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芒所向（五）
这个惩罚蒋介石背负了数年，1931年的东北事变更是让他火冒三丈，但是一个是大而穷，军政尚未统一的落后农业国家，一个是被西方列强认可的日本帝国，小而强的工业国家，而且当时还拥有世界上第三大的海面舰艇部队，这让蒋介石如何抵抗，他当时断言如果我前面抗日，后面会有一堆人扯后腿。
结果蒋介石的判断成真，想对抗日本，首先就要内部先团结起来，只有团结一心利用国家的优势占领纵深才能与小而强的日本对抗，中国虽然军阀割据多年，但是却意外的行程了地方自给自足的体系和现实，这样就能决定了焦土抗战，把日本人牢牢的拖住并且消耗他们的主要战略实施的可能性。
现在,国内一统已成定局，借着抗战的大题各路诸侯消藩也以成功，蒋介石还有最后一块心病，但是在对日战争彻底完结之后，即便是同盟国方面，也绝对不会允许蒋介石同室操戈，这一点蒋介石自己也十分清楚。
会议结束之后，原本想提点高飞一下的蒋介石发觉似乎还不是时候，因为在与同盟国的交锋之中，无论是何应钦还是陈诚，今天的场面中似乎都不足以对抗麦肯特的提案，就更别说还有一位在印度的中国战区总参谋长了，史迪威的很多行径和言论更加让蒋介石难以忍受，身为中国战区总参谋长却长期停留在印度，这本身就足以说明了问题。
这一点蒋介石比较佩服高飞，给了史迪威七个师去玩，大家都省心，而且这些部队都是由英国人负担供给薪饷的，让抠门的英国佬替自己养兵无疑是至高境界。
只不过对于美国人在太平洋的作战要调动大批的中国军队参战，蒋介石心理十分不舒服，美军轰炸日本本土，其的机场补给的食品物资等十一大项，六百二十九种物资全部是由国府供给的，而美国政府又不迅速支付，结果导致国内经济雪上加霜，二十多万美军的消耗竟然超过了国军三百万正规军的消耗费用，这才是让蒋介石张目结舌的所在。
难怪美军集中驻扎的昆明、东北与平津显得商业繁华，实际上等于将全中国的钱都集中到了以上三地，高飞的中国青年军全部出关是蒋介石的战略决策，因为中国青年军已经有尾大之势了，削减高飞的权利容易引起误会，一次性的解决如果不妥还会引发整体的大规模冲突，因为中国青年军的总体体系是党军模式，高飞就是这个模式金字塔的顶端，而并非外界认为的蒋介石，所以在对待中国青年军的问题上蒋介石皆为谨慎。
所以，将全部的青年军主力派往关外和远东，则是蒋介石的战略，如果当年的东北事变一般，一旦苏俄动手，面对的就不是一个中国，而是东北远东一体化的中国青年军，自己积蓄力量，在苏俄与中国青年军两败俱伤的情况下出兵，与当年设计东北消藩之策可谓同出一辙，唯一不同的是当年消藩之策乃是巨大的失误，不但丢到了东北，更助涨了日寇的骄纵气焰，对于现在的中国青年军总司令官高飞，蒋介石也需要谨慎待之。
蒋介石询问了高飞惯于宋希濂两栖陆战集群的几个具体问题之后，就显得有些疲惫道：“这方面的事情我也不大清楚，具体的还是你这个远征军司令官负责吧！把握住一点原则，我们的官兵不能轻易的为英美的利益去牺牲，另外天津港的建设也在加快进行，需要一些物资，你看可否从葫芦岛调运过来？”
高飞没想到蒋介石竟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明显是在对他进行试探，于是痛快的点了点头道：“委座需要什么物资，东北这边一力尽快全力保障，天津港扩建关乎重大。”
实际上高飞也不是傻瓜，天津港的扩建有什么用？日本海军部队相比中国远征军海军部队依然强大得多得多，天津港最大的用途就是便于在华北以最迅速的途径接收美援的物资，华北的日军基本已经得到肃清，接收的物资大半装备了中央军的嫡系部队，另外地方派系的部队业已开始整编，这天津港的大规模扩建的寓意似乎不同，这引发的高飞的警觉。
而且王耀武晋升为华北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在黄埔系中算是极能战的将领，手下精兵悍将颇多，即便是高飞也是否能忌讳，高飞麾下也有诸多黄埔系高级军官，但是高飞青年军的中坚体系非常稳固，而且在青年军中的高级将领队国府很多方面的施政也有看不过去的地方，加之青年军内政治气氛开化，训导政训有力，所以高飞并不担心如果一旦对峙发生大规模的所谓倒戈。
但是高飞能够感觉到了，蒋介石开始试探就是不信任的开始，也可以说中国青年军的壮大让蒋介石非常不放心，但是明目张胆的杯酒释兵权蒋介石一则考虑自己的名声，二则考虑的是会不会激起兵变。
对于自己麾下的张灵甫、戴安澜等人，高飞还是有自己的一套用人方式的，黄俊杰、李刚等都是绝对的自己人，这一点高飞毋庸置疑，对于张灵甫与戴安澜等人，高飞则是给予其自主选择的机会，毕竟国府现在还都南京，军政部又开始的正常化的运转，除了正在担负远东方面与朝鲜方面作战警戒的中国青年军之外，其余国军各部皆在整编之中。
实际上并不是蒋介石不想整编高飞的中国青年，因为针对战略目标的不同，国府整军是将其精锐的十五个军整编成为三万人的整编师，但是这样的编制对于针对欧洲大兵团作战的中国青年军来说太小了。
仅仅只能作为战术单位，而战略单位的集团军和集群兵力则是不固定的，所以国府第一阶段的整军亦没有涉及到中国青年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