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回 禅位于禹
帝位传禹之事，帝舜虽说已经下了决心，但他总是觉得均儿未曾安置妥贴，必是禹践帝位之障碍。可是，要安置这个愚鲁不肖的儿子，帝舜确实很头疼。
那帝舜虽有九个儿子，都是女英及三妃登北氏所出的，还都幼小。娥皇没有儿子，女英生下长子均后，自幼就归娥皇抚养，娥皇对均非常钟爱。由于溺爱之缘故，娥皇对均凡事迁就，骄生惯养。使均不好学业，只图玩耍。加之这个孩子天资愚钝，娥皇虽时常教导一些东西，但教之不进，只好作罢。均除玩乐之外，就喜歌舞。如此不肖之子，帝舜将帝位传于他，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么，要将帝位传与禹，势必要先将均安置妥当。帝舜是个大智之人，岂有不知之理？只是有一难题，使舜忧心不定。要预先安置均，势必要仿帝尧待丹朱的办法，分封于国，放之于外。只有这样，禹践帝位，才无障碍。但将均放之于外，均儿德能甚差，娥皇势必偕行。这样，不但形成了父子分离，夫妻也暌隔两地，心中着实不忍。加之这些年来，娥皇体弱多病，禁不得再有愁苦之事，以伤其心。因此，帝舜优柔寡断，迟迟下不了决心，一晃就是几年。
帝舜二十九年，娥皇因疾病缠身已久，于仲秋之月撒手人寰。帝舜在帝都南苍陵谷选了墓地，将娥皇隆重下葬（光绪《永济县志》：“娥皇、女英陵：在县南苍陵谷”）。
**葬礼，自然隆重非常，不需细讲。葬期一过，帝舜便封均于商，择日赴任。帝舜的一块心病总算取掉了。传位于禹，已无羁绊。一日视朝，帝舜对百官道：
“我自先帝上宾，恭陟大位，已有三十余载，现在年事已高，体力日差，实无精力来理这繁杂的国事。伯禹做事勤勉，儆戒至深，功劳之大，有目共睹。现在，我想传位于伯禹，诸位以为如何？”
百官都言甚善，唯伯禹再拜固辞。帝舜道：
“伯禹勿辞，此任非你莫属。洪水滔滔之时，全赖你之努力，你含辛茹苦，奋斗了一十三载，建立了这万世之功；平水以后，你统帅群臣，治国数载，励精图治，上下皆服；持家之道，你克勤克俭，为众人之楷模；处世之道，你仁爱可亲，进退屈身合于法度。待人接物，近乎人情，其行为可以为纲纪；宣导我的政教，以感化百姓，并且能比序其善恶，全是你的功劳。你唯其不矜，天下没有人能和你争能。 我既佩服你之大绩，又佩服你之大德。天之历数，就在你的身上。顺应上天之托，为万民之平福，你完全应该挑起这副重担，不可再有推辞。”
伯禹再拜稽首，仍推辞道：
“现在我朝之中，贤臣甚多，请帝将贤臣们每个人都卜上一卜，看那个最佳 ，未必一定是臣。”
帝舜道：“这个我早已考虑，占卜之法，自己先定了主意，再谋之于玄龟。现在我志先定，问之于众人，亦都赞同。鬼神许可，龟筮协从。卜筮之道，绝不袭吉，何必再去占卜。何况那日风雨雷电突降之时，我已问于苍天。天意人愿，都是一致，不必再有推辞。”
帝舜如此一说，伯禹只好从之。于是，帝舜择了正月上日，在先帝祖庙里，宣布了伯禹摄政。一切礼节，都和从前帝尧一样。
伯禹摄政以后，帝舜将伯禹单独唤入帝宫，嘱咐道：
“你现在已开始代帝施政了。重任在身，我有一些话想嘱咐于你。”
禹恭敬地说道：“愿听教诲。”
帝道：“在这个世上，最难做的是人，最难管的也是人。要想管好人，自己必先做好人。要做一个好人，首先，自己首先必须战胜自己。因为，人最难战胜的就是自己。”帝喘了口气接着说道：
“在一个人的身上，同时存在着两个心。一个叫人心，一个叫道心。人心是极危险的，道心是最微妙的。人心和道心，每时每刻都在斗争着。如果人心战胜了道心，就会堕落为小人。如果道心战胜了人心，就可成为君子。**全是人心，因此，人心势众。所以，一般人都是人心占据优势。做为首领，你不能和常人一样。一定要保持道心为重。必须成为大家的表率”
“道心是为善之心，要保持道心，就必须要执着一个‘中’字。这个中字，是帝尧当年传授于某的。道心虽是一个至善之心，但是，应起事来，不见得一定都对。天下有许多败事之人，一开始心并不坏。但做起事来或偏，或倚，或过，或不及。毫厘之差，谬之千里。就是因为不能执着这个‘中’字。”帝尧年龄大了，说道这儿便停顿了下来。歇了一会儿接着说道。
“现在，你肩上的担子最重。第一要慎，第二要敬。吾尽吾敬以事吾上，故见为忠焉；吾尽吾敬以接吾敌，故见为信焉；吾尽吾敬以使吾下，故见为仁焉。这三句话，我已试之多年，每每有效。你当取以为法。假使四海困穷，天禄亦从此永终了。尤其可怕的是这张口。事好是这张口，为祸亦是这张口。你细细琢磨，好好的去做吧，我就不再说了。”
帝舜的谆谆教悔，伯禹洗耳恭听，深表受益匪浅，再拜稽首。
伯禹主政以后，首件事就是恢复九州之治。他在治水的过程中，早已将九州贡赋规划妥当。帝舜执政之时，天下是分为十二州的，当时是经帝尧许可的。伯禹当时不愿与帝舜方略相佐。现在，他受命摄政了，自己以为正确的方略，就不可能不去实施。何况财为径国之要，而财又是由贡赋所出。因此，伯禹决定开始实施他的九州贡赋之制。
以前帝舜所制定的五瑞税赋之法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实际上，诸侯们只是名义上接受帝君之令，然而却不能全部落实。诸侯肯服从帝令与否，一般不甚能看得出来。若某个诸侯有背叛，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当然，帝舜执政时，由于他以德服人，整个社会和谐有序，这种现象没有出现过。但其他人执政就不好说了。因此，伯禹不得不按自己的方略施政。
伯禹的这种办法，是帝都集权之法，在管理上比帝舜的方略要更进一层。九州贡赋规定，各地诸侯不但名义上受帝之统率，并且实际上每年诸侯国都必须拿出一定数量的贡赋上缴帝都。贡赋是有一定的规定性。实物的多少与种类，都是由帝来确定。如果那个诸侯每年必须交纳的贡赋不能到位，即是背叛之据。
如果在以前，诸侯们还可有托词，可以推说道路不通，不能朝贡。现在则不能有这个理由。因为，九州的道路在大禹治水之时都已通好。各处之水，多数都与黄河相通。帝都就在黄河之边，各州水路，都能通于帝都。可以说是条条水路通帝都：
雍州到冀州，从积石山乘船，绕过从前的阳纡大泽，直到龙门山，就可以直达帝都了。
梁州到冀州，由西倾山的桓水乘船，经过潜水、沔水、到渭水，就可以由黄河入都。
衮州到冀州，只须在济、漯二水中乘船，即可以由黄河而达帝都。
青州到冀州，由汶水转入济水，以达黄河。
徐州到冀州，由淮水、泗水径到黄河。
扬州到冀州，由大江乘船入淮水、泗水，即可抵达黄河。
荆州到冀州，或由江之沱水，或由汉之潜水，穿山到洛水，即可进入黄河。
豫州到冀州，更为方便，径从洛水就可直达。在治水之时，伯禹已将此方略勾画于心中。因此，现在用之，则极为便利。
这种帝都集权的办法，其它人办不到，伯禹能办得到。因为，当时洪水泛滥，百姓面临性命之危的时候，是伯禹平治了洪水，保全了百姓的生命，保全了他们的土地。受人点滴恩惠，当以涌泉相报，亦是国人之美德。伯禹规定的这些贡赋，各地是决无异议的。再者，治水之际，伯禹曾亲临各地。且不说同甘苦，共患难，就是伯禹那种种神力，诸侯们都是亲身体验了的。即是想反抗，亦是不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