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即大士族。是华夏封建社会特有的产物。士族，就是指诗书传家的世家门第。
在古代，尤其造纸术改进和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纸张造价高昂，且非常稀缺。读书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可望不可及之事。只有那些富贵人家子弟，才有书可读。因此，就形成了文化的垄断。士族，就是文化垄断的产物。
在科举制出现之前，读书人做官的途径基本都是靠举荐。那些出身士族的子弟，便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的先人本就是官员，因此，士族子弟更容易跻身官员的行列。
这就导致士族门第出身之人做官的越来越多，其门第也发展的越来越大。隋唐时期，朝廷虽然已经开始以科举制选拔官员，但这时候的科举制，还只是雏形。举荐和蒙荫，仍然是出仕的主要途径。就算是参加科举的读书人，也要向朝中官员投行卷，就是将自己写的文章、作的诗投给朝中的官员。只有得到朝中官员的欣赏，参加科举后才能顺利做官。
而地方上的一些非世家出身的读书人，为了得到更大的出仕机会，也往往投靠这些世家大族。或者说，世家大族为了维持自己的势力，主动选拔当地一些天资较好的读书人培养。这些读书人为官之后，又进一步壮大了世家门阀的势力。
世家门阀不仅垄断了人才资源，其对社会的影响力，还体现在对土地的大量占有和商业行为上。
虽然，世家门阀都是以儒学正统自居，讲究诗书传家，但没有富足的经济基础，也无法支撑家族的生存和发展。因为家族中为官之人多，家族对土地的占有，也变得极为便利。越大的世家门阀，所占有的土地也越多。拿清河崔氏来说，整个山东地区，近一半的土地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山东地区，大量百姓也沦为了给崔氏耕种土地的佃农。
另外，世家门阀的人也从事商业活动。虽然，古代商人的地位很低，但这只是成分上的划分，并不代表经商的都是贱民。实际上，士族不但经商，而且他们在商业税的缴纳上，还会受到官府的照顾。毕竟，人家家里就有无数当官的，谁会傻的不顾念家族利益。
因此，在商业活动上，世家门阀对于一些小商户也形成了压制，从而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力。
综上所述，世家门阀，无论是在社会地位上还是经济实力上，都属于巨无霸。对整个社会，也有着无以复加的影响力。实际上，在唐朝以前，执政者只有得到了世家门阀的支持，才能真正掌控江山。比如唐高祖李渊，就是得到了关陇世家的支持，才建立了唐朝。
李渊自称出身陇西李氏，其实他这是给自己脸上贴金。他是自己上赶着硬要往人家陇西李氏的家谱上靠的。为的，就是将自己标榜为世家贵族，从而得到关陇门阀的支持。
也正因此，除了关陇李氏门阀，其余的那些门阀，对李唐皇族是看不起的。唐朝初年，李氏皇族最大的执政对手，也是以清河崔氏为代表的其他几家门阀。即新兴的关陇贵族与陈旧门阀之间的明争暗斗。
历史上，终唐一朝，门阀势力对整个社会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力。直到晚唐黄巢起义后，世家门阀被起义军粗暴的洗牌，才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其地位也由地主士绅阶级所取代。
如今，魏征和赵云泽奉了李世民的命令，欲在山东、河北设立常平仓、义仓，如果得不到这两地门阀的支持，那他们也办不成这件事。因此，魏征直接找上了清河崔氏。
这时，山东之地旱情已现，当地的官府也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李世民。同样，河北之地也已出现旱情，李世民同样得到了奏报。
既然真的应准了赵云泽所言，山东、河北两地出现了旱灾，那长安朝廷就不能置之不理，必须赈灾了。而要赈灾，就要有粮食。别说长安距山东路途遥远，远水解不了近渴，就说赈灾的粮食，长安如今也拨不出。一切，只能靠当地筹粮。这就又回到了常平仓、义仓的设立问题上。
一事不烦二主，李世民直接任命魏征为赈灾使，赵云泽为副使，主持山东、河北两地的赈灾之事。
实际上，清河崔氏在魏征率领的巡视组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开始赈灾工作了。毕竟，崔氏的土地也同样受到了旱灾的影响，如果不能留住那些佃农，那就算旱灾过后，崔氏的土地也会因为无人耕种而荒芜。再说了，崔阀标榜的是儒学正统，如果见死不救，也有碍他们的声望。
但自家佃农以外的那些百姓的死活，崔氏就顾不上了。
魏征来到山东后，与崔氏族长一提筹粮赈灾之事，崔氏族长的答复很简单，我们支持此事，但拿不出粮食。如今整个山东都受灾了，我们自家人和佃农也要吃饭。这旱灾也不知道要持续多久，秋粮能不能种上也不知道。要是连秋粮都种不上，那别说佃农了，恐怕今年我们自家人也没粮食吃了。至于别的百姓，我们也想赈济，可却有心无力啊。
崔阀真的那么缺粮吗？答案是否定的。中国古代的地主，最大的爱好就是存钱囤粮。有了粮食有了钱，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将粮食卖出去换成钱投资，而是先存起来。只有存够了应对好几年风险的钱粮，剩余的粮食和钱，他们才会拿出去做别的事情。
别看崔阀哭穷，可魏征估计，他们家族的粮仓里少了不敢说，够全族吃三年的粮食，是一定有的。
于是，魏征也不再一味跟崔氏要粮，而是在几天之后带着崔氏的族长和一班族老上了巡视组其中的一条船。在那条船上，崔阀一班掌权者看到了一仓仓、一袋袋的精盐。他们吃了大半辈子盐，卖了大半辈子盐，这么多的精盐，却是头一次见到。恐怕，他们这些人大半辈子所用的、所卖出去的精盐，全加在一起都没有这一船精盐多。
这时，赵云泽把他的开中法抛了出来。
当得知朝廷的盐场已经可以大量出产精盐之后，崔氏的那些族老们经不住‘诱’‘惑’了。他们在商量了几天之后，终于答应接受开中法，出粮赈济灾民。
不过，崔氏的那班族老也都是精明人，他们也向魏征提出，这次他们可以捐粮来帮助朝廷赈灾，换取精盐的盐引。但是以后，他们却不能一直靠捐粮来换取盐引，而是改为低价卖粮给朝廷。相应的，卖粮所换取的等量盐引数额，也自然减少。
这个条件，涉及到开中法的灵活运用，魏征和赵云泽、马周商议一番后，答应了这个条件。而且，赵云泽也提出，今后如果朝廷有需要，他们崔氏一门，还要帮助朝廷运粮至指定地点。自然，如果到时真有这种需要，那朝廷兑换给他们的盐引数额，也会相应增加一些。
双方谈妥了合作意向，那接下来的赈灾工作，就比较顺利了。
有了清河崔氏这边的成功经验，博陵崔氏那边也没出什么意外，以相同的条件跟朝廷达成了合作意向。事实上，清河崔氏与博陵崔氏本就同气连枝，魏征手持清河崔氏族长的亲笔信见过博陵崔氏的族长后，很顺利的就筹到了粮食。
这一忙，又是两个多月的时间。虽然，这段时间内老天爷仍然没有降雨，旱情也仍在持续，可因为设置了义仓，有了赈灾的粮食，山东、河北两地的百姓，也能挺过今年的旱灾去了。
在赈灾之时，赵云泽还向魏征建议，实行以工代赈的办法，召集灾民中的青壮劳力，大搞水利设施建设。这一项工作，本来也是劝农工作其中的一项。
旱年河流多数干枯，兴建起水利设施来格外容易一些。这是一举两便的好事，崔氏两族人也都支持。因为以工代赈这条举措，倒是让山东、河北两地的水利设施工程建设程度走在了大唐的前列。
六月中旬，老天爷终于开眼，下了一场大雨。这场雨足足下了两天两夜，覆盖范围也极广，几乎覆盖了整个河北道范围。
土地终于得到了滋润，干枯了数月的河床，水流也充盈了起来。这时，种别的庄稼已经来不及了，但种大豆和高粱还不算太晚。虽然收成肯定会比往年降低，但有收成总好过颗粒无收。于是，山东河北两地的农民，终于种上了秋粮。
河里有了水，以工代赈所修建的那些水利工程，也可以发挥作用了。如此一来，即使下半年再遇旱情，也不会像上半年的旱灾那么严重了。至少，能保住百姓活命的粮食。
至此，巡视组的工作也终于可以结束了。巡视组从二月中旬出长安城，一路巡视，又在山东、河北之地赈灾，前后历时四个多月。七月初二，巡视组一行在当地官员、士绅、百姓的欢送下踏上了回长安的路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