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一边是百废待兴的国家建设，一边是唇亡齿寒的边疆危机。中国的领导人在建国后，第一次面临如此艰难的决定。是救还是不救？救！几十万人民军队，由南到北、从西向东，浩浩荡荡地集结在鸭绿江边，只待一声号令：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金日成的求助
1950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刚好一周年。这一天，全国人民迎来了建国后的第一个国庆节。那天，人们欢天喜地，很早就来到天安门广场，等待着盛大的庆祝仪式。
当晚，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热闹的焰火晚会。接二连三的焰火升上天空，在空中幻化出各种各样的形状，呈现出多彩的颜色。人们抬头观望五彩斑斓的焰火，一片欢歌笑语。天安门城楼上，几盏红灯笼高高悬挂，映着几位国家领导人兴奋的脸庞。此刻，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正在城楼上边观看焰火，边热烈地交谈，与人们共度建国后的第一个国庆佳节。
节日的北京洋溢着喜悦、欢乐的气氛。可谁知，就在这一天，“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北进，朝鲜半岛的局势岌岌可危。
夜渐渐深了，天安门广场上依旧欢声一片。此时，毛泽东已回到中南海，他见到办公桌上放着一封信。这是一份出自金日成之手的求援信，信中将朝鲜半岛当前的局势进行了介绍，并提出了希望中国出兵助战的要求。毛泽东看完信后，眉头紧锁，点燃一支烟，凝视着墙上的世界地图，目光紧紧地锁在朝鲜半岛上。他叹了一口气，说道：“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金日成在这封求援信上写道：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
您对于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的朝鲜人民深切的关心，百方援助，我们谨代表朝鲜劳动党，表示哀心地感谢！
现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我们朝鲜人民解放战争的今日战况，是在美国侵略军登陆仁川以前，我们的战况不能说不利于我们，敌人在连战连败的情况下，被我们挤入于朝鲜南端狭小的地区里。我们有可能争取最后决战的胜利，美帝军事威信极度地降低了。于是美帝国主义为挽回其威信，为实现其将朝鲜殖民地化与军事基地化之目的，即调动了驻太平洋方面陆海空军的差不多全部兵力，遂于九月十六日以优势兵力，在仁川登陆后继续占领了京城。
目前战况是极端严重了，我们人民军虽然对于登陆的敌人，进行了极顽强的抵抗，但对于前线的人民军已经造成了很不利的情况。
……
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急，不予我们时间，如要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急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我们向您提出以上意见，盼望即予指教！
敬祝
健康！
金日成 朴宪永 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于平壤
自朝鲜内战爆发，朝鲜人民军虽然在数量上比不上南朝鲜军队，可他们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平统一的决心，将南朝鲜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如今，美国操纵联合国，决意越过“三八线”作战，其侵占朝鲜半岛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金日成和朝鲜人民军若不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断然不会向中国伸出求助之手。看来，北朝鲜确确实实是难以渡过此次劫难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尚未在朝鲜设立大使馆，与其之间的相互联系，完全靠新闻电讯或苏联通报而获得。早在1950年7月，朝鲜人民军节节胜利之时，毛泽东等人就对朝鲜半岛的态势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朝鲜内战的结果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朝鲜人民军将南朝鲜军打得落花流水，将美军赶出朝鲜半岛；另一种则是战争持久化，并预测出美军极有可能在仁川港登陆作战。
8月中旬以后，虽然金日成作出了“全朝鲜人民军和海军要最后扫荡美国干涉者的军队和李承晚残余伪军，要使八月成为完全解放朝鲜的月份”，可现实却是朝鲜人民军前线处于作战力不足、后方补给不上的尴尬境地。
美军在仁川登陆后，金日成已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出于对友好邻邦的关心，周恩来站在朋友的立场上，就朝鲜人民军作战对金日成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周恩来建议：“如果占领汉城则人民军后路有被切断的危险。因此，人民军主力似宜集结机动，寻敌弱点，分割歼灭敌人。在作战上，必须集中兵力，每一次作战以少数兵力及火力分路钳制多数敌人，而以多数兵力（三至五倍）及火力（二倍以上）的绝对优势，围歼被我分割的少数敌人（例如一个团）。作战最忌平分兵力，最忌只击溃或阻止敌人而不能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只要能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哪怕每次只歼灭敌人一个团一个营也好，积少成多，就可逐步将敌人削弱下去，而利于长期作战。”
接到周恩来的建议后，金日成表示感谢，并希望中国政府今后能继续提意见。不过，就算朝鲜人民军采纳了中国政府做长期作战打算的意见，仍旧没能挽回任何局面。“联合国军”以百倍于朝鲜人民军的力量，对朝鲜人民军进行分割包围，顺利地在仁川港登陆，并全线向“三八线”推进。
北朝鲜的局势令人十分担忧，金日成又发来了求救信号。中国到底是帮还是不帮呢？
毛泽东的艰难决定
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胡乔木回忆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20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是毛泽东很难下决心的，其中一件事就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
当时，中共中央作出派兵援朝的决定，令全世界大为震惊。人们没有想到，一个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国内的统一工作还未完成，竟然敢与美国以及“十六国联合军”对抗！事实上，当时的中共中央作此决定，也是一件相当艰难的事情。为此，毛泽东曾熬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
1950年10月1日，正值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国庆大狂欢。当晚，毛泽东从天安门城楼返回中南海后，就把目光锁在了墙上的世界地图上。他的桌上放着一封由金日成亲笔拟写的求援信，另外还有一封从莫斯科发过来的电报。电报里，斯大林建议中国出兵援助北朝鲜，不过对自己是否给予援助，则只字未提。他说：“我正在离莫斯科很远的地方休假，与朝鲜的事多少有些隔绝。但据今天莫斯科传给我的消息来看，朝鲜同志们的情况变得令人绝望。……我考虑，根据眼下的形势，你们如果认为能用部队给朝鲜人以帮助，那么至少应将五六个师迅速推至三八线，以便朝鲜同志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
中国人的骨子里带有强烈的同情心和使命感，看到友邦受到欺辱，自然是不会隔岸观火。再者，中国人早就明白唇亡齿寒、户破堂危的道理。因此，当时的中共中央对援助朝鲜的问题也早有考虑和研究。可是，中共中央终究是不愿意打这场仗的。因为，新中国本身就面临着许多错综复杂的国内形势和不可预知的各种困难。
首先，西藏和台湾及一些沿海岛屿还没有解放，祖国统一的任务尚未完成，国内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任务还很重。其次，华北、华南、西南和西北等解放地区的匪患严重，尤其是湖广一带。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留在大陆的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一直在进行着各类反革命活动，整个社会的治安非常不稳定。再次，新中国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国内经济需要恢复，各项事业需要重建，国家的经济能力还能薄弱，新土改也才刚刚开始。除此之外，国内的失业人员人数众多，教育文化事业也亟待恢复。
除了国内原因外，国际因素也有很多。新中国刚刚成立，还未得到西方国家的一致认可。若是与世界头号大国抗衡起来，很有可能得不到外援。到时候，孤立无援之时，恐怕会造成国内更大的危机。另外，美国军队是世界上装备最先进、最现代化的军队。他们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训练有素，可谓常胜之师。而中国人民解放军，虽然积累了不少作战经验，可是武器装备极其落后，空军和海军也是初具雏形，还不具备作战能力。
鉴于此，中共中央对出不出兵援朝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慎重的决定。
10月1日当晚，毛泽东紧急召集政治局的成员和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到中南海开会。会议的中心议题即是否出兵援朝。这次会议并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主要是因为毛泽东想让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会议开到凌晨，没有得出最后的结论，一方面是这个决定实在是难以决断，另一方面是在争取最后一线希望，希望美国不要扩大战争，避免中美双方交战。
10月2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着重讨论朝鲜当前的局势和中国是否出兵的问题。会后，毛泽东起草了一份电报，向斯大林透露了中国决议出兵援朝的消息，还附上了希望苏联给予支援的武器装备的建议。不过，这封电报拟好后，并没有被发出。随后，毛泽东又起草了一封电报，发了出去。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分析了中国军队援朝后可能出现的困难，旨在试探苏联的态度，主要目的是希望苏联也能出兵援助或者武器援助。另外，毛泽东在电报中还提到了，即将派周恩来和林彪到斯大林休假的地方，与斯大林谈谈出兵的事情。
10月3日，毛泽东再次接到金日成的紧急求援电报。看来，朝鲜半岛的局势已经相当紧张了，北朝鲜的困境也越来越严峻了。时间不等人。毛泽东于第二天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政治局的成员对出兵援朝这件事产生了分歧，一部分人支持出兵，一部分人则不支持。
会上出现这两种意见，也是很正常的。困难都摆在眼前，能不出兵最好还是不要出兵。可是，即便美国在占领朝鲜后，不对中国发动攻击，也会对中国的东北地区不断的骚扰。这是美国人强烈的占有欲而决定的，是不可避免的。况且，东北地区的工业是新中国恢复经济的重要组成力量，若是遭到破坏，那么中国的建设也无从谈起。所以，朝鲜的危机也就是新中国的危机，中国的领导人不可能坐视不管。
中央政治局会议延续到10月4日接着召开。这天，远在西安主持西北事务的彭德怀被召回了北京。对于朝鲜问题，他也一直密切关注。在出兵援助这个问题上，他是坚决主张出兵的。多年的军旅生涯让他敏感地意识到，美国极有可能将战火延伸到中国土地上，而且会阻碍台湾的和平统一进程。
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与会人员全面分析了朝鲜局势和新中国面临的问题，权衡利弊之下，全体政治局成员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10月5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
彭德怀临危受命
1950年的国庆庆典当晚，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已是凌晨时分，毛泽东抽了一夜的烟，屋子里的烟味浓烈。许久，他拿起电话接通周恩来，说：“让彭德怀同志速来北京。”
此刻的西安，正沉浸在国庆的欢乐气氛中。身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在为新中国走过一周年的岁月而感到高兴的同时，也在为朝鲜半岛的危机而感到心忧。
10月4日，彭德怀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会议室召开厅局长以上的干部会议，主要研究西北的经济发展问题。会议进行当中，他突然得知消息，中央办公厅的人员来接他回京参加政治局会议。尽管自己这边的会议还没有开完，可时间紧迫，彭德怀只好随中央办公厅的人员乘坐专机飞向了北京。他走的匆忙，连自己的妻子也没来得及告知一声。就这样，他告别了西安，飞往北京，等待他的即将是一场血与火的较量。
当天下午4点，彭德怀抵达北京西郊机场。紧接着，他坐上早已等候在停机坪上的一辆小轿车，快速地向中南海的方向驶去。原本，毛泽东交待说，先让彭德怀到北京饭店休息一会儿，再接着赶往中南海。可是，彭德怀心急如焚，对司机说：“直接去中南海。”
小轿车驶进新华门，停在了丰泽园门口。彭德怀打开车门，走下来，快步来到丰泽园的门口。这时，周恩来迎了出来，向彭德怀伸出了手，说：“彭老总，会议下午三点就开始了，来不及等你了。”
彭德怀一边同周恩来交谈，一边走进会议室。见彭德怀走进来，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的领导人都站了起来，纷纷和他握手。彭德怀落座后，毛泽东对他说：“美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开始向北推进了，局势相当危急。现在，政治局正在讨论我们是否要出兵援朝的问题。你来得正好，请你也谈谈看法吧。”
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大口大口地吸着烟，眼窝深陷，已是好几日没能入眠。周恩来也是，嗓子沙哑了许多。事实上，对于出兵的问题，中共中央已经决意出兵，只是政治局还不能统一意见。原本，中央打算让林彪挂帅，出兵援朝。可林彪不同意出兵，就借故推辞了。所以，毛泽东才派人请回了彭德怀，希望他能挂帅出征。
由于彭德怀是在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候才到场的，所以他并没有急于发言，而是坐在那里侧耳倾听。他知道，关于出兵援朝这个问题，政治局的委员们还不能完全统一意见，可是中央是下定决心要出兵的。也许，他自己就是一个关键性的支撑点。
大概到晚上7点的时候，毛泽东宣布散会。会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德怀同志，今天一定累了吧？晚上好好休息，明天上午请你来我这里一趟，就出兵的问题交换一下意见。”
晚上，彭德怀站在北京饭店的房间里，望着窗外车水马龙的长安街，心里思绪万千。他的脑海里一直萦绕着毛泽东的那句话：“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别人国家处于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10月5日上午，彭德怀早早地来到菊香书屋，与毛泽东进行面谈。
毛泽东还是吸着烟，说：“彭老总，昨天会议上你一言未发，到底是怎么想的？”
彭德怀说：“按我的想法，一个字，打！”
“哦？”毛泽东愣了一下，示意彭德怀接着说。
“该听的我都听完了，我的意见就是打。”
“何人挂帅？”
“请主席定！”
“你彭老总如何？”
“服从！”
彭德怀已经预料到了结果，所以没有表示过多的犹豫。倒是毛泽东，虽然知道彭德怀不会拒绝，但还是显得很激动。他又狠狠地吸了一口烟，悠悠地吐出一个个烟圈。
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接着召开，继续讨论出兵援朝的事情。会上，彭德怀首先发言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几年胜利。否则，等美国占领了整个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会更复杂。如果美国人把军队摆在鸭绿江和台湾，就等于把军队摆在了我们的家门口。若是他想发动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与其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再建设。”
最后，毛泽东一锤定音：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10月5日，中共中央下达有关出兵援朝的决议。彭德怀作为援朝部队的主帅，投入到紧张忙碌的工作中去了……
彭德怀临危受命，不但履行了自己作为军人的神圣职责，也彰显了他个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关于彭德怀支持出兵的这一决定，他后来在自述中这样写道：
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个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我把主席的四句话，反复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我想到这里，认为出兵援朝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英明的决策，而且是迫不及待的。我想通了，拥护这一英明决策。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1950年10月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组建的命令下达后，彭德怀即赶往东北，着手入朝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周恩来和林彪秘密访问苏联，准备向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通报中国决意出兵的情况，以及要求苏联给予援助的问题。
自从“二战”后，朝鲜半岛在美苏两大国的支持下，被迫分裂成两种意识形态的两个国家，进而爆发了内战。作为南朝鲜背后的支持者，美国插手了朝鲜半岛的“家事”；而北朝鲜的背后支持者——苏联，却处于“半洗手”状态，只是一个劲儿地怂恿中国参战。为了保家卫国，中国以志愿军的名义介入朝鲜内战，可自身实力不敌美国是有目共睹的。这时候，作为中苏友好的同盟国和“老大哥”以及当时世界上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国家，苏联还是应该给予一定的援助。
为此，周恩来是带着出兵和不出兵两种意见去见斯大林的。他从莫斯科坐飞机，赶到斯大林正在度假的黑海，告诉斯大林：中国决定出兵援朝，不过需要苏联给予军事援助和空中支援。然而，老谋深算的斯大林却出尔反尔，否定了自己曾答应出兵援助的承诺，还说：“这个问题我们考虑过了，我们也曾考虑过如何帮助朝鲜同志。可是，我们的军队早就从朝鲜半岛撤离了。现在再出兵，等于我们向美国直接交战。中国出兵，我们提供武器装备，并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为掩护。”
经过周恩来的争取，斯大林最后答应先支援中国10个师的武器装备，不过是以有偿的方式进行支援。至于空中掩护，斯大林同意派空军到安东一带沿海城市进行驻防。
会谈一结束，周恩来就返回莫斯科，并将会谈结果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结果，就在周恩来准备休息的时候，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打来电话，说苏联不赞成中国立即出兵，也不准备向中国提供空中支援。苏联的理由竟然是他们的空军没有准备好，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不会出动作战，若是两个半月之后出动的话，也只是在鸭绿江以北的中国领空驻防。还甚至说，如果朝鲜失败了，金日成可以到中国东北组成“流亡政府”。
周恩来听后，气愤极了，连忙说：“刚刚决定的事情，你们就推翻了。不管苏联怎么样，我们已经决定出兵援朝。”随后，周恩来将这一突变以急电的形式发回了国内。
收到电报的毛泽东，在气愤之余，赶紧电令彭德怀让志愿军暂缓出动，还将彭德怀、高岗两人召回北京。彭、高两人十分诧异，但感觉事出有因，便急急忙忙往北京赶。
10月13日，毛泽东召集人员开会，再次商讨是否出兵援朝的事情。毛泽东已经好几天没睡觉了，他穿着宽大的睡衣，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来回不停地在屋子里走动。见到彭德怀，毛泽东便将苏联出尔反尔的事情告诉给了他。随后，彭德怀也向毛泽东汇报了朝鲜半岛的最新战况。
经过大家对朝鲜半岛形势的研究，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已经对苏联是否援助不抱任何希望了。最后，毛泽东决定，不管苏联是否支援，志愿军仍按照原计划出征。当即，毛泽东向还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发去了一份电报，电报内容如下：
（一）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平壤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的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我东北更不利，整个的东北边防军被它吸引，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
（四）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
（五）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毛泽东 1950年10月13日
周恩来收到电报后，心里一阵激动，他知道毛泽东不会因为苏联的不讲信用而改变当初下的决心。他立即让翻译人员到苏联外交部，说明毛泽东发来电报，并要求就朝鲜问题再次与斯大林会面。
当天下午，周恩来再次飞往黑海，来到斯大林的度假处。斯大林眯着眼睛，望着周恩来，猜想他一定是来为苏联出动空军支援的问题而讨价还价的。没想到，周恩来开口就说：“斯大林同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已经做出决策，不管苏联是否出动空军，中国照样出兵援朝。”
斯大林听完后，显得很意外，激动地拿起烟斗，狠狠地吸了口烟，说：“中国同志决心这么做，没有考虑到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
周恩来斩钉截铁地回答：“毛泽东同志和政治局的同志已经认真研究、慎重考虑过了。”
“中国同志真伟大……”斯大林有些情绪激动，很显然是内心受到了触动。
后来，斯大林于1950年12月秘密出动空军到朝鲜进行支援。不过，苏联飞行员被命令必须身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服，不准用俄语进行交流。此外，苏联飞行员的空中行动范围被严格限制，只被允许在鸭绿江南岸的“米格走廊”一带的上空作战。
搭好的箭已拉满弓，不得不发！
10月15日，彭德怀和高岗乘坐专机，从北京飞回安东。第二天，彭德怀在安东召开了志愿军师以上的干部会议。会上，彭总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出兵参战的决策和志愿军入朝作战的任务，并根据朝鲜的敌情、地形和志愿军的装备情况，确定了第一个时期应采取的作战方针。会后，志愿军所属部队都投入到紧张地渡江准备工作中。同时，各部指战员还举行了宣誓仪式。
得知中国人民志愿军即将出征，金日成和朝鲜人民军激动不已。朝鲜外相朴一禹在确定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的时间后，激动得热泪盈眶，连呼：“太好了！太好了！”
不得不说，这次的决策并不比上次容易。可是，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用实际行动，给那些隔岸观火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志愿军的组建
对于中国而言，朝鲜半岛的危机不只是朝鲜的问题，还连带着中国的台湾问题。所以，尽管在正式作出出兵援朝之前，中共党内外出现了
各种反对的声音，但这场仗是必打无疑的；尽管中国在经济、军事方面的实力与美国相差甚远，但这场仗也不一定会打输。
美国虽强但也有弱点，中国虽弱但也有优势的一面。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指出，美国在侵朝这件事情上有“一长三短”。“一长”，指美国的钢铁多；“三短”，指美国的战线拉得太长、运输线太长、战斗力不如德国和日本。中国虽然整体实力比不上美国，可早已在东北边境设立了东北边防军，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出征部队中，很多人都是老红军、老八路，作战经验丰富，又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若是与美国抗衡起来，国内的人民一定会克服困难，积极支援。再者，苏联已与中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必要时会给予支援。最重要的一条，美国是侵略行径，非正义作战；而中国是自卫反击战，是正义的。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全文如下：
彭、高、贺①、邓、洪、解②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们：
（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之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一师、二师、八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
（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五）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基础。
（六）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十月八日
注释：
①彭，指彭德怀。高，指高岗。贺，指贺晋年，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前司令员兼参谋长。
②邓，指邓华，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洪，指洪学智，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解，指解方，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参谋长。
当天，毛泽东致电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让他转告金日成：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至朝鲜境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由彭德怀同志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方勤务工作及其他在满洲境内有关援助朝鲜的工作，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负责；请你即派朴一禹同志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同志会商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有关的诸项问题。
同日，斯大林也将中国准备出兵援朝的情况通报给了金日成。
金日成得知中国出兵援助的消息后，感到非常高兴。他一方面命令在“三八线”以北的人民军部队坚守阵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动争取时间；另一方面又迫切希望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出动越快越好。
自古以来，师出有名。
自党中央决定出兵后，一直在考虑以什么样的名义出兵。一开始，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着用“支援军”的名义出兵。为了慎重起见，毛泽东决定征求一下党外民主人士的意见。在这种关乎国家荣辱的大事上，毛泽东历来比较看重年事较高的民主人士的意见。很快，就有了反馈意见。
一天，民主人士黄炎培就“支援军”这个名字的确定来见毛泽东。一见毛泽东和周恩来，黄炎培就开门见山地说：“自古道出师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仗就不好打。”
周恩来接过话茬，说：“我们叫支援军，支援朝鲜人民的意思。”
黄炎培摇摇头，说：“这个叫法还是再考虑考虑。支援军，那就是派出去的。谁派的？自然是国家。这样一来，不就是告诉人家我们正式向美国和‘联合国军’宣战了嘛！”
毛泽东一听，与周恩来对视了一下，忙问：“那依黄老的意思……”
“我看，不如叫志愿军，避免使用政府的名义，而是中国人民志愿组成的部队。”黄炎培建议道。
毛泽东听后，略微沉思了一下，说：“嗯，有道理。那就叫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样一来，我们就不是与美国对抗，而是民间自发的行为。中国人民志愿帮助朝鲜人民，谁也不会说不行。”
周恩来高兴地说：“这个名字好。国际上有先例，当年马德里保卫战就曾出现过各国的志愿兵，连美国的独立战争都有法国的志愿军参加。”
黄炎培附和道：“好，师出有名则战无不胜！”
自此，中国出兵援朝的部队名就此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聚集在东北的东北边防军一下子改头换面，还穿上了统一的“国际服”。尽管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美国大兵一再叫嚷，自己碰到的并不是什么志愿军，而是中共的正规军。可谁也不能公开反驳，连美国也不得不公开承认这个名称。
中国以志愿军的名义参战，有利于限制战争的规模，避免发生世界大战，也为以后的外交斗争增添了胜利的砝码。
1950年10月16日，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即将出征时，彭德怀向准备入朝的师部以上干部讲话时，说明了出兵的名义及原因。他说：目前，我们并不怕打，但我们目前不希望大打，更不是向美国宣战，所以只能以人民志愿军的名义支援朝鲜战争。
尽管“志愿军”只是出兵时一个名义上的称呼，但出兵抗美援朝却是广大中国人民的一致的志愿要求，是全国人民的一致愿望。
历史证明，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既是革命胆识和科学态度的结合，又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发扬。这一英明而伟大的决断将彪炳史册。
志愿军战歌的诞生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
这首歌曲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诞生在抗美援朝岁月中，诞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它曾响彻朝鲜战场和祖国大地，拨动着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弦，鼓舞着优秀的中华儿女为保家卫国而浴血奋战。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词曲简单，旋律跳跃，唱起来具有很强的震撼力。当时，在入朝作战前夕，这首歌被传唱开来，始终鼓舞着英勇健儿们在前线杀敌。毫无疑问，这首军歌是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最强音。直到今日，很多大型合唱团仍将这首军歌作为保留曲目，用雄赳赳、气昂昂的歌声将人们带回那段峥嵘岁月。
1950年10月，志愿军炮兵一师奉命作为第一批部队入朝作战。出征前夕，炮兵一师各连、营、团纷纷召开誓师大会。当时，麻扶摇作为5连的政治指导员负责拟写全连的出征誓词。他思考了一个晚上，从志愿军战士们的决心书上得到了灵感，遂写成了一首出征诗。
那时，志愿军战士的决心书上都写着“保卫和平，保卫国家，就是保卫家乡”、“打败美国野心狼”等豪言壮语。麻扶摇从字里行间中，感受着志愿军战士们高昂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心，联想到昔日“百万雄师过长江”的壮景，一首壮志凌云的短诗便出现在了脑海里。他赶紧抓起桌上的笔，快速地写下几行字：“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鲜，打败美帝野心狼！”
第二天，麻扶摇将昨晚写好的出征诗写在黑板上，并向全连的战士们做了宣讲。大家听完后，一致认为这首出征诗表达了他们共同的心声。随后，在全团的誓师大会上，麻扶摇代表5连在大会上宣读了出征誓词。大会之后，团政治处编印的《群力报》和师政治部办的《骨干报》都先后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首诗。随后，5连一位略通简谱的文化教员为这首出征诗配了曲，并在全连教唱。所以，很多志愿军战士是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作战的。
与此同时，新华社随军记者陈伯坚在志愿军入朝前，到麻扶摇所在连队进行采访。采访期间，陈伯坚发现了麻扶摇创作的出征诗，觉得这首诗主题思想明确，战斗性强，很符合当时形势的需要。因此，在一篇名为《记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几个战士的谈话》的战地通讯文章中，陈伯坚将这首出征诗放在了文章的开头。不过，他对诗中的个别句子做了修改，原来的“横渡鸭绿江”改为了“跨过鸭绿江”，“中华好儿女”改为“中国好儿女”。他在文章中还特别提到：“这是记者在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听到的广为流传的一首诗。”
1950年11月26日，陈伯坚的这篇战地通讯文章被刊登在《人民日报》上，还以大一号的字体将这首出征诗排在了标题下面，以突出的位置向广大的读者介绍了此诗。这首诗从朝鲜前线传回国内，令那些日日夜夜关注着朝鲜战局、关心着志愿军的人们读到这首诗时，油然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同日，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的著名音乐家周巍峙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这首诗，立刻被这首充满豪迈气概、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短诗吸引了。他的内心备受鼓舞，创作热情油然而生，便产生了为此诗谱曲的念头。半个小时后，周巍峙便谱好了曲。为了便于歌唱，他将“抗美援朝鲜”改成了“抗美援朝”，并以诗中最后一句“打败美帝野心狼”用作歌名，最后署名“志愿军战士词”、周巍峙曲。
11月30日的《人民日报》和12月初的《时事手册》半月刊，先后发表了这首名为《打败美帝野心狼》歌。由于当时不知道这首词的原作者是谁，所以公开发表时只署了周巍峙的名。后来，经过多方调查，终于找到了歌曲的词作者——志愿军炮兵第1师第26团5连指导员麻扶摇。
1951年4月1日，《人民日报》将这首歌的歌名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再一次发表了这首歌。从此，这首歌很快唱遍全军，传遍全国，响彻在朝鲜战场，响彻在祖国大地，激励着志愿军广大指战员英勇杀敌，鼓舞着全国人民踊跃支援前线。
4月2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通知规定，以国歌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两首歌曲，作为全国人民五一劳动节游行的基本歌曲。
1953年，政务院（国务院前身）文化部和全国文联共同开展对1949年至1953年间的群众歌曲评奖活动，经过由下而上的推荐，从四年期间全国发表的万余首歌曲中，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评选为一等奖。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