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军委对活捉康泽非常重视，专电野司：将康泽送华北，并派可靠武装，加镣铐妥送。
刘伯承急电前线将其送至中原军区，中野在电报中特意电告六纵：“对郭勋祺要优待，告其刘陈等他恳谈。”。
１９４８年７月１７日晚，河南叶县皂角树村，康泽、郭勋祺二人狼狈地坐在一条板凳上，低头不语，身后站着两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
不一会，刘伯诚邓小平和陈毅来了。
参谋人员介绍说：“康将军，我中野刘司令员和陈司令员特地来找你谈谈”。
康泽和郭勋祺连忙小心翼翼地站起来。
刘邓首长说：“不要紧张，请坐！”
陈毅大呼“翼之兄，大炮不长眼，你啷个跑到襄阳来了嘛！”
郭亦喜极，连呼“仲弘”，相拥言欢。
经过短期教育，郭勋祺政治思想上有了转变和进步，于1948年10月离开解放区来到南京，对国民党军政人员进行宣传策动，沈重宇设法安排郭的食宿，与他彻夜长谈，了解了康泽被俘经过与解放区的真实情况。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郭勋祺返回四川家乡，按照刘伯承将军的秘密指示，与罗忠信等人组建“西川人民保卫军”，迎接大西南的解放，对后来和平解放成都起了重大作用。1950年西南解放后，郭勋祺被任命为川西人民政府交通厅厅长。1954年，川西与四川合省，郭勋祺改任四川省水利厅厅长。后任四川省体委第一副主任。1959年，郭勋祺病逝。四川省政府开了追悼会，将其葬于磨盘山公墓 邓政委说：“康将军，我们是老同学，２０多年没有见面了。你可能没有想到会有今天的结局吧！”
康泽嘴唇颤抖了一下说：“我惭愧！我惭愧！我对不起老同学，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的结局！”
“为什么？”邓政委反问道。
康泽沉默了片刻，说：“我刚驻进襄樊城，蒋介石、白崇禧就打来电报，说襄樊是战略要地，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要我死守。我看了下襄樊周围的地形，对我军十分有利：襄樊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城东和城北紧靠汉水，城高８米，工事坚固，贵军不易靠近。加上城外几个山头，如琵琶山、真武山等均控制在我军手中，贵军要想夺取襄樊城是不可能的。”邓政委笑着问道：“怎么我们夺取了？”
康泽喝了口水：“我真没有料到你们的炮火那么厉害，就像雨点似地落在我们的阵地上，我们的炮全都变成了哑巴，发挥不了作用，部队伤亡惨重，警卫团只剩百余人了。当时情况十分危急，我几次化装突围都没‘突’出去，解放军便攻进了城，在城门上放起火来，没办法，我就只好钻在地洞里装死，结果还是当了你们的俘虏！”
刘司令员笑着说：“情况危急时，你为什么不请求蒋介石、白崇禧前来增援呢？”康泽说：“老河口、谷城等地丢失后，我就感到情况不妙，连电呼吁蒋介石、白崇禧派部队增援，他们来电命令我‘坚守城垣，固守待援’，要我再顶一两天，我们就只好呆在工事里固守待援，直到最后被歼灭，蒋介石、白崇禧没有给我增加一个兵。”说到这里，康泽掉下了眼泪。
康泽被俘后，蒋家王朝颇受震动，在军事会议中，蒋中正肯定地说：“我所知道的康泽，是不会被俘的，很可能像张灵甫那样壮烈成仁。”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消息：“康泽自杀成仁，为党国牺牲。”
康泽的亲属悲哀、惶惑。每天到康宅劝慰者络绎不绝，都是康泽的朋友、同学、部属。沈重宇夫妇也去了，朱素怀哭红了眼送他们出来。国民党官方报刊上出现了怀念、颂扬康泽的文章，作者多系原特训班、别动队的喽罗。朱素怀心中苦闷无处发泄，就把康泽“落难”归罪于蒋经国。康泽主办的青干班毕业学员也有人扬言说蒋经国做圈套整康泽，蒋经国听了大为不满，在三青团中央干校友会上予以反驳。实际上，担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是康泽自己同意的，与蒋经国无干系。襄樊危急时，朱素怀再乞求蒋介石调康泽回来，均被拒绝。她当然不敢责骂蒋介石本人。康泽当了俘虏后内心十分恐惧，不少人也都认为康泽身为国民党特务头目，血债累累，罪不容赦，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他宽大为怀，不究既往，非常关切地给他治伤治病，进行教育改造，给予改恶从善重新作人的机会。南京上演的这出“活烈士康泽”的闹剧，企图为蒋介石挽回惨败的面子。
1949年，朱素怀和康仲谋、康亚谋被蒋介石“送往”台湾。11月期间，朱素怀给住在成都的沈重宇夫妇发来最后一封信，请沈代她处理重庆住宅。沈重宇到重庆把康宅出租给立法院机关，将租金电汇给了朱素怀。1948年在襄樊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后，康泽在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战犯被关押改造。1960年因病被允许监外就医。1963年，已满60岁的康泽，结束了他15年的牢狱生涯，被人民政府特赦释放。在最早的判决书里，他庞大的、一度权势熏天的别动队，虽然曾“直接或间接屠杀了近百万革命群众”，但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他终于在秦城监狱的第四次“战犯特赦大会”上，当场脱下囚服，换上了一身整洁的列宁装。就是这一刻，一个记者拍摄下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张相片。
因为毛泽东曾说过，“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予生活出路”，这样，他被分配到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1964年4月，被安排在中共全国政协委员会任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居住在北海一带的一个普通大杂院里。同样身属战犯，与康泽相处十年的李以劻曾言：康泽思想仍忠于蒋中正，虽经改造仍无多大改变，更谈不上有认罪服输的心理，表面上痛骂国民党与培植他的校长蒋中正，共党宣称改造成绩很好，但实际上康泽对于共产党是仇恨的，对共党私下亦有微词。
他开始依靠一份微薄的收入过日子。他深居简出，几乎没有人来探望他。但，一生就这样过去了么？在深夜的梦魇里，他不时地被惊醒。他是那样的孤独，院子里的那些居民、共青团员、少先队员，唱着《社会主义好》，同时把他视为一个古旧时代的残渣余孽。他们疏远、戒备着他，他从来就不能和邻居有略多的往来……除了《参加复兴社始末》、《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缘起》等手稿之外，他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回忆，是过时的大人物的娱乐。于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着回忆文章，毕竟，这也是他的工作、他的饭碗……
然后，这一天，在秋风萧瑟的北京，他的那两间平房，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客人。对这个客人，他曾经满心眼地不放在眼里过，但毕竟沧海桑田，一个“故人”是多么的难得，毕竟这也是他孤独生活的调剂。
他去买了一瓶北京产的红星牌二锅头，几两猪头肉和一些花生米，热情地招待着这个客人。一张涂有白漆的旧桌子，一张摊开的《人民日报》以及两个酒杯，就是他们的餐桌。
三杯酒下肚后，客人说明了来意。他掏出了自己的一份手稿。手稿的标题是《复兴社述略》，请他过目。
看到“复兴社”、“蓝衣社”、“别动队”、“新生活运动”等已被新时代湮没的名词时，康泽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
当夜，就是他时刻挂念的儿子，带着妻子的眼泪和问候，即将通过秘密渠道、绕道香港来北京看望他的前夕，他们酩酊大醉。
这可能也是康泽一生中最后的一次喝酒。陪他喝酒的这个客人是肖作霖。前国民党陆军少将，蓝衣社控制下的“中国文化学会”书记，和程潜一同在长沙和平起义的湖南人。最后，他还是席卷民国的“新生活运动”的最早提出者。
毛泽东曾讲过“农民对于康泽是不能饶恕的”等话，共产党与康泽长期势如水火，双方都沾满了对方的鲜血，所以康泽没过得了**这关，1972年的一个夜晚，一队红卫兵将其打得半死后拖进秦城大牢，最终伤重而死，终年68岁。
王近山不拘泥于常规，从实际出发，敢于破常规，出奇计，克敌制胜，第六纵队也由此享“最善攻坚”之誉。
刘陈邓首长对参加襄樊之役作战各部队予以表扬。特别是六纵以及王近山，在此次作战中，积极求战，敢于挑重担，机智英勇，对战役取得全胜起了主导作用。对王近山敢于打破常规，撇山攻城，声东击西，从西门突破等创造性的指挥艺术，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刘司令员同时指出，这次作战与豫东战役是一盘棋，由于我军在豫东平汉线作战，将敌主力吸走，使襄樊孤立，蒋介石、白崇禧无力西顾，而造成了襄樊作战有利形势，“极似打篮球，双方互相牵制，以一人乘机钻隙投篮”之得胜。告诫大家要正确看待，胜利之取得，是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的结果，不可居功骄傲。
邓小平说：“襄樊战役的胜利，其政治意义不亚于军事价值。”
军中以善于打仗而著称的徐向前对此战评价很高，说：“襄樊战役是王近山非凡指挥才能的战例。”
朱德总司令批示说：“此战役是小的模范战役，以同等之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于外城，最后夺取据点襄樊。”。襄樊战役成为我军经典战役之一。
襄樊战役成为了闻名全国的五路大捷之一，受到党中央的表扬，7月23日，毛泽东亲自发来贺电。
“庆祝你们在襄樊战役中歼敌两万余人，解放襄阳、樊城、老河口等七座城市，并活捉蒋介石法西斯特务头子康泽的伟大胜利。这一汉水中游的胜利，紧接着开封、睢杞两大胜利之后，对于中原战局的开展帮助甚大。尤其是活捉康泽，更给全国青年受三青团特务迫害者以极大的兴奋。尚望继续努力，为彻底解放中原而战。”
襄阳的捷报飞传全国。全国其他战场同样捷报频传。华北军区部队，经过50余天的连续作战，晋中战役得胜在先，平、津、保外围地区大量歼敌于后；华东野战军，自昌潍战役起在胶济、津浦两线及苏北地区转战两月，攻克战略要地兖州，总计歼敌10余万；连同中原战场的开封、睢杞和襄阳大捷，被称为震憾全国的”五路大捷”。这一连串的重大胜利，宣告了蒋介石“重点防御”战略的再次破产。中共中央给刘伯承、邓小平等的贺电指出：“这一汉水中游的胜利，对中原战局的开展帮助甚大。尤其是活捉康泽，更给全国青年受三青团迫害者以极大的兴奋”。
后来有人对此役戏说：“夺襄阳，王疯子破古例，定下绕山蹚水西门径直破城的战策，6纵3个旅如惊鸿飘至，杀贼一个‘头点地’，捉了康泽。”
党中央的贺信，大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挥员的斗争意志。各部队纷纷举行庆功会，表彰奖励有功单位和战斗英雄、模范。“刀劈三关”战功卓著的十七旅四十九团，被授予“襄阳特功团”的光荣称号；首先突破西门的四十九团一营，被授予“襄阳登城第一营”的光荣称号。十八旅五十四团二营活捉康泽；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缴获化学炮，均立特等功；主攻破城的十七旅，荣记一等功。
在襄樊战役中，襄樊地方党组织和政府做了大量的支前工作。战前，各行军要道和作战区域，都设立了兵站、支前队，男女老少齐上阵，修桥梁，筹粮草，备担架，做军鞋，为支援前线做了扎实的准备工作。
战斗打响后，襄阳独立团直接参与了攻打樊城北门的战斗，并配合桐柏分区85团参加了伏击战。地方党组织和政府组织了200多辆牛车、2000多副担架，配合解放军行动。
五区罗岗村青年张学山担任伤员转运站第二站站长，带领担架队连续奋战七昼夜，安全转运伤员100余人。宋湾村民兵孙正典参加运送军粮、柴草等支前工作，连续三天三夜没合眼，双肩磨破，仍坚持不下火线。有许多群众在支前中光荣牺牲。
襄樊战役的胜利，使六纵经受了一次巨大的锻炼，光辉的战斗历程中又增添了新的一页。
打下襄阳城，缴获了敌军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这对我们这支队伍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因为我们在1947年进军大别山时，丢弃了大量的装备。那年到了11月，我们都还穿着单衣，没办法，部队就把从土豪家缴来的布匹和棉花，用灶灰染印后，分到各连队，让大家自己缝制冬装，那样式自然是五花八门，个个穿得像“叫花子”。这一次，部队来了个大换装。我作为一个排级干部，领到了一个军用蚊帐，还得到一套人字呢的军装。这期间，我们连还缴获了一批“财宝”。我们连根据一个刚解放过来的战士的报告，在他指定的地点挖出了一批“宝贝”：一支崭新的德国造20响驳壳枪，6包大烟土（鸦片），100块大洋（银元）。
战后，六纵战斗实力和装备大为改善，全纵共俘敌军官兵一万一千一百五十四名，大部补入部队；缴获各种枪五千余支，炮一百零三门；子弹七十六万余发。因襄阳是敌军鄂北战勤供应基地，我军还缴获了许多军用物资，每个战士军装都发了四套之多，换下了从大别山穿出来的那些花花绿绿的衣裳。部队经过整顿，斗志高昂，兵强马壮，满怀信心地去迎接新的胜利。
王近山几路杂牌支队“凑合”成的6纵终成“正果”，“篡位”为刘伯承手下的一、二号主力。
襄樊战役自1948年7月2日打响，16日晚8时告捷，历时15昼夜，活捉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康泽、副司令长官郭勋祺，共歼、俘敌2.1万人，其中俘敌17000人，毙伤3500人，缴获各种枪支五千余支，炮一百零三门；子弹七十六万余发以及大批军用物资，解放了襄阳、樊城、光化、老河口、谷城、南漳、宜城等7处城镇。襄樊战役的胜利，不仅扩大了江汉、桐柏军区，而且也巩固了陕南解放区，更有力地配合了豫东战役，斩断了国民党顾祝同集团、白崇喜集团、张治中集团的联合防线，为建立南渡长江西窥秦蜀战略进攻基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中原大地除了郑州、信阳、南阳等少数几个孤立的敌人据点外广大新老解放区连成了一片，为尔后开辟汉水南岸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对整个中原地区的战局朝着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方向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路透社南京二十三日電」二十三日消息：平漢路以西共軍孔從周部已經越過豫鄂邊境，向南急進。半官方消息，此部共軍三萬人，已佔領樊城、襄陽。軍事人士認爲，共軍這一攻勢是在分散國軍在蚌埠、南京地區集中的兵力，至少使白崇禧無法再從這一區域把軍隊調出。由鄂北的局勢來看，共軍或將沿漢水而下，進攻漢口，或者西向脅迫信陽。皖北方面，因黃維兵團的被殲和杜聿明部的遭受重大打擊，國軍李延年部不得不南撤，以保衛長江北岸，因此，國軍主要防地已位於以蚌埠、洪澤湖和滁縣爲界的三角地帶內。蚌埠以北國軍劉汝明部已建立第二道防線，以蚌埠爲中心，北到任橋（十五哩），東到五河（卅哩），西達懐遠（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