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之華夏1122 )敵人的敵人
由于中國目前所面臨的國際局勢相當險惡。而想要打破西方列強的聯合圍堵，就不能放過任何一個打開突破口的機會，而協約國對奧斯曼土耳其的野蠻入侵，正給了中國這樣一個好機會。
在協約國軍隊入侵并占領奧斯曼土耳其的多處戰略要地之后，作為奧斯曼土耳其抵抗力量國民軍領袖之一的凱末爾在四處奔走組織土耳其人反抗侵略的同時，表現出了他作為一名政治家的靈活和機智的一面。
由于協約國軍隊來勢兇猛，裝備和人數都處于劣勢的土耳其國民軍損失嚴重，凱末爾決心發動全國民眾起來反抗西方列強的侵略，同時，為了改變不利的局面，他還充分利用了協約國之間的重重矛盾，同部分國家簽訂友好條約，促使這些國家承認土耳其國民軍政權，放棄對奧斯曼土耳其的侵略。而為了使災難重重的奧斯曼土耳其在戰略上有一個穩固的后方，凱末爾全力爭取新成立的蘇維埃俄國**政權的支持，而同樣面對協約國軍事干涉的蘇俄政府和土耳其國民軍政權一拍即合，立刻表示了對凱末爾同情的支持。
在得到了蘇維埃俄國的支持之后，凱末爾又積極尋求中國方面的支持。由于中國和奧斯曼土耳其很早就開始了軍事和經濟方面的合作，兩國的交往一直很是密切，因為中國賣給奧斯曼帝國海軍的“龍權”號戰列艦的關系，凱末爾早年即同中國軍方的一些高級將領有著很深的交往。凱末爾很快同中國在奧斯曼土耳其的一些常駐人員取得了聯系，表達了希望能夠得到中國方面的幫助的愿望，而中國政府在得到了消息之后，也立刻伸出了援助之手。
在孫綱的直接要求下，中國駐奧斯曼土耳其的情報人員組織在當地經商的華僑社團將他們在奧斯曼土耳其的貨物無償提供給了土耳其國民軍，而這些貨物的價值則由中國政府事后予以補償。中國的情報人員經過努力，還從一些外國商人那里弄來了德國軍隊撤退后留下來的部分武器彈藥和軍用物資，這些都給了奧斯曼土耳其國民軍以巨大的幫助。
但在具有非凡的戰略眼光的孫綱看來，這些幫助對土耳其人來說也僅僅是杯水車薪，想要讓奧斯曼土耳其在消耗協約國力量方面發揮更“積極”的作用，還需要加大對土耳其人的援助力度。
由于中國距離奧斯曼土耳其的距離過遠，而且海路幾乎完全控制在了協約國海軍之下，大宗的物資和武器彈藥根本無法運送。而海聞鵬說的這個給土耳其人提供資金的辦法，可以說是目前最為可行的了。
“執政所說甚是，黃金比較好。”海聞鵬說道，“而且銀子在那邊也是硬通貨，金條和銀錠體積都比較小，十分隱秘，不易發覺，想要撇清干系不留痕跡的運進土耳其，走私過去就可以。”
“銀錠的價值比不上黃金高，同樣價值的話，銀錠的相對體積就很大了，還是不要給他們了，就用黃金吧。”孫綱想了想，說道，“要是講體積小價值高的東西的話。給他們鉆石也不錯啊。”孫綱想起了愛妻密室里收藏的那些光芒璀璨的鉆石，不由得露出了一絲奇怪的笑容。
海聞鵬聽了孫綱的新主意，不由得微微一笑，“如此甚好。”他看了看孫綱桌子上的金色地球儀，“西方列強想要獨霸世界，咱們偏偏就不讓他們如愿。”
在1922年5月夏季到來之后，蘇俄紅軍重新向鄧尼金的白衛軍展開反攻，是役蘇俄紅軍出動了40萬軍隊，以及700門大炮，120輛坦克，3176挺機槍，200架飛機（這些武器很多是中國軍隊遺棄在西伯利亞的，由蘇俄工人修復，其余的為蘇俄工廠自己生產），戰斗在莫斯科以南地區的廣闊戰線上交錯進行，鄧尼金也將自己的主力部隊依次投入戰斗，白衛軍總兵力為22萬人，并有協約國支援的600門大炮和70輛坦克，90架飛機，由于在兵力和兵器上都處于劣勢，白衛軍士兵的素質和戰斗力也遠遠比不上經過中國軍隊血火鋼鐵“調教”出來的蘇俄紅軍。結果白衛軍損兵折將17萬人，遭到了慘重的失敗，鄧尼金率領殘部一路向南狂奔，退回克里木半島。
在面向波蘭軍隊的戰場，蘇俄最高當局計劃在4月下旬及5月上旬發動新一輪攻勢。波蘭方面已經發覺蘇俄紅軍正在準備新攻勢，決定先發制人。4月24日，波蘭軍隊在畢蘇斯基的率領下發動了“基輔攻勢”，主要目標是為了打敗波蘭軍隊南翼的蘇俄紅軍，及在烏克蘭扶植親波蘭的彼得留拉政府。波蘭軍隊打敗了駐守在烏克蘭的蘇俄紅軍，波蘭和烏克蘭聯軍在5月7日再次進占基輔。蘇俄紅軍在5月19日展開了反攻。波蘭第1軍團被擊敗，損失嚴重，蘇俄紅軍第15集團軍奪回了道加瓦河與別列津納河之間的地區。5月24日，南方的波蘭軍隊首次同布瓊尼的第1騎兵集團軍遭遇。6月5日，布瓊尼以哥薩克騎兵突破了波烏聯軍的戰線，并利用流動騎兵打擊襲擾波蘭軍隊的后方，波蘭軍隊的通訊及后勤補給遭到了巨大的破壞。6月10日，波蘭軍隊全面后撤，6月13日，基輔重新落入蘇俄紅軍手中。波蘭在烏克蘭的軍隊雖然大部分順利撤走，卻無法支援北方前線和加強奧塔河沿岸的防御。由于兵力不足，波蘭軍隊在300多公里的戰線上只有12萬人及約460門火炮，而且沒有戰略預備隊和防御工事。進攻的是由年輕的圖哈切夫斯基指揮的蘇俄紅軍西北方面軍，總兵力近20萬人，包括108000人以上的步兵和11000名精銳騎兵，722門火炮，2913挺機槍。圖哈切夫斯基在7月4日沿斯摩棱斯克——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一線發動了大規模攻勢，越過奧塔河及別列津納河。7月7日，波蘭軍隊在蘇俄紅軍的強大攻勢下被迫全線后撤。由于波蘭軍隊的頑強抵抗，圖哈切夫斯基試圖突破波蘭軍隊戰線把波蘭軍隊壓縮到西南方的平斯克沼澤的計劃落空。7月14日。維爾紐斯被蘇俄紅軍攻占。在南面的加利西亞，布瓊尼的騎兵深入波蘭后方，向利沃夫及札莫希奇前進。波蘭的戰局岌岌可危。白俄羅斯境內的格羅德諾在7月19日被蘇俄紅軍占領，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在8月1日也被蘇俄軍隊攻克。波蘭軍隊試圖據守布格河沿線，但是僅僅堅持了一個星期后防線便告失守。蘇俄紅軍西北方面軍于8月2日越過納雷夫河，前鋒距離華沙只有60英里。蘇俄紅軍西南方面軍把波蘭軍隊逐出烏克蘭后，圍攻利沃夫。利沃夫附近的波蘭軍隊發動了一次成功的反擊，阻延了蘇俄紅軍的行動，勉強止住了波蘭軍隊在南部戰場的節節敗退。但華沙附近的形勢仍繼續惡化，波蘭軍隊無法擴大反攻的戰果。為了保衛華沙，波蘭軍隊開始大量集結。
在俄國布爾什維克黨高層的指示下，一個名為“波蘭臨時**委員會”的傀儡政府在7月28日成立，以管理被蘇俄紅軍占領的地區。而在勝利在望的時候，蘇俄紅軍的高級將領們之間的不和也在滋長，布瓊尼的第1騎兵集團軍在利沃夫受阻。蘇俄最高指揮當局在圖哈切夫斯基的堅持下，曾下令第1騎兵集團軍向北面的華沙及盧布林進發，可是布瓊尼沒有遵從，因為西南方面軍司令耶格羅夫與圖哈切夫斯基不和，蘇俄紅軍在圍攻利沃夫時遇到了波蘭軍隊的頑強抵抗。8月16日，畢蘇斯基指揮波蘭后備軍全面投入反攻。波蘭軍隊貫徹了畢蘇斯基的計劃，從南面出擊，找到了互不配合的蘇俄紅軍各方面軍之間的巨大缺口。兩支波蘭軍隊向北插到了圖哈切夫斯基的后方，8月18日包圍了蘇俄紅軍。為了避免被波蘭軍隊圍殲。圖哈切夫斯基下令全線后撤，由于通訊混亂和毫無秩序，蘇俄紅軍在撤退時遭到了很大損失。華沙戰役（又稱“維斯瓦河的奇跡”）以波蘭軍隊的勝利而結束。華沙戰役結束后，相互都遭到了巨大的損失和消耗的波蘭和蘇維埃俄國達成了停戰，開始了和平談判。
盡管華沙戰役遭到了失敗，但蘇維埃俄國在這短短的幾個月當中所取得的軍事成就讓全世界的軍事觀察家們都感到吃驚，英國軍事傳記作家雷恩這樣評價道：“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或政權象蘇維埃俄國那樣，從一誕生開始，就遭到了這樣那樣的進攻和封鎖，有好多次我們都認為她將要毀滅了。但她總能奇跡般的在最關鍵的時刻幸存下來，讓我們不得不訝異于她頑強的生命力。……尤其是在1922年，在四面八方都是敵人的時候，她仍然打退了所有的進攻，并且取得了輝煌的勝利。這一系列勝利大大地改變了以后20年或更長時間的歐洲歷史。”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認同雷恩的說法，英國軍事史學家富勒就提出來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蘇維埃俄國得以從西方世界的進攻當中幸存下來，完全是由于中國為了自己的利益“放縱蘇維埃俄國使其得以存在和發展壯大”的結果，在他的《西方世界軍事史》一書中，他不客氣地寫道：“中國用秘密的和令人幾乎無法感覺到的方法迫使蘇維埃政權的領導人放棄了針對中國的‘國際**’的想法，中國不但在蘇維埃俄國最為艱難的時刻放棄了對這個邪惡政權的進攻，還為蘇維埃政權提供了一個穩固的后方，使蘇維埃俄國可以不受干擾的抵御來自西方的威脅，并將原來同中國軍隊作戰的富于戰斗經驗的主力部隊調往西方。這些被中國人用槍炮很好的‘訓練’過的蘇俄軍隊打敗了波蘭人，打敗了烏克蘭人，打敗了英國和法國的軍隊，隨后成為了這個世界上最可怕的戰爭機器和劊子手。……中國人支持俄國蘇維埃政權并將‘布爾什維克瘟疫’引到了西方是幾個世紀以來中國人對世界所犯下的最大罪惡之一……”
美國社會學家亞歷山大.戈拉也和富勒持同樣的觀點，他認為波蘭保衛華沙所取得的勝利不但為波蘭，也至少為整個中歐帶來20年的獨立和穩定，“否則布爾什維克黨人至少會提早20年出兵到國外去‘制造**’”。英國歷史學家泰勒更將“波蘇戰爭”中最關鍵的華沙戰役列為“改變世界局勢的關鍵性戰役”之一，他認為，“從當時西歐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疲弊與國內各種**的暗潮洶涌推斷，倘若波蘭軍隊在華沙戰役當中戰敗，當時的歐洲將不可能抵擋‘赤色俄國’的可怕入侵”，因而他總結性的指出：“西方國家應該牢牢的記住，波蘭在1922年曾經拯救過整個西方文明世界。”
這些西方學者的觀點盡管多有偏頗之處，但他們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對于中國為什么要放縱俄國蘇維埃政權的原因卻沒有觸及（或者說是不愿意提及）。
事實上，西方學者們不愿意承認，當時的中國之所以采取放縱甚至是支持蘇維埃俄國的立場，是和當時中國所面臨的險惡的國際環境是分不開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協約國挾大戰得勝之余威，想要大舉東來收拾曾經在他們手邊搶奪德國殖民地的中國，同時借以擺脫國內出現的戰后經濟危機和債務危機，而且歐洲戰爭造成的堆積如山的戰爭剩余物資和還處于慣性生產狀態的軍事工業都剛好能夠派上用場。而對于“威脅西方文明世界”的蘇維埃政權，協約國的興趣其實并不大。因為干涉“窮光蛋和叫花子一樣的布爾什維克**政權”（邱吉爾語）根本不能擺脫協約國各成員國出現的經濟危機和債務危機。對于這種“吃力不討好”的行為，協約國集團是不會給予更多的考慮的。
實際上。協約國集團對“宰割中國這么一只巨大的肥羊”（弗里達克斯語）借以擺脫戰后出現的經濟危機和債務危機的興趣更為濃厚。
在當時，如果協約國真的想要集中力量聯合進攻中國的話，優勢可以說是相當大的。因為僅英美法意四國海軍的無畏艦數量就接近百艘，陸軍的總人數也大大的超過中國陸軍。對于中國來說，這種“全世界的聯合圍攻”的局勢比華俄戰爭時期要惡劣一百倍。
而在歷史上曾經多次遭受西方列強侵略的中國深深的知道，協約國的支柱之一——那個曾經為了從經濟上打垮別的國家而不惜進行鴉片毒品走私的國家，對無辜的第三方發動的直接的侵略戰爭是不會有任何道德上的負罪感和什么心理負擔的。
而中國想要真正的擺脫這種極度危險的局面，當然就要“無所不用其極”了。
事實上，中國所采取的應對措施十分有效，由于果斷的同蘇維埃俄國實施了停戰，使得蘇維埃俄國可以集中全力對抗西方國家的干涉，經過中國軍隊“調教”出來的蘇俄軍隊不但消滅了鄧尼金的白衛軍，還將入侵的波蘭軍隊和外國干涉軍打得落花流水，蘇俄軍隊所取得的巨大勝利無形當中減輕了協約國對中國的壓力，使中國可以集中力量于東南沿海地區應對可能發生的入侵，為中國做好戰爭準備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而幾乎與此同時，奧斯曼土耳其爆發的“護權運動”和反抗西方侵略的民族戰爭也同樣的大大牽制了協約國的軍事力量，加上蘇維埃俄國贏得了反對西方國家干涉戰爭的勝利，這些都使得西方國家在震驚之余重新考慮對付蘇俄和中國這兩個“危險國家”的策略。而協約國國內民眾反戰情緒的高漲和國際間“調和氣氛”的增加也迫使協約國方面由直接實施軍事侵略轉變為通過封鎖和談判以及簽訂條約等手段迫使中國和蘇俄就范。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有了后來的“華盛頓海軍會議”和“四國條約”、“五國海軍條約”、“九國公約”以及“中日解決領土爭端遺留問題條約”。
后世的一些學者認為，能夠在兵不血刃不發生戰爭的情況下徹底擺脫掉這樣的險惡環境，中國所取得的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的勝利的意義，在某種程度上甚至超過了華俄戰爭和此前發生的歷次對外反侵略戰爭。
精沒了，明天給大家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