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裕仁很讨厌被人如此逼迫，尤其被自己的国民和大臣逼迫，但是作为一个统领超过八千万以上国民的君主，裕仁比任何人都清楚民意的力量，日本皇族之所以能够称为“万世一系”的皇族，这其中不乏有明治这样的英明之主的经营，但是更多的却是因为日本的历代天皇都比较注重民意，所以日本历史上很少出现农民暴动起义的事件。
这一次也不例外，当奏折、万言书像雪花一样飞到大本营以及裕仁天皇面前时，裕仁知道自己不能沉默了，但是他自己对于行军作战了解并不多，虽然他曾经在部队中服役过一小段时间，但是说起行军打仗他并不是行家里手。
很快，裕仁的诏书便大达到了大本营，要求大本营立即催促北支那方面军立即着手反攻的作战计划，最多三个月必须出成绩，不然国内的抗议浪潮必将进一步扩大。
接到天皇的诏书后，整个大本营都忙了起来，自从同中国开战以来天皇陛下虽然也很关心战局的发展，但是就具体的战争进程却很少关心，一般都是交给了军部自己处理。就连台儿庄大败那样的大事件天皇陛下也没有过多的表示。
但是这一次却是亲自下达诏书要为死去的勇士报仇雪恨，这不能不引起整个大本营的震动。不过大本营可不是一般的部门，那可是日本在战争时期最高的军事指挥部，同时也是此时日本政府最重要的部门，没有之一。
而且大本营可不是常设部门，平时这样权力如此集中的军事指挥部门是不允许设立的。原本抗日战争爆发初期，中日两国都没有正式向对方宣战，所以大本营是不能成立的。但是规定是规定，规定也必须为现实需要而改变，于是在1937年（昭和12年）11月18日，日本现任天皇裕仁下达第658号敕令，废止大本营只能在战时设置的规定，另颁大本营令规定大本营在发生事变时也可以设置。
随后，依新令设置了大本营。大本营会议由天皇、参谋总长和次长、军令部总长和次长、参谋本部第1部长（负责作战事务）和作战课长、军令部第1部长和作战课长组成；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列席会议，但没有发言权。大本营中不包含内阁总理大臣、外务大臣等政府文官大本营下辖的机构大部分是参谋本部和军令部的机构。
如此复杂的军事机构其运转是很严密繁琐的，每一次大战役大事件或者是事变都必须经过长时间的研究以及论证，然后制定详细的计划，最后才下达给具体执行的部队。
所以裕仁的这份诏书下达到大本营后引起了一阵慌乱，大本营立即给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发了一份紧急电报，命令华北方面必须尽快拿出一份可行的作战计划，务必在三个月内打一个漂亮的翻生仗，不然的话整个大日本皇军都必将陷入难堪的被动，所以冈村宁次才在丝毫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召开了这次会议。
好在这次会议也是有所收获的，因此在会议结束后冈村宁次就给个部队下达了战前准备的紧急命令，要求各部队立即收集军粮以及囤积弹药。
然而由于今年华北方面军的地盘缩水了不少，但是日伪军各部队的数量却在短时间内增加了不少，所以给沦陷区的农民增加了很多负担，今年日军征收的粮饷比往年足足增加了四层。
往年大家伙的日子虽然不好过，但是一年忙活下来，除掉给地主家的，然后再被汉奸鬼子抢上一回，但还是有所结余。再趁着秋收结束到山里打点野味和采点野菜之类的东西，勉强还可以过活，最起码不会在大过年的一家人喝西北风。而且只要等开了春，树皮嫩草之类的东西也可以裹腹，勉勉强强一年也就下来了。
但是今年如此重的税收让沦陷区如此重的税收让很多人家都陷入了绝境，很多人家一盘算，一年下来平均每个人一天连二两粮食都得不到，顿时间整个沦陷区的国人都陷入了恐慌之中。
沦陷区的恐慌很快就传回了归绥，马铮在喜得佳儿之后接到的第一封情报就是关于沦陷区的。对于沦陷区人民群众的生活马铮是深有体会，那是一种真真正正的亡国奴的生活。
不说日军要欺负他们，日本浪人挑着一副狗皮膏杨旗就可以在整个沦陷区横行霸道，而那些依附于日军的汉奸伪军更是为虎作伥，对日军那是一个卑躬屈膝，但是面对自己的同胞时却是另外一副嘴脸。
当得知整个沦陷区因为日军征粮而恐慌之时，马铮敏锐的判断出此时绝不简单。日军向沦陷区的农民征粮那是常有的事情，据马铮所知，在抗日战争期间，驻在中国大陆上的日军作战兵员多达百万，这还只是直接上战场参加战斗的战斗兵员的人数。再加上后勤及文职人员、侨民，人数甚巨。
粮食对军队生死攸关，是日本侵略军能否赖在中国大陆上作战的关键问题。但其军粮耗量之大，运输路线之长是日本本土力不能及的。再加上日军在中国战场由于连年的物质损失，本土逐渐断绝了中国战场日军的给养，只满足其武器弹药需求，中国战场日军便被迫广泛开展了现地自活运动。
起初，日军每到一地就疯狂掠夺粮行及民间粮食，在部队驻地及兵站附近建立临时粮仓，积备军粮。稍后，日本侵略军在各城乡扶植维持会，责令其定时定量向日军交解米粮、食油、禽肉、柴薪和烟酒等食品及日用品，以换取不滥施烧杀的空头保证。
从1937年8月以来，随着日军军事行动的顺利推进，各地的伪军以及伪政权之类的自治委员会陆陆续续成立，对日军来说，提供军粮是各级伪政权的重要“职责”和“义务”。仅浙江吴江一县，沦陷之初，吴江伪政权从征收的田赋**给日军粮饷尚少，1938年实征法币86万元，1939年增至法币135万元。
但是在马铮的记忆中，日军不顾沦陷区的经济状况胡乱而又疯狂的向中国农民征收粮饷的事情应该是从1941年之后开始的，现在的日军虽然疯狂，但是多少还是会顾及沦陷区的经济发展的，毕竟按照日军的初步计划，他们入侵中国并不是抢一番就走，而是要留在中国的，是要将中国彻底划入日本的版图。因此，将沦陷区的经济搞垮并不符合日军的利益。
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本土压力陡增，而南线战场上同美军争夺日趋激烈，所以对中国战场上的部队的给养便限制的大了很多。到1942年的时候除了部分中国沦陷区不能生产的弹药外，其他的物资几乎不会再往中国战场上运输了，同时还要从中国战场上掠夺回日本本土大批的物资原料。
所以，至此中国战场上的日军的部分精力逐渐转移到了自给中来，没有粮食就自己去抢去种，而1942年日军更是发明了比扫荡更加严酷的“清乡”运动，清乡运动开始以后，沦陷区田赋剧增。严重破坏了沦陷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也逼迫的更多的中国人起来反抗日本人的残暴统治。
但是现在的日军还不至于如此不顾一切地征收粮饷，而且此时太平洋战争还没有爆发，日本国内还没有受到多大的威胁，粮食生产也没有收到影响，基本可以满足部队的需求。
就算是今年日军在华北丢掉了不少地盘，但是华北地区真正产粮的地方却几乎没有受到影响，日军如此做就显得有些不可思议。
而且华北地区刚刚经受过大战，尤其是华北方面军各年更是遭到了重创，这个时候日军最紧要做的就是维稳综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将整个沦陷区搞得人心惶惶，所以马铮判断日军这样做必定有其用意，但是他却猜不到日军到底要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