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使者
正当“南陈北李”分别在上海和北京紧锣密鼓地筹办建党事宜的时候，一位神秘的使者从俄国远道而来，为两人建党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1920年4月初，俄共（布）远东局的维经斯基带着妻子、秘书兼翻译杨明斋从海参崴来到北京，下榻在离王府井不远的俄国公寓。
维金斯基，又译作魏金斯基，中文名吴廷康。1893年出生在俄国，1918年在海参崴加入俄共（布）。当时，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正在考虑派一个代表去中国，年仅27岁的维金斯基成为最佳人选，携代表团来到中国。虽然维金斯基的年纪不大，但他经历过严峻的生死考验，具有地下工作的经验，同时还操着一口流利的英文。这些条件都方便他在国外开展工作。
维金斯基的秘书杨明斋，是一位在俄华侨。杨明斋，原名杨好德，1881年出生在山东平度县。早年间，他从山东前往西伯利亚，在那里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十月革命后，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不久，他被派往海参崴做地下工作。
整个代表团由维金斯基夫妇和其秘书杨明斋夫妇组成，伪装成两对来华旅游观光的夫妻，以俄文《生活报》记者的公开身份在京秘密活动。
虽然杨明斋也是第一次来北京，但是相对于不懂汉语的俄国人来说，行动起来还是方便许多。根据维金斯基的指示，杨明斋首先来到了北京大学，拜访了这里一位号称“中国通”的俄文老师。这位俄文老师告诉他，要想了解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就不得不见陈独秀和李大钊。通过这位俄文老师的引见，维金斯基前往北京大学拜访了李大钊。
关于李
大钊和维金斯基两人会面的情况，当时正在北大读书的罗章龙见证了这次会见，他后来回忆道：
维金斯基拜访李大钊也不是盲目而来，而是事先做了些准备工作。首先维金斯基了解到李大钊先生是赞成十月革命的。他同李大钊见面谈了一席话之后，便要求见见参加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同学。这样大钊先生就找了几个同学和维金斯基见面。人数不多，其中有我和张国焘、李梅羹、刘仁静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
我们同维金斯基见面的谈话会，是在图书馆举行的。会上，他首先介绍了十月革命。他还带来一些书刊，如《国际》、《震撼世界十日》等……这次谈话内容相当广泛。当时我们很想了解十月革命，了解革命后的俄国，他谈的这些情况，使我们耳目一新，大家非常感兴趣。这就使我们对苏维埃制度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看到了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轮廓。
维金斯基这个人工作很细致。他同李大钊先生谈得很融洽，对李大钊先生评价很高。他在座谈会上曾暗示说，你们在座的同学参加了五四运动，又在研究马克思学说，你们都是当前中国革命需要的人才。他勉励在座的人，要好好学习，要了解苏俄十月革命，正因为如此，中国应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我们认为他谈的这些话，很符合我们的心愿。
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维金斯基一行人在见完“北李”后来到上海，准备拜见“南陈”陈独秀。当然，维金斯基此番到上海不仅仅是为了拜见陈独秀，更重要的是广泛接触在上海的中国革命者，考察把上海作为共产国际东亚
书记处驻地的可能性。
维金斯基一行抵达上海后，仍旧以俄文《生活报》记者的身份公开活动。一切安顿好后，他便带着李大钊亲笔写的介绍信，来到位于渔阳里2号的寓所里拜见陈独秀。大概是因为身上带着李大钊的亲笔信，维金斯基与陈独秀的见面和谈话进行得非常顺利。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
当时，陈独秀的寓所还是《新青年》的编辑部，一些倾向于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经常在此聚会。陈独秀安排他们与维金斯基进行了多次会谈。基本上与北京的会谈相似，维金斯基主要向大家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俄共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苏俄的胜利，并一起着重讨论了社会主义和如何改造中国的问题。作为当时的参与者之一，陈望道后来回忆说，大概是1920年5月，大家都住的很近，经常在一起反复讨论，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随着会谈的紧密和话题的深入，两人自然而然谈到了建党问题。
维金斯基在与陈独秀、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保持紧密联系的同时，也忙碌着与中国其他地区革命运动的领袖联络，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收获。他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以下工作计划：一，协助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并将这些小组合并为共产主义政党；二，通过知识分子组织与工人建立联系；三，协调各革命派别的联络，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和国民党员。
5月，维金斯基在上海创办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这一组织的成立，是共产国际推动远东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步骤。在维金斯基的指导和帮助下，“南陈北李”建党的相关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