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的孔子步入了暮年，虽然身体每况愈下，可他的人生到了从心所欲的境界，这种境界有人说是处事上知权变、懂变通，不管做什么事都不会超出规矩，是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是不是这样，可能有，但这里要提醒的是从心所欲不是随心所欲，‘从’是有目标的，我们知道孔子一生的目标是实现仁，到了暮年这个目标依然不会变，孔子的人生是‘慎终如始’，他依然往这个人生目标前进。他具体做什么呢？那就是在立言上行仁，以不懈的追求实现人成之至善。
孔子顺天命，但不屈服于命，虽然连道统传人顔回老天都没有给他留下，可他依然不放弃不停止，他要把这颗道心留存传世。此时的孔子以文载道，以文传世。如果说在立言上六十与七十有什么不同，则体现在《春秋》与《易传》是孔子自己的道心，以前的《书传》《诗经》都是删选，即使以诗配乐，还是别人写的，体现别人的精神，而《春秋》《易传》则不同，是孔子把自己的思想融入其中。
我们先来说《春秋》，这部书是历史书，它是以鲁国纪年的编年体史书，以年来记事，一共只有二百四十余年的历史，也就区区万八千字。孔子是史官吗？不是，那时有史官，如著《左传》的左丘明就是当时鲁国的史官，专门负责历史记载。那孔子为何要写，后人概括是‘微言大义’，为的是道义，说白了就是以道德价值标准对历史人物所做的事进行历史评判，以前只有官方做修史这件事，自从孔子起，开创了民间修史的先例，这是开创性的，了不起。
孔子修史能写进历史的是什么人，当然是有影响的权贵，古人是重历史评价的，那时死后有谥号，相当于死后用一个字来评价一生，如周文王、周武王，这中间的‘文’、‘武’就是谥号，《论语》中‘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这里的‘文’就是谥号。谥号对贵族很重要，因那时人信神信天，常有祭祀，你想要祭祀一个过去的人，首先就是知道这个人的名字，谥号等于名字，后人祭祀周文王不会称姬昌，而是称谥号文王，还有最为重要的是后人要知道他，只有通过历史，历史上写得好，那祭祀时后人才会歌颂祭拜，要是在历史上记着这个人败家丧国、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你说后人会来祭他吗？当然不会，于是那些诸候、大夫都在乎‘身后名’，孔子的这种做法有点像你们活着的时候不听我的，我要在你死后，跟你算帐，这一手厉害，用孔子的话说，‘乱臣贼子惧，’这一招狠，人是活的时间短，而死的时间长，孔子这种秋后算帐能算一万年。
从这里也可看出孔子的名人效应，孔子天下有名，他编写一本史书，有的是人看，定比那史官写的流传快，为何后来人们对《左传》较为熟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孔子的《春秋》，此书太简洁了，要知道‘微言’则用字少，只能把事情的结果与结论告诉大家，人们很难弄清到底怎么一回事，才去看《左传》。孔子正是有名气才能起到‘乱臣贼子惧’这样的作用，如果只是平民百姓那也没人去看，正是有人看，有人关注，对这些掌权者如何下笔就要讲究，你把人家写得太坏，那是容易把人逼急了，那齐国就有例子，说是崔杼弑君，齐国史官就写弑君，崔杼连杀了五个史官，但那时的史官真有骨气，连杀五个还是这样写，最后崔杼没办法认了，不杀了。
孔子不像那些史官一样，而是用微言，‘微’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字数少，一件事情记下来只有很少的字，全书才万八千字。二是从表面看难以看到真正的意思，而里面是话中有话，是非分明。字数少那我们可以想象多是精简，如果要把前因后果写出来那字数少不可能，字数少意思还能藏在里面，‘大义’说的是记的事有评判，这个评判是谁的，当然是孔子的，孔子是从心所欲不受外部影响，说是孔子在写《春秋》时，子夏提了好几次意见，孔子一次都没采纳，是不是子夏怕把别人写急了，来找算帐，不知道，但孔子是坚持按自己的意思写，‘从心所欲’按我心中的道德价值评判标准来，说明孔子对这本书是煞费苦心，想把道德价值评判标准示之于世。
孔子完成《春秋》对弟子们说，‘知我者惟《春秋》乎？罪我者惟《春秋》乎？’知道我孔丘是因这部书，怪罪我的也是这部书。为什么孔子这么说，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谁是乱臣贼子这有标准，这个标准谁定的，孔子定的，依什么定的，礼法，‘不逾矩’指的是这个，孔子在礼法的基础上建立一套道德价值评判标准，说谁是乱臣贼子是依孔子的这套道德价值评判标准，孔子以此套标准评判人，《春秋》依照此把对错、是非、善恶都分了出来，去看这本书当然就知道了孔子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我们以例举来说，《春秋》开篇鲁隐公元年中记有‘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说的是这年夏季的五月，郑伯在鄢这个地方把段打败了，孔子记得就这样简洁，那有人要问这郑伯是谁，段又是谁，为什么两人要打起来，而这叫段的为什么能败，这一连串的问题，《春秋》只是说了结果，‘微言’是看出来了，字真少啊。那‘大义’呢，其实微言里包含大义，首先郑伯是谁啊，就是郑庄公，为何不称郑庄公而是郑伯，这里有孔子的意思，西周分封时把诸候国分为公、候、伯、子、男五个等级爵位，相当于现在的国家级、省部级、地厅级、县处级、乡科级，这郑国是伯爵，相当于地厅级，只是这郑国后来牛逼，成为中原诸候的小霸主，自己升级到了国家级，孔子用郑伯意思很明了，你郑国本是伯爵，是不安分才升的，我不承认你，这是一个意思，还有这郑伯把段打败，用的是‘克’字，表明这两人打仗，郑伯做得对。就这‘郑伯克段于鄢’六个字，里面有着道义，孰是孰非一目了然。
这在当时人们能看得懂，因当时有编写弟子，相当于助理子夏口传告诉是怎么回事，说是当时根据子夏口传形成了《公羊传》与《谷梁传》来解释《春秋》，只是这两部书在叙事上没《左传》详细，而我们今天知道‘郑伯克段于鄢’是习惯通过《左传》，此书详细记载了事情的原由，说的是偏心眼的老妈不喜欢难产出生的大儿子郑庄公，喜欢顺产出生的小儿子共段叔，这老妈想让小儿子接位，跟大儿子要地给小儿子，这小儿子共段叔得寸进尺走到造反，最后多行不义必自毙，在鄢这个地方被郑庄公打败了，赶出了郑国。现在我们听到的‘多行不义必自毙’就来自这个典故。从这里我们知道《春秋》承载着孔子的道义，后来成为儒家六经之一。
那为什么说将来怪罪自己的也会是这本书，看来孔子是很明智的，要知道为什么有乱臣贼子，为什么会以下犯上，是不是以下犯上就必然不对呢，孔子确定的这个标准是否完全正确，也不是，孔子在生活经历中也能看到这点。
《论语》中有子贡问士，当问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孔子连提都不愿提那些人。‘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自己也感慨没有人走出屋子会不经过房门的，可为当政者指出的仁义之道，却没有人走，对于现实，孔子很清楚上位者有问题不合格。
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是君不像个君，臣就要像个臣吗？孔子只强调了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而且是君做在前面，我们前面说过孔子是要求强势的一方，君臣一对，要求君的比臣多，是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上带下，官带民，从而实现德治，这样的社会历史上不少，如我们新中国成立时，那时候不就是这样吗，是真实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带出了好的民风，孔子的德治讲得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关键在上位，也可以说是统治阶级。
只是孔子没有回答要是上级不行咋办？这也成了孔子的软肋，在孔子看来有德者有位，可是世袭礼法不能保证有位者必有德，难道上位的胡作非为，下面的不可造反。
孔子的这个‘死穴’，后来解决没有，由孟子解决了，孟子用‘义’解决了这个问题，武王伐纣这是重大历史事件，孔子对此事有评价吗？没有，相应孔子是以不断的赞伯夷、叔齐（这两人拦着周武王不让去伐纣王）隐约表明自己的态度。而孟子是态度鲜明，《孟子.梁惠王下》中‘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齐宣王问道：“商汤流放夏桀，武王讨伐商纣王，有这事吗？”孟子答道：“书上有这样的记载。”宣王问：“臣子杀掉他的君王，也可以吗？”孟子说：“破坏仁的谓之贼，破坏义的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独夫’，我只听说过周武王诛杀了‘独夫’商纣王，没听说过他是以臣弑君的。”孟子旗帜鲜明表明这样的‘独夫’可以杀，不是弑君。
对同一个问题孔孟为何会有不同，很重要的一点用今天的历史观来说，孔子偏向于精英创造历史，而孟子偏向于人民创造历史，注意这里是偏向于不是全部，孔子也为民，只是他认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则怨。’他认为普通百姓自身有教养很难，要靠人带，靠人教，跟着人学才行，而统治阶级则是社会的精英，先把他们改造了这社会才有希望，如何改造，那就是各就其位，你按照自己的位置把该干的干好，‘子曰：“君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不能越位，犯上不就是越位吗，这不行，于是孔子用道德来进行规范与约束，越是上位要求越严，从而实现以政风带民风，最后老百姓也能安居乐业。
孟子呢，是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民本作为检验君的标准，你得到民拥护就上台，得不到拥护就会被赶下台，以得民心者得天下来警告上位者，你别得瑟，要做好，不然你会很惨，这相当于给了上位者压力。而孔子缺少这一点，在上位者没有压力感，反正你们不能反我，反我就是以下犯上，把你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正是这样君王喜欢孔子，讨厌孟子，说是朱元璋在孔庙中想要把孟子移出来，不受祭祀。而人民大众喜欢孟子，因为孟子支持造反有理。
我们再来说《易经》，这本书原本是本无字天书，伏羲一画开天地，创作了八卦，后来周文王被商纣关在羑里，说是关了七八年，在里面没事干，琢磨推演出了六十四卦，还把这些卦，配了些字，这卦开始是干什么的呢？是占卜用的，就是算命，现在说起《易经》大家还知道它是算命的，这个功能一直没变。其实最开始的八卦并非算命，而是算天，测算天气用的，相当于那时的天气预报，后来以阴阳两爻的不同排列，形成了天、地、水、火、风、雷、山、泽这八种自然存在，因那时没有文字，只能以符号来代表自然宇宙，是人们的一种朴素的宇宙观，而周文王演八卦，把宇宙观用于人生观，这有点像鲁班发明锯一样，树叶上有齿能把手划破，这种齿用于木匠成为锯，周文王是怎么发明的我们不讨论。
我们要说的是孔子当时看到的《周易》是有卦而文字说明极少，一般人难以看懂，有人把《易》分为《易经》与《易传》，说《易传》是孔子作的，这看来不妥，当时《周易》里有文字，只是文字少、简洁难懂，孔子作了‘十翼’，等于给《周易》按上了翅膀，能使人看得懂，才成为《易经》。那看得懂，到底看出了什么，我们说八卦原本是宇宙观而后由周文王演化成为人生观，那此时则由孔子演进成为价值观，周文王不是把它看成人生观来进行测算命运吗，那孔子的价值观就是把这种测算测准，孔子为啥这样厉害，在于他找到了人生成败的关键之所在，那就是道德。
孔子所言的道德是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道德，是包括这些，但不限于此，前面我们介绍过‘德’，它的本义至少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得，得到成功的经验总结，你说一个人取得成功靠什么，有的说靠诚信、有的说靠人品、有的说靠别人支持帮助等等，这些经过总结形成了‘仁义礼智信’，这就是德；还有层意思是正直，正确的直道，我们现在都知道两点之间的距离最近，那人走路要到达目的地，当然是正直的路最近，这说的是人生方向，现在我们说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努不努力，而是方向，如果方向不对，停止便是前进，越努力走，还会越远。告诉我们人要走正道，只有走正道努力才有用。
道德能起什么作用，很明显，能起价值判断作用，道德价值判断的标准立起来，你做得怎么样依此去对照，则知祸福凶吉，那还用占卜吗，算就能算出来，‘子曰：“不占而已矣”’。这是孔子自己的话，不占是不用占卜，不用去给他预测什么，为什么，因为‘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想避祸得福，必须断恶修善。
孔子从心所欲，在《易经》中则是把道德价值判断作为不易的、不变的标准。我们说《易》有三易：一是简易，说的是用简单的图形符号来表示；二是变易，说的是宇宙与人生的运动是绝对的，事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三是不易，说的是在万变中有不变的东西。孔子把道德价值作为不易，这是他的发明，也是他的贡献，正是因为孔子才使《周易》成为《易经》，被儒家尊为六经之一，有着经世致用的效果。
我们以《文言传》选取坤乾中的一些来进行例举，乾文言：‘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意思是《文言》说：元，是众善的首领。亨，是众美的集合。利，是义理的统一。贞，是事业的主干。君子履行仁义就足够可以号令大众，众美的结合就足够可以符合礼义，利人利物就足够可以和同义理，坚持正道就足够可以成就事业。君子身体力行这四种美德，所以说《乾》卦具有这四种品德：元、亨、利、贞。
我们再来看坤文言：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湎也。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
意思是《文言》说：地道极为柔顺但它的运动却是刚健的，它极为娴静但品德是方正的，地道后于天道而行动，但运动具有规律性。它包容万物，其生化作用是广大的。地道多么柔顺呵！顺承天道而依准四时运行。积累善行的人家，必有不尽的吉祥；积累恶行的人家，必有不尽的灾殃。臣子弑杀他的国君，儿子弑杀他的父亲，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逐步发展的结果。《易经》说：践踏着薄霜，坚厚的冰层快要冻结成了。大概就是一种循序渐进的现象，直是存心的正直，方是行为的道义。君子通过恭敬谨慎来矫正思想上的偏差，用道义的原则来规范行为上的悖乱。恭敬、道义的精神树立起来了，他的品德就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君子‘正直、方正、广博，这些品德不为人们所了解，也没有什么不利的。’因为人们不会怀疑他的行为。
在此我们只是选取，能看到孔子是以心中的道德律来解《周易》，使原本的宇宙观与人生观，配以道德律形成人生价值观。由于《易》有变易，不变的是变，于是对于我们常人来说要搞清并不容易，每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用《易》的话是位不同，即使一个人位不变但时间总在变，位与时的不断变化给我们带来了麻烦，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真正把《易经》搞明白挺难。
在《论语》中‘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说的是如果五十岁就开始学习《周易》，那么就可以不犯大错误了。《孔子世家》中‘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说是孔子晚年喜欢读《周易》，并且撰写了《彖》上下、《系辞》上下、《象》上下、《说卦》、《杂卦》等，合称‘十翼’，由于勤读《周易》书，致使编缀的牛皮带子多次断开。
其实孔子易学观曾经有过很大的变化，孔子早年以前，不但不好易，反而视好易以求‘德行’、‘逊正而行义’的对立面，到了晚年以后，他一反常态，好《周易》竟到‘居则在席，行则在囊’的痴迷地步。孔子晚年易学观的这种转变是因为他发现周易一书蕴涵着深刻的哲理，有‘古之遗言’，现在不是有句话说‘哲学是最有实力的学问’，孔子发现《周易》能使自我构建的道德价值体系成为人生哲学，这是孔子心之所向的。
我们说孔子为什么学易，说是周游列国回鲁之前遇到一个算命先生，这个算命先生和咱们今天的江湖术士是不一样的，这是个易学大家叫商瞿，这个人水平非常高，给孔子占了一卦。孔子问道，你看我的事业，我的前景将来能不能有大成就，将来能不能治国。商瞿给他起了一卦，是火山‘旅’卦，上面是离为火，下面是艮为山，火山旅卦是离宫八卦里面的第二卦。
看到这个卦，商瞿就告诉他说：“子有圣智而无圣位”，就是说先生你不要再跑了，你纵然有伟人的智慧，但是你没有做官的命。孔子感慨万千，泪流满面，仰天长叹：“呜呼，凤鸟不至，河无图至，时也，命也！”这个时候他认识到人只能顺命而为，这个故事真伪性难知，但可以看出孔子对于人生是懂得适当调整的。
《春秋》与《易经》是孔子‘借壳上市’，从历史与哲学中融入自我的道心，这种文以载道的做法对后世影响至深，这是文化的力量，也是道德的力量，当然也是文化与道德融合的力量。正是有这种融合力量的传递，我们才看到了这位大成至圣伟岸的身影，我们才追寻与弘扬他伟大的思想，我们才敬仰他止于至善的精神。
可以说《春秋》与《易经》是孔子‘从心所欲’之思想，只是其中的思想对于后世来说知之并不多，或者说普及性不如《论语》，因从心所欲的二书在真正读懂上并不容易，是孔子没写明白吗，当然不是，是由于时间的久远，文字的演化，生活的改变，当时可能通俗易懂，但现在读起来则会遇到困难。而对于《论语》的格言来说，则不太存在这样的问题，即使某章不懂也没关系，于是《论语》相对来说易于普及推广。
孔子‘从心所欲’之思想是《春秋》与《易经》，那我们要搞清孔子的真正思想是不是只能从这两本书入手，也不是，《论语》一样可以，而且《论语》还有两书不具备的东西，那就是生活化，我们知道一个人写作能体现他的思想，但一个人的生活则是思想与行为的结合，这样更可信、更可学，《论语》记录了孔子的言行，是生活中思想与行为的具体体现，能真正学懂《论语》也可知‘从心所欲’的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