的“围剿”战斗。哪知，邓中夏一意孤行，坚持攻打大城市。段德昌与邓中夏据理力争后，却被邓中夏撤了职。
12月17日，敌人以优势兵力攻打红二军团，由于红二军、红六军战线拉得过长，背腹受敌，经过一天的激战，部队人数就从三万人锐减到一万人。第二年3月，红二军团奉党中央命令，改编为红三军，由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委，并于四月北上巴东一带，开辟鄂西北根据地。
在贺龙带领红二军团突围的同时，段德昌将在战斗中打散的战士又集中起来，组成一个营，打回了洪湖。回到洪湖根据地后，他又把洪湖地区散落的红军集中起来，整编为红军独立团。1930年冬，湘鄂西特委将红军独立团及洪湖地区的两支游击队合编为新六军，由段德昌任军长。此后，新六军成为洪湖根据地反“围剿”的主力部队。
1931年5月，新六军改编为红三军第九师。8月中旬，段德昌奉湘鄂西特委的命令，率领第九师北上接应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主力部队回洪湖根据地。
青松无语吊奇冤
1931年春，党中央派夏曦作为中央代表来到洪湖苏区指导工作。他到达洪湖根据地后，成立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和湘鄂西军委分会，自己兼任中央分局和军委分会主席，积极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并否定了湘鄂西党组织和红军的长期斗争成果。他还认为，湘鄂西党组织不纯，需要进行一场肃反运动。不过，由于当时洪湖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紧张，加上水灾后的重建工作，他的“左”倾错误政策并未得到执行。
当时，段德昌率领九师迎回红三军主力部队后，不但没有得到夏曦的嘉奖，反而受到了行政警告的处分。夏曦认为，九师北上襄阳是违抗分局的命令，是“冒险轻进”的“立三主义残余”等，甚至将江南苏区沦陷的责任推到段德昌的身上。此外，他还错误地认为贺龙率领红三军回洪湖是不要群众的“立三主义”，并剥夺了贺龙对红三军的领导权。
夏曦在党和军队的政治、军事、组织等方面推行的“左”倾错误，引起了红三军内一大批党员干部的不满。许多同志勇敢地站出来，与夏曦作斗争。为了解决湘鄂西党和红军内部日益激化的矛盾，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先后派了两个人前往中央请示。
不久，党中央下达指示，肯定了第九师北上接应红三军的做法，肯定了红三军南下的路线，恢复了红三军军部和师部的建制。不过，党中央总的来说还是支持夏曦的做法，肯定了夏曦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政治路线的做法。有了中央的肯定，夏曦依旧我行我素地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湘鄂西党和红军内的矛盾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这一矛盾为日后段德昌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
1932年1月22日，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在监利县的周老嘴召开。会前，全党全军的思想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对立。大会开始后，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段德昌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夏曦错误做法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夏曦虽然反感代表们的批评，但表面上仍做出一副承认错误的样子。然而，会议开到一半时，以夏曦为首的“左”倾派突然占了上风，压制了段德昌等人的正确意见。原来，之前派去中央请示的另一个人和党中央派出的关向应一起出现在了周老嘴会议上。关向应站在了夏曦那边，严厉批评了段德昌等人的做法，并给予了处分。至此，王明的“左”倾错误在湘鄂西地区得到了全面贯彻，使洪湖根据地的形势一天天恶劣起来。
段德昌虽然在湘鄂西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受到了无理的指责和错误的处分，但他仍然以革命事业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任劳任怨地率领部队战斗在第一线。
6月，当湘鄂西省委驻地遭到敌人的重兵威胁时，段德胜率兵连夜赶回周老嘴，并在新沟嘴打败敌人，解了洪湖根据地的围。在庆祝新沟嘴大捷的庆功会上，贺龙对段德昌赞美有加。他说，九师师长段德昌是个好同志，他当机立断，杀出了红军的军威，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会后，洪湖地区的乡亲们纷纷慰问九师的全体将士，表达了洪湖人民对红军的极大拥护和爱护。
新沟嘴战斗结束后，夏曦无视他给根据地带来的危机，再次命令红三军进攻京山、应城等地，使根据地一步步陷入被动局面中。加上自五月以来在党内开展的错误“肃反”运动，一批党政军的领导干部遭到迫害，使湘鄂西红军的战斗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10月，洪湖根据地在夏曦的错误指导下，完全沦陷于敌人手中。根据地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甚至是普通百姓，都遭到了敌人无情的杀戮。然而，哪怕是在如此危急的关头，以夏曦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不但没有停止错误的决定，反而将“肃反”运动进一步地扩大了。
红三军在撤离洪湖根据地后，一边与“左”倾错误作斗争，一边与敌人打消耗战，直到12月下旬才抵达湘鄂边地区。在这近七千里行程的战略大转移中，由于第七师、第八师的损伤太大，以至于所有的战斗重任都压在了第九师的肩膀上。段德昌带领红九师一会儿正面迎敌，一会儿后方御敌，忙得是马不停蹄。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段德昌仍旧保全了全军的安全、保证了全军的行进速度，其功劳不可被人肆意抹去。
1933年3月24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金果坪召开会议，检查洪湖苏区和湘鄂西根据地失败的原因，总结了经验教训，并研究了部队今后的行动方向。夏曦在会上没有认真作自我检讨，反而将洪湖根据地的失败归咎于党内“肃反”运动的不彻底。更加离谱的事，他竟然提出要解散湘鄂西的共产党，取消红军中的全部党组织，开展所谓的对湘鄂西苏区的“罪恶”的群众性的控诉运动。对于夏曦的这一提议，段德昌内心充满了愤恨，他严肃批评了夏曦的错误，极力反对夏曦的决定。他愤怒地对夏曦说：“你把洪湖根据地搞没了，那么多共产党员也被你错杀了，现在你还想干什么？”洪湖根据地是段德昌和贺龙两人一手建立起来，对于它的丢失，段德昌心中有着说不出的痛苦与不舍。在得知洪湖根据地沦陷的消息后，他曾对贺龙说：“军长，我请求军部批给我40把枪，准许我打回洪湖。三年之内，如果我没有恢复洪湖根据地，就把我的项上人头割下来见军部！”
金果坪会议后，夏曦仍旧执行着“左”倾错误，并继续在党内将“肃反”运动扩大化。他指责段德昌的“打回洪湖”的建议是分裂红军的做法。很显然，夏曦已经将段德昌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非除不可了。段德昌也意识到，危险正一步步靠近自己。
1933年初夏，段德昌率领红九师在川、湘、鄂边界完成了歼灭敌军、保证军部安全的任务后转回巴东金果坪，竟遭到夏曦无理的逮捕。得知段德昌被捕的消息后，贺龙等人坚决反对夏曦处决他。不过，夏曦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地要杀害段德昌。
临行前，贺龙到监牢里探望生死与同、同舟共济的老友段德昌。段德昌对贺龙说了他最后的心愿，他说：胡子（指贺龙），我段德昌一生磊落光明，今遭小人暗算，死而无怨，我别无他求，只求三件事，你务要记住。洪湖人民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你不可忘记洪湖人民，这是第一。第二件，如今红军子弹急缺，处决我时，不要用子弹，子弹留打敌人吧，用利刀把我捅死、用斧头把我劈死好了。第三，胡子，你派人给我做碗粉蒸肉，你知道，我最喜欢吃这菜！我生不能回洪湖，死也要去洪湖。
贺龙听后，眼泪夺眶而出，说：“德昌，你说的话，我都记下了。”处决前，贺龙把一碗粉蒸肉端到段德昌的面前，说：“德昌，你吃点吧！”段德昌吃完后，昂首挺胸地走向刑场。
1933年5月1日，段德昌被夏曦当做“改组派”而错杀，年仅29岁。
段德昌牺牲后，湘鄂西苏区群众含泪埋葬了他的遗体，并在坟前栽下了代表他年龄的29颗青松。
1944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召开党的“七大”和全面清算王明“左”的路线做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会上，毛泽东为冤死的段德昌平反昭雪。
1952年，毛泽东又亲自为段德昌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烈士证书。第二年1月，段德昌的遗骸被迁葬于鹤峰下坪，1962年再迁至鹤峰满山红烈士陵园。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