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召开的很成功，也很及时，解决了这段时间部队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独立师现在下辖三个步兵旅和一个警卫团，全师7个团一万七千余人，战斗力在八路军所有部队当中并不强，比起绥察军区的那十几万精锐更是没法比。
但是包括谢文生、许卫国等人在内的所有的军官都相信独立师的前途，与其说是对独立师有信心还不如说他们是马铮本人有信心。他们是马铮创造绥察军区奇迹的直接目击者和参与者，知道他们的这位司令员的能力。
南下山东的时候他们就相信马铮能闯出一片新天地的，果不其然，两个多月前他们南下山东的时候只有一千余人的兵力，仅仅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就从一千人发展到了现在整整一万七千余人的规模，兵力总数番了17倍，这样跨越式的发展绝对是史无前例的，就算是封建时代农民起义时义军裹挟百姓也不过如此吧。
会议结束后，许卫国和谢文生便回到了各自的部队。不过在会议结束的时候马铮对各部防区的位置进行了一些小范围的调整，将各部队的主力普遍往北调了三十公里，并且在地图上对聊城形成了一个半包围。
在谢文生等人看来，马铮这是对聊城下手的前奏，蛰伏了两个多月的“马大恶人”终于要再一次露出让小鬼子胆颤心惊的獠牙了，想来山东的日本鬼子又要鸡飞狗跳了。
马铮所部忙着调兵遣将的时候，日军也没闲着，一批批部队开始向西移动。但是却都只是到了济宁或者济南就不再动了，只有不到一个步兵联队的兵力直接开到了聊城。同时日军开始派代表到阳谷县同呼延家族谈判，这倒是大出马铮的预料之外，以日军的蛮横竟然没有直接进攻，还真的是令人惊讶，他们到底是在忌惮什么？
肯定不是呼延家族那区区几千兵力，想日军立案老蒋两百万大军都没放在眼里，岂会害怕还有军区区区几千杂兵。多了不说，随便一个步兵联队就能将呼延家族撕成碎片。
思来想去马铮实在是想不通，但是他可以肯定呼延家族有日本人忌惮的东西，不然日军不会表现的这么“窝囊”！
马铮尽管是熟知历史，但是并不表示马铮知道所有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他所知道的也就是一些战斗概况和比较先进的军事知识，对于像呼延家族这样的在历史书上连一个字都没有提到的传统式家族，马铮可是一点都不清楚。
按照马铮之前的预计，经过他的从中“帮忙”，日军和呼延家族彻底成了仇敌，再无回旋的余地，双方一定会在短时间内再一次发动更大规模的冲突。但是现在看来呼延家族并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日军对于呼延家族很是忌惮，不然以小鬼子嚣张的个性不会就这样想善罢甘休，不将呼延家族灭了绝对不会收兵的。
马铮是一个性格果断的人，当他意识到日军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同呼延家族扯皮上面的时候，马铮当机立断，命令部队频频出击，连续打了几个打胜仗，劫了日军两趟重兵押送的军列，缴获了大批的武器装备。马铮不怕日军现在找他麻烦，在他看来，日军派兵西进是迟早的事情，趁此机会不给小鬼子来一下狠的就不是他马某人了。
在这两趟军列被劫后，日军才突然意识到原来鲁西地区还有一支实力不小的支那军队在一边虎视眈眈。此时一个已经在山东地区盘踞了十分长的时间的势力突然跳了出来，让马铮看到了部队发展新的契机。
事情是这样的，东阿县自从被谢文生攻破后，原本隶属于聊城守备司令部的鬼子顿时慌了，濑川少将立即派了一个步兵大队前去救援。
谢文生当时考虑到部队刚刚扩编，战斗力正处于最低落的时候，所以主动撤出了东阿县城。但是日军并不认为谢文生所部是主动撤离，反而是认为谢文生所部是害怕而逃跑的。所以在谢文生所部撤离后不久日军便在第一时间进驻了东阿县城，并且还派出搜索部队大肆搜查谢文生所部的行踪。
谢文生是何许人也，又怎么能让这些并不熟悉地形的鬼子搜索到。在搜查了几天后一无所获，日军便将一些伪军汉奸甚至是一些亲日商人派到谢文生所部活动的地区，用这些人探查谢文生所部的下落。
而谢文生也是一个十分机警的人，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以后，立即派出部队抓了十几个家伙，最后审问的结果则是一个叫做“新民会”的组织露出水面。
在了解到这个组织的一部分情况后，谢文生不敢怠慢，立即将情况上报到马铮那里。
接到谢文生发来的电报后，马铮也是一阵心惊，这个新民会他并不陌生，来之前他就想过有可能和这个组织发生冲突，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和这个汉奸组织相遇了。
说起新民会恐怕山东人没有不知道的，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日伪政权在华北地区建立并操纵的一个政治团体组织，它是日军侵华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日军此时是以军事强力侵入中国，既然是武力入侵，那么日本人必须要考虑两大问题：一是如何对付中国人的武力抵抗，二是如何维持对占领区的统治。
日本人兵力有限，不可能单靠军队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对占领区的统治问题。正如中国有一句老话，可以马上打天下，但是却不能马上治天下。
而如何消化和通知占领区是日军入侵中国之后首要面对的问题，这也并非山东一地的病症，而是整个侵华日军都要面对的问题之一。
在占领区，日军遇到的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武力反抗，还有来自中国民众思想意识上的抗拒，这不是靠枪炮能解决的。因而，那些所谓的亲日商人团体就提出了在占领区进行思想意识方面的奴化宣传、教育安抚问题的措施。
最初，日本用于担负此项工作的是宣抚班。宣抚班是隶属于日军军级特务部执行宣传、安抚任务的随军组织，是一支专门针对思想奴化文化入侵的组织。当日军占领一个地方之后，由一种穿军装的人出面，以演说、唱歌、演剧以及散传单、办报纸等较为温和但是极其邪恶的手段，宣传“日华提携”、“共同防共”，来论证日本侵华的合理性，帮助日本人组织当地维持会等伪组织。
但是，这种“宣传安抚”总是给中国人民一种被异族侵略的“屈辱感”，在感情上格格不入。于是，日军便改变统治措施和办法，推行“以华制华”政策，一方面大力扶持、组织汉奸政权，一方面仿照伪满协和会的办法建立主要由汉奸组成的、易于为中国人接受的宣传组织。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和佐藤爱子的导演下，成立了日军操纵的所谓“民众团体”——新民会。
新民会主要由华人组成汇集，在组织系统上，它与华北伪政权结为一体，设会长为最高领导人，聘日本人为顾问，下设中央指导部作为日常事务的具体组织、指导机构。地方机构，省设指导部，一般由伪省长兼任部长，省以下设道办事处及县市指导部。它与伪政权相结合，组成一个从华北伪政权到省、县以至乡村的庞大网络，主要依附于军队进行组织建立及开展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