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年的正月，朱元璋站在皇宫的华盖殿内，目光凝视着前方的一面精致的屏风。
华盖殿内的屏风，除了装饰作用，原本摆在这里是为了遮挡不必要的视线，因为华盖殿的规制不如奉天殿和谨身殿，在三大殿中处于中间，反而是面积最小的，其主要用途是让皇帝在举行仪式时到此地进行换装，然后再前往前面的奉天殿接见群臣。
然而这屏风却并非寻常遮挡之物，除了上面描绘的山河以外，还在空白处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名字，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一个未来的官员，或是武将，或是文臣。
武将之中，张玉、谭渊、朱能、盛庸、丘福等人的名字赫然在目，这些人日后都是身经百战、威震四方的骁勇之将，不过现在，还都寂寂无名的很，要么是起于行伍的草根将校，要么是世袭的中层军官。
而文臣方面，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胡俨等人，虽然在永乐朝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要么才华横溢，要么智谋过人，但此时他们的笔还是用来考科举的，并不能在内阁挥毫泼墨左右朝廷的政策，影响天下的民生。
这些名字对于朱元璋来说，都是他精心挑选、密切关注的对象，他要根据这些人战场上的表现，或是科举成绩以及出仕后的作为，来决定未来是否任用或重用他们。
而对于那些出现在残页上，却并没有写在这面屏风上的人，他们或许已经在朝中六部占据了一席之地，或许还在地方上默默准备，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朱元璋已经认识或了解的人。
其中，铁铉是最特殊的存在，其人性情刚决，在国子监读书的时候，就熟通经史，成绩相当卓著，因此由国子生被选授礼部给事中，后调任五军都督府断事，很能断案，而且很多陈年旧案，铁铉都能做出合理的判决，再加上他是色目人后裔，容貌俊伟，朱元璋对他印象很深，在得到这张残页之前，就曾亲自赐字“鼎石”给他，寓意他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知道了此人在日后能够以一介文臣之身通晓军务，筹备军需，且忠贞不屈后，朱元璋对其印象更佳，已经准备将其派往陕西按察使司进行历练了，若是铁铉在地方能够有一个良好的表现，那么下次调回京城的时候，就是他真正在朝堂上登堂入室之时了。
而黄子澄、齐泰等人，则是前年洪武十八年那一届科举中的佼佼者，因为对名字有印象，所以殿试的时候朱元璋重点考了考他俩，他们的才华学识也都得到了朱元璋的认可，不过具体能力还需要考校，至于宋濂的门生方孝孺，如今已经是浙东学派的领头羊，虽未入仕，但因为其卓越的文学造诣早就名扬天下了，可这人是个醇儒，性子又有些迂腐，故而朱元璋对其不甚喜欢。
赴京访友时与朱元璋有一面之缘的解缙，则目前还在备战江西乡试，江西是明初科举难度最高的地区，所谓“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不是开玩笑的，哪怕是解缙这种天才中的天才，也得好好准备，当然，不出意外的话，解缙马上就要高中解元了，并且在明年正式在下一届会试中登进士第。
洪武二十年，看起来只是平平无奇的一个年份，然而却如万历十五年之于明末一般，风起于青萍之末，历史的车轮已经来到了新老交替的时期，下一代的将星文胆们，已然有了崭露头角的趋势，只不过，大部分人还都被命运的洪流所裹挟着茫然前行。
而正如命中注定一般，朱雄英也将在不久之后，与这些被他直接影响了命运轨迹的人，产生交集。
总体而言，这些在残页上能登场的，有名有姓的人物，无论阵营，肯定都是有些能力的，所以朱元璋把这些人作为下一代的人才储备，准备重点培养，但重点培养不代表现在就要用，朱元璋深知时势造英雄的道理，对于人才的选用，他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必须经过必要的锻炼和考验才能够担当重任，如果未经锤炼就将其置于高位，那么无异于揠苗助长，最终只会害了这些人才。
所以，朱元璋并不急于将这些人提拔到重要的职位上，而是准备通过一系列的事件来锻炼他们、考验他们，再决定他们在屏风上的去留。
看着看着屏风，朱元璋的思绪，就跑到了别的地方。
前不久，临近去年年底的时候，各布政使司、府、州、县，按照级别将今年夏秋两税的总和纷纷逐级上报，十三布政使司将最终的统计数据上报朝廷，经过反复确认后，确定洪武十九年全年的税收折合总数超过了三千五百万石，创下了洪武开国以来的新高这个数字的背后是朱元璋多年来励精图治、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的结果，当然了，其中朱雄英送来的土豆、玉米、红薯、黑麦、木薯等高产作物的推广种植，也发挥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事实上，在朱元璋的大力支持下，这些高产作物在经过试验后，就被迅速推广到适宜种植的全国各地的新开垦地上。目前从辽东到河北、山西的广大北方地区，卫所兵新屯垦的耕地上都广泛种植了黑麦，这种作物不仅产量高而且适应性强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下生长，它们的推广种植使得北方的粮食产量大幅增加，意义非常大，不仅为朝廷提供了稳定的军户税收来源，而且还减少了朝廷对于开中法的依赖，朝廷不再需要付出大量的盐引给商人，换取商人运输粮食到北方边境。
从政治上讲，重新完成了华夏统一的大明从任何角度，都不可能放弃沦陷于异族之手数百年的北方，哪怕大量陈兵驻守北方漫长的边界线是一件亏本的买卖，大明也要做，因为此时的大明君臣，绝不是南宋君臣那样短视，很多事情，如国土、民心，是不能讲性价比的，这不是做生意。
但在有条件的前提下，当然也要考虑国家财政的可持续性，给北方输血、移民、备边，让已经胡化严重的北方汉人重新产生对于大明的归属感没有问题，可如果这个成本能够降低，那自然也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在此基础上，大明既然已经剪除了云南和辽东这两块北元在华夏最后的地盘，那么发动对北元的总攻，也被提上了日程，傅友德、冯胜、蓝玉等将领，已经在北方边境开始厉兵秣马。
而高产作物所影响的，并不仅仅是北地汉人的人心，在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土司统治下的土民也因为木薯的种植而受益匪浅，木薯作为一种适应性极强的作物，它可以在稍加开垦的山沟里、山坡上生长，并且不需要太多的肥料和水源，对于生活在贫瘠山区的土民来说，木薯这种神奇的作物简直就福音。
要知道，土司跟流官不同，知府、知州、知县这些流官，如果把下面的百姓搜刮的太狠，百姓起来闹事或者造反，那这些流官的前途肯定会受到影响，甚至有丢掉乌纱帽的可能，所以流官对于百姓都是相对“温和”的，而云贵等地的土司却是代代世袭，有的诸如播州杨氏，甚至传承了数百年之久，王朝不断更迭，他们的统治却从来都未曾被动摇过，土民们不敢也无法反抗他们，因此很多云贵山区里的土民，在土司眼里跟商周时期的奴隶也没什么区别，土司才不管他们的死活。
而有了木薯，虽然这东西吃多了会烧心，但土民在歉收的年岁，也终于能够勉强填饱肚子，不再受到饿死的威胁，木薯的推广种植，事实上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这些地区的民心，尤其是对于刚夺回没几年的云南，更是让云南百姓见到了立竿见影的生活改变，这无疑为大明在西南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毕竟，对于吃不饱肚子的百姓来说，没什么比多一口吃的更重要的事情了，而能不能吃饱肚子，就决定了他们到底会不会起来造反。
而因为朱雄英的提醒，本该在洪武二十年发生的两件关于海禁的事情，事情走向也同样出现了变化。
面对倭寇的袭扰，朱元璋没有选择像历史上一样，迁移宝岛军民至漳、泉二州并撤销澎湖巡检司。
反而加大了对于福建一线海防的投入力度，不仅向澎湖巡检司增兵，而且派江夏侯周德兴前往福建练兵备倭，周德兴根据福、兴、漳、泉等地的地形，筑海上十六城，增置了四十五个巡检司，将亭角巡检司移于更靠海岸的蛤沙地区建堡，同时迁移了荻芦巡检司。
同时，对于浙江一线的海防大明也没闲着，信国公汤和被派到了浙江，着手整饬海防，汤和根据浙江沿海的倭寇袭扰情况，建立了五十九座城池，并从卫所军户和民户中征募了五万八千七百五十余人进行分城驻守。
如此一来，浙江、福建的海防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因为南北朝战乱而产生的大量倭寇无法像以前一样随意掳掠大明沿海百姓。
正当朱元璋陷入沉思之际，华盖殿的宁静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已经升任锦衣卫从三品指挥佥事的蒋𤩽，匆匆穿过了层层宫门，他的脸上难掩激动之色，仿佛带着什么重大的消息。
蒋𤩽跪倒在朱元璋面前，行礼之后，便迫不及待地禀报道：“陛下，大喜之事！派往日本的锦衣卫传回来了消息，他们在佐渡国和石见国分别发现了金山和银山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