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有远见的领导者，韩云华对于一些问题看得还是比较远的。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最大的敌人应该是日本人，作为依附于日本而存在的伪军伪政权只不过是日军用来统治中国以华制华的工具，并不为惧。只要打垮了日军，这些二鬼子走狗根本就翻不起什么大但是韩云华却不这么认为，在韩云华的眼里日军只不过是外患，就算中国一时的失利被日军打得节节败退，就算是把大半个中国都丢了，但是日本想要就这样征服中国显然是远远不够的。然而那些忘祖卖宗的家伙却是真正的内忧，如果没有那些汉jiān走狗，中国的抗日战争也不会像历史上进行的那样艰难。
小鬼子毕竟是外来者，要是没有中国内部的那些分裂者的助纣为虐，日本人想要在中国站住脚跟那是相当困难的。新民会虽然只是一个地方的汉jiān傀儡组织，但是它所具备了所有可能扩展为全国伪政权的一切质。韩云华决不允许这样的组织在他的防区内继续发展下去，这是对他的侮辱。
也许现在的新民会只是一个作用一般的小组织，在日军控制下的所有汉jiān组织中所占得地位并不是那样突出。但是韩云华却是知道新民会今后的发展将会是多么的恐怖，而这种恐怖的发展程度严重影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
为使新民会在统一领导下发挥作用，1939年底，华北日军对新民会进行了整顿。12月2日，推临时政fǔ委员长王克敏为会长，内政部长王揖唐、新民会顾问安藤纪三郎、新民会中央指导部长缪斌为副会长。由此，新民会集政、教、府、会于一体，改变了最初主要依附于军队开展活动的状况。随之，地方新民会也进行了体制变革。1940年3月，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华北实行“特殊体制”，解散临时政fǔ，成立伪华北政务委员会。随着这一体制变更，新民会再次改革。原附属于日军的军宣抚班于1940年2月下旬宣布解散，合并于新民会。3月8日，合并后的大新民会正式组成。这样新民会不再是单纯的“教化团体”、“民众团体”，而是与军队、伪政权密切结合，有了政治机构的质。其新纲领是：“发扬新民jīng神，显示王道”；“实行**，复兴文化，确立和平”；“振兴产业，改善人民生活”；“睦邻结盟，以建设东亚新秩序”。新民会已成为为日伪统治服务的集教化、经济、**等为一体的政治机构。改组后的新民会改变过去的指导部制，实行总会、协议会制。
按照新民会新的章程，1940年4月1日，山东新民会进行了改组，将省指导部与日军宣抚班合并，组成新民会山东省总会，以唐仰杜为总会会长并任中央总会委员。总会下设事务局，局下设总务、厚生、教化三科，附设训练处。随之开始组建道办事处、县（市）总会和基层组织及省立新民教育馆。以教育馆为依托，山东省总会在日伪占领区大肆推行治安强化教育运动，配合组织建设，开展亲日**奴化宣传，扩充组织，推动农村保甲、自治自卫团体和合作社的建立、扩充，坚持政会一轴两轮之关系，全力支持日伪在山东的统治。仅1940年，山东新民会即利用教育馆及所属各学校、教育机关举行亲日**的“治安强化讲话会”1296次。至此，新民会的影响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会员遍及整个山东半岛。依附于新民会的大小组织在整个北方地区不胜凡几。
但是尽管如此，新民会的发展还远远没有达到巅峰。在此之前的新民会只是一个比较单纯的汉jiān组织，他们比较强大的武器也就是经济实力以及背后的日军。然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出于巩固华北战争基地的战略需求，准备将中国的华北地区作为其战略后方以及后备粮仓，因此更加关注华北局势。然而此时的中国抗日战争也正进入了最最艰难的时期，无论是**还是国民党甚至是日军的进攻力度都大大下降。中日双方都已经到了消耗的临界点，说是两败俱伤一点都不为过。
就在这个时候，日军向新民会提出了进一步向政治团体转变的要求，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新民会又进行了一次体制变革。在这次变革中，日军突出强调了扶持和加强华人在新民会中的作用及其对华北伪政权的意义等问题。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其提出的“新民会扶持大纲”中称：“为了使政务委员会具有实力，必须扶持和加强作为基础的新民会。”“考虑到对华北当前敌人**的政策，大家知道，**以党、政、军三位一体，与民众的关系有如鱼水，正在积极争取民众，我方也必须以军、政、会三者与之对抗、打一场争取民众的战争。”还称，汪伪“新国民党和新民会是中国新体制的姐妹组织，其地位是对等的关系。从树立革新思想的历史来看，说新民会比国民党先进并不过分。因此，去年中央部曾经决定，在华北由新民会，在华中、华南由国民党，划分地区各自协助治安肃正工作，互竞其善。”显然，日军意在试图将新民会改变为一个能更好地适应日伪统治需要、有控制华北局势能力、与南方汪伪力量并立的政党组织。为达此目的，日军和新民会一反过去自下而上地召开联合协议会的顺序方式，于1941年12月24日召开了临时全体协议会，下达、明确了新民会运动的新方针。伪山东省公署据此对山东新民会组织进行了改革，于12月28日召开全省联合协议会，组成了县（市）、道、省各级联合协议会，于省总会下设置事务部，部下设总务、组织、宣传、训练四处，并增设各级参事室、调查室（股）；改道办事处为道总会，改各级总会之次长（日人）为首席参事兼任道县（市）顾问，推动政会一体化。至此，山东省新民会组织系统基本建立起来，
为更便于发挥新民会的作用，1942年10月，新民会召开了为期4天的全体联合协议会，修改并通过了新的纲领和运动方针，期望对新民会的面貌进行一次大的革新。新通过的纲领是：“发扬新民jīng神”；“实行和平**”；“完成国民组织”；“团结东亚民族”；“建设世界新秩序”。运动的方针是：“新民会必须担当起领导中国民众进行建设新中国的国民运动的任务。这是新民会的历史使命，新民会是新国民组织的指导团体”；“新民会负有领导民众除掉”**、英美自由主义、封建残余“这些障碍的重大任务”，应以发扬中国国家民族意识，支持大东亚战争的基本要求作为统一国民信念的基础，“坚持政、会表里一体的jīng神进行领导”，“发动最大限度的人力、物力加强华北参战体制，协助完成大东亚战争”；“新民会以整顿、扩充分会、外围团体、青少年三个组织，以建立新国民组织为工作重点，并在此基础上以确立国民总动员体制作为运动的目标”。日伪这一改革的目的是要利用新民会把华北拖入日本的太平洋战争漩涡中。1943年1月9日，在日本纵下，汪伪政fǔ对英美宣战，转入“战时体制”。为适应这一变化，新民会又于1月20日召开了临时全体联合协议会，决定在华北实行“新国民运动”。这期间山东新民会的活动基本上围绕这些方面展开。1942年9月，在教育厅名义下成立了山东省新民青少年团体团部。新民会山东省总会提出了实践“新国民运动”四大目标：“剿共建国，增产救民，肃正思想，革新生活”。1943年9月1日至2日，新民会山东省总会在济南商埠公会堂召开了1943年度山东省联合协议会，以图进一步推动“新国民运动”。唐仰杜在会上致祝词道：“东亚圣战，共死同生，中日一贯，维我鲁省，后方基地。兴亚大业，决战体制，克胜券，端赖会民，各尽其职，誓扫敌氛。”由此可看出山东新民会的反动实质。
至此，新民会发展才达到了真正的巅峰。不过韩云华对于汉jiān组织一直是抱着一种见一个灭一个见两个杀一双的态度，防患于未然大于对汉jiān组织的恐惧。在韩云华看来汉jiān组织毕竟也只是汉jiān组织，他们的实际凝聚力和战斗力都是极其微弱的。套用一句大白话，那个好人愿意天天顶着一顶汉jiān的帽子在大街上晃，所以可以想象得到，加入新民会的大多数是一些见利忘义、唯利是图、见钱眼开、见风使舵的家伙，有这样的一群人组成的组织团结本身就是一种奢望。
正如韩云华分析的那样，日军虽然日伪为发挥新民会的作用做了种种努力，然而新民会的实际活动仍不能达到日伪的要求和目的。最让日军感到愤怒的是，新民会在组织上也出现了你争我斗、派系丛生的现象。
正如日军在《华北治安战》中写的那样：“随着组织的扩大与时间的推移，逐渐产生派系、党系，丧失了清新活泼的风气，这是不难想象的，特别是官办团体更是如此。”新民会开始走下坡路，至1943年后，新民会的情况更糟。这年下半年，华北伪政权发起“华北新建设运动”。为支持这一运动，新民会特召开大会，试图利用其控制的社会、宗教、文化、思想等方面的21个团体的紧密团结，而在运动中有所建树。实际上，只是成立了所谓“华北民众团体**大同盟” （总部设于北平，各地方均设支部，各民众团体均设**工作团，专从事**活动），并没有能采取什么大的行动，也没有取得大的效果。此后，新民会几无作用可言。日本人也认为：“新民会于（1944年）10月全体联合总会上决议开展统一救国运动，虽然造成了声势，但在具体措施方面看不到任何成果。”就这样，至1945年8月，随着日军战败和伪政权的瓦解，新民会最终溃散消亡。
韩云华熟悉新民会发展历史的始末，他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在新民会刚刚发展起来的时候就将它扼杀在摇篮里。尽管新民会现在已经在山东地区发展了将近两年，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此时的新民会的影响力还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在聊城鲁西这一带更是弱的可怜。所以韩云华准备利用新民会还没有“入侵”鲁西的这一有利时机，将新民会安ā在聊城的一些汉jiān组织或者是汉jiān商会、亲日的商人地主统统解决掉。让新民会再也没有机会进入鲁西和河北的东南部。
新民会作为日伪政权的御用团体，其本身的自由和独立都是非常弱的，这样的组织狗仗人势狐假虎威还行，其本身就是一坨狗屎。新民会企图利用组织民众的手段来对抗**军、政、民一体的活动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然而尽管新民会在1940年至1942年间有过较大发展，但这并非出自民众的自愿，而是高压强制的结果。这也决定了新民会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它只是笼络了一批汉jiān，干下了一些欺侮、奴役同胞的勾当。
然而新民会的危害还是相当大的，因为山东的日军的实力就极其庞大，有着这样的主子在后面撑腰，就算是中国的抗日武装明明知道新民会只是一只纸老虎臭狐狸，但是却硬是让他在眼皮子底下存在了八年的时间，而且还让其在实际的活动中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构成日伪政权欺压民众、进行卖国活动。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