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康的事情与本文的主题没有太多的关联，可能读者关于里面有很多的疑问，所以我还是决定说一下他：
我叫于文康，在十八岁的那年，当别人都在为高考这件二次人生抉择的路口搏得焦头烂额时，我却在这个花花绿绿诱惑的路口突然失了足，那是一个无法弥补的犯罪，也许就是这个孽缘让自己这一生都像名戴着枷锁服劳役的罪犯。
那次舞会酒醉，等我醒来，发现自己赤裸地躺在床上，身边的女孩同样的姿势酣睡着，从她满身的酒味，我知道她同样喝了很多的酒。那一刻我心慌了，来不及看清她的面容就匆忙地拿起衣服狼狈地跑了出去。忐忑地都过两个月，本以为事情太平了，心情沉稳的时候，她哭泣着带领着家人把我从课桌后面拉了出来，没有审问，不听辩解，有的只是咒骂、痛哭、殴打和呵斥。
几天后，我背着书包在全校师生的讥笑和指点下，在热火朝天的奋斗中灰溜溜地离开了校园。我还未走到家，就被父母押解着走进了这个所谓的家，我才发觉自己只是件物品，可以交易的那种物什。我这才看清那个女孩的面容，据说要终生陪伴的女人，因为身材短小，让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稍小些，而实际她比我的年龄长了四岁，而近几天的憔悴又让她有些苍老，身体佝偻着垂了下来。她是家中的独生女，在法律上也是那几间房子和一个鸡场的唯一继承人，于是我自此成为了那所养鸡场的唯一长工，这就是薛源他们时常闻到我身上臭味的原因。
我一边小心翼翼地拉着家庭这根纤绳，一边被清洗着大脑。
“别干活就觉得你很冤枉，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很辛苦？你不想想，你拼命地这样做，将来这一切还不是留给你的和你们老于家的，我们能够得到什么，将来不过是一把黄土，你到时能够流两滴泪水我们就已经十分感激了！别觉得自己吃亏了，从以前看是你自己造的，往后看你也没有吃亏！”老岳父站在鸡棚前，一边磕着瓜子，一边警示着。
“我，我没有！”我狠狠的铲起旁边的鸡粉，扔在旁边的车子内。
“没有这种想法最好，孩子，你想想，我和你爸还能活多少年，将来这些不是都是你们老于家，我们这辈子算是白活了，辛苦了这么多年，什么都没留下，”老岳母捡拾着架子上的鸡蛋，宽慰着，“你看看咱这家，虽说不怎么富裕，毕竟我们的位置挨着城市，将来城市扩展，连房子和土地怎地也要赔偿个几百万，足够你们这一代生存了，所以孩子，你要往远处看呀！”
如今的女人，那个属于我的女人，一边奶着孩子，一边哀怨地盯着我，像是我突然间夺去了她的自由和青春，是的，这是我的错，一个岁月永远都冲刷不了的错误。
“小娟这孩子虽说有时有点任性和固执，但她还算顾家，容易满足和懂事，家务活方面我正在慢慢引导，你看，没办法，家里就他一个孩子，自小娇生惯养已经习惯了，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过错，你不要记恨这些就行了！”慈祥的岳母继续开导着。
“妈，你说这些干嘛！”女人终于不耐烦了，她的尖叫引得怀里吃奶的孩子痛哭起来，她烦闷地抽打了两下，“哭，哭，就知道哭，吃也堵不住你的嘴，对你再好将来还不是别人家的人。”
“你这孩子，怎么这样说话，难道生的女孩就一定是别人家的人吗？”岳母放下篮子，接过她手中的孩子。
“除非那男人没有能耐！”
她的直言像刀子一样割裂我的胸膛，手中的铁锹像山一样沉重，我稳了稳心神，努力地向外走去。
“你这孩子，说话怎么这么不注意。”身后传来岳母的埋怨。
“爸、妈，我打算回去上学！”我一边帮助女儿整理着衣服，一边回头询问着身边的岳父母。
“什么？！你说什么？”女人又尖叫了起来，就像拉着警报的笛声，继而是一连串的炸点，“你去上学孩子怎么办？家里的活让谁干？难道让我拉着你的孩子去干活供应你吗？年岁都这么大了，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我就是要去，你难道不是这个家的一份子吗？你回头看看，在这个家里，你把我当成什么了？你的奴隶，你的长工吗？”我咆哮着，这是我四年来第一次发火，就像沸腾的岩浆从火山口喷洒而出，女儿被我突如其来的喊声吓哭了，躲在我的怀里抽搐着。
女人惊呆了，被我的咆哮吓得呆立在那里，因为她已经习惯了我的沉默，沉默地接受她的一切安排。
“这，文康，我们也知道这些年你受苦了，上学是件好事，不是我们不支持你，你看咱这个家，我和你爸的身体你也知道，干不了重活，如果你走了，这个家怎么办？还有你这么小的孩子！”岳母抽泣着，诺诺地说。
“妈，上学也能照顾家里呀！因为大学里的课程不是很急，抽空我就回来照顾家里。”我安慰着岳母。
“说得好听，你怎么照顾？再说你已经离开学校四年了，怎么能够保证能够考上大学，不要到时考不上，又浪费这么多时间怎么办？”岳父对我的想法早就不满，借机唠叨着。
“你能确定我考不上吗？我就考本地的院校，怎么就不能抽空照顾家庭了吗？再说我们养鸡也需要技术，就我这技术怎么能够扩大经营。”尽管提起考试我心有余悸，但还是坚持地说。
关于我再次上学的问题，全家第一次围坐在一起，讨论着，最后的结论是：1、上学可以，但必须是考本地的院校，考试期间不得耽误家庭正常活动；2、万一此次考不上大学，就要彻底放弃求学的打算；3、保证求学期间和毕业后，必须回到这个家庭，不得有什么思想。
我知道那个女人提出的关于第三条什么意思，这四年来，在累与困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应该休息一下，没有热情和激情，我就像一具干尸，麻木地走，背着枷锁和痛苦。这种孤独和心酸就像鞭子一样，抽打在身上，即使是遍体鳞伤也感觉不到了一丝的疼痛。女儿在我的怀里抽搐着，幼稚的眼睛里含着泪水，她并不知道这讨论的含义，只是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诺诺地哭泣着，“爸爸，别走，爸爸，你别走——”
“别怕，爸爸不会走，爸爸不会走的！”我强忍着心中的悲愤，抽出笔来颤抖地在保证书上签下自己的姓名，空白，天空中一下子转为了空白，折叠好交给他们，我感觉到自己的身子突然间轻了，慢慢地升腾，漂浮在空中，就像一片云。
我在成人高考网上报了名，并翻出了自己尘封了四年的书籍，在生活劳动的间隙，开始了苦学。我把床搬到了鸡棚，一席被子成了全部的家当。女人似乎觉得对我的劝解或者说命令不再起了作用，或者那份保证书让她心安，也尽量地不出现在我的视野。劳动、学习、学习、劳动成为了我那三个月频繁交换的节目。
六月，我与全国的千万考生一道走进了那个向往的考场，我的泪水滴落了下来。这个迟来的花朵在我的身体内盛开着，尽管这不是个花开的季节。酷暑难耐，我却第一次感到了温和。
一个月后，分数出来，我得到了省成人组第二名，执勤的班主任几次通知我去修改报考志愿，我无语，因为我早已习惯了沉默，那份保证书沉甸甸地压抑着心头，我把打印出来的分数单深深地埋在椰子树下，就像埋下了希望和理想。
领到通知书那天，岳父破例地在院子里摆下几桌菜，宴请了左邻右舍，老岳母声色泪下地在饭桌上夸耀着我的聪慧懂事和孝顺能干，就像催开的花朵一样。早已对酒忌惮的我在那天喝了很多的酒，尽情地哭笑，直到喝得不省人事。女人哄睡孩子后，第一次主动地把我搀扶进了属于我们的房间，她偎在我的胸前呢喃地说着什么，而我早已入了梦乡。
第二天，老岳父备好了一份礼物，要求我带着他的女儿和外孙女回到了我的家乡，尽管离此不远的乡下，然而这却是我四年来第一次回归家门。我骑着摩托车，女人抱着女儿，偎在我的后背，在邻居羡慕的眼光中，走进了那个破损严重的家庭，我看到了颓废的父母，以及小学就退学在家劳动的弟弟。
“好，好，咱家终于出了个秀才！”年迈的父亲哆嗦着双手，点燃了水烟袋，母亲则拿着录取通知书哭泣不停。
“爸，妈，我去镇上买些鞭炮和酒菜，咱家好好乐和乐和！”懂事的弟弟推出家中那辆破旧自行车往外走。
“对对，要多买点，让全村的人都来，”我的女人从衣兜里掏出一把钱塞给弟弟，“咱家出了个大学生，是咱于家的光荣，给，拿着！”
“不，不用，嫂子！”弟弟用眼角的余光瞅向我和父母，边推辞着。
“让你拿着就拿着了！再说这些年我也没怎么帮助家人！”我强行的抓过女人手里的钱，同时内疚地盯着年幼的弟弟，沉重的包袱过早地落在他的肩膀上，而他年长的哥哥却在城市的边缘，邻人羡慕的目光中苟活着。
“对对，你哥说得对，这些年我们确实对这个家庭关心得太少了，主要是我们太忙，也没有空闲时间！”女人顺势着说。
弟弟拿着钱骑上车子出去了，母亲则抱着女儿到邻居家炫耀那个令家族蓬荜生辉的消息去了，父亲则拉过家中的那头老羊，找人杀羊去了。
我们在老家住了三天，酒醉了三次，沉睡了三天，在这四年里，我是第一次睡得这么地安详，这么地沉着。女儿被她的爷奶捧在手心里，她学会了笑，可以放肆的笑。女人没有催促我回去，而是乖巧地偎依在我的身边，尽管父母一再不让她去厨房，她还是多次地去厨房帮助父母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的大学来得是如此地仓促而又如此地真实，或者说又是如此地缓慢，足足地迟到了四年，在同一个季节里得到梦想的大学。走在校园的路上，我感觉到灵魂的苏醒，每个细胞都在激烈地跳跃着。我积极地迎接着我的大学，就像迎接一轮新生的太阳。
在大学里，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在十一假期后去码头迎接韩冰老师。当她从船上下来，飘飘的就像一个天使，她在船上晕了船，呕吐了一路，到了码头简直要虚脱了。因此她坐在我摩托车的后座上，紧紧地搂着我的腰，虚弱地把脑袋贴在我的后背上，让我明显地感觉到她微弱的心跳。我小心翼翼地开着车，害怕把她惊醒，也害怕自己的这种微醉状态会发生车辆摩擦。我是在犯罪吗？我想起了那份保证书，我停下了车，使劲地按着头颅，好让自己更清醒一些。韩冰依然微弱地用脑袋抵着我的后背，已经微微地发出鼾声，他不均匀的呼吸搅得我的内心荡漾，就像漂浮在海上的小舟一样。
未来，我知道我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我真的想回头抓住她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