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想到武士彟当初跟随李渊打江山不易，也许是想到武士彟在外任职兢兢业业，造福一方百姓，所以在武士彟去世后，李世民亲自下旨，武士彟的丧葬费用都从国库里出，而且还遵从武士彟的遗嘱，安排人手将他的棺椁送到并州老家安葬。
武士彟的棺椁要送到并州，武明空母女自然也要跟着一起去，事实上在并州也同样要办一场葬礼，所以在走的那天，李休也前去相送，并且叮嘱武明空在安葬过父亲后，一定要再回长安。
其实根本不用李休叮嘱，杨氏肯定会在安葬过丈夫后带着武明空回长安，因为在武士彟去世后，她就知道武氏兄弟肯定容不下她们母女，而唯一可以为她们母女做主的，也只有武明空的先生李休了，而且武士彟在长安也留下一些产业，只要能保住这些产业，她们母女日后的生活就有保证了。
送走了武士彟的棺椁，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李休的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书房里，为了组建银行的事撰写一份计划，毕竟这件事可能关系到大唐日后的兴盛，因此也不能着急，必须要有万全的准备才行，李世民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并没有催他。
相比之下，魏征主持僧道录司却已经开始正常的运转，一条条限制宗教发展的法令也开始下达到各个州府，对于各地僧道数量与寺院土地的统计也正在进行之中，而最快统计完成的长安与洛阳，已经开始度牒的发放。
不过度牒可不是什么样的和尚或道士都能拿到的，而是必须要经过僧道录司的考核才行，比如和尚就要教佛经，以及对佛法的理解，而道士则考道藏，甚至听说魏征还想对道士考核炼丹，不过因为炼丹没有统一的标准，最后才只能做罢。
从度牒开始发放时起，长安和洛阳的各个寺院道观就接到了消息，必须在三个月内到长安或洛阳的僧道录司进行考核，三个月后拿不到度牒的僧人一率还俗，道士日后则不准再以道士自居，只有拿到度牒的僧人和道士，才拥有传教的权利。
面对朝廷这种明面上的打压，无论是佛门还是道教，自然都不甘心束手待毙，本来他们两教彼此间也是争斗不休，但这次却罕见的联合起来，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动用以前积累下的人脉，鼓动朝堂上的大臣向朝廷施压，希望可以让朝廷收回僧道录司之前发布的法令。
不过这次打击僧道势力的事却是李世民亲自点头的，而且主持这件事的还是一向不讲任何情面的魏征，所以谁出面都没用。
看到走上层路线没用，长安与洛阳的这帮子僧人与道士也终于急了，首先坐不住的就是佛门，因为道教主要是走上层路线，而且道士大都是兼职的，比如像孙思邈，他的主职是个大夫，道士只是兼职，当时他平时喜欢做道士打扮，僧道录司对道教虽然也有很大的影响，但相比佛门却要小多了。
在大唐这个时期，佛门可谓十分的兴盛，光是僧人就有十数万之众，而且僧人可不像道士平时为民，出家为道，所有僧人只要剃度过后就是正式的出家人，可若是按照朝廷的要求去考核拿度牒，最后能拿到度牒的僧人数量恐怕只有天知道，毕竟朝廷本来就是要减少僧人的数量，只要在考核时动点手脚，就可以控制通过的人数。
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长安与洛阳的几个大寺庙竟然暗中通了一下消息，然后准备一同到皇城门前静坐，如果朝廷一天不收回限制佛门的法令，那他们就一天不回去，而且静坐时也会禁绝饮食，其实和后世的绝食抗议如出一辙。
不过还没等这些寺庙的僧人联合起来，飞奴司却已经提前打探到这个消息，紧接着长安与洛阳的驻军四出，每座寺庙周围都有军队把守，美名其曰在考核之前，朝廷要保护所有僧人能够有安静的环境学习佛法，所以在这段时间，严禁任何人进出寺庙。
朝廷在寺庙周围驻军的事虽然在民间引起不小的风波，但是现在大唐国家稳定，百姓也十分的富足，别的不说，光是红薯这些商道作物的推广，就基本上解决了饥饿的问题，所以民间虽然有怨言，但也绝不会因为这点事就和朝廷闹。
更何况隋末的战乱依然有许多人记得，而且大唐的军队也绝不是吃素的，君不见草原上的突厥人被唐军杀的人头滚滚，现在程咬金等人也在党项大开杀戒，所以就算有人想闹事，也得估计一下自己的脖子是不是比军队的钢刀硬？
其实像派军队封堵寺庙大门这种事，也只有李世民这种开疆拓土的一代雄主敢这么干，虽然他不是大唐的开国之君，但整个大唐的国土有大半都是他亲手打下来的，而且又外灭强敌，百姓也十分富足，在民间的威望自然无人可及，甚至现在李世民在民间已经有神化的趋势，相比寺庙里的那些泥胎，自然是李世民这个活着的真龙天子更加厉害。
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这件事很快就平息了下去，寺庙虽然暂时不能进，但对一般人的影响并不大，毕竟宗教这东西不能吃也不能喝，烧香拜佛也只是求个心安，而且朝廷也不会永远封禁，等到三个月自然也就放开了。
半个月后，李休也终于将筹建银行的计划整理出来，然后亲自进宫将这份计划呈交给李世民，对此李世民也十分重视，立刻将长孙无忌、房玄龄和杜如晦三人召到两仪殿，然后共同商讨李休的这份计划。
李休对于银行之事还是十分慎重的，在他的这份计划中，暂时也只在长安和洛阳两地开设银行做为试点，当然现在也用不着分什么央行和商业银行的区别，银行开办之后，会开设存款、汇兑、贷款等业务，和后世的商业银行差不多，当然这些业务想要开办起来，肯定不像后世那么容易，别的不说，光是信息的传递就是个大问题。
另外这个银行还有一个商业银行没有的功能，那就是发行货币，对于这件事李休也更加的谨慎，因为货币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根本，更何况李休还想对大唐现在的货币进行改革。
为了保持平稳，李休并不想对大唐现有的铜钱进行改变，事实上大唐建立后，已经对铜钱做了一次改革，那就是将流通数百年的五铢钱改为开元通宝，这主要是隋末战乱，铜钱的发行也十分混乱，导致隋末的五铢钱十分轻薄，而且样式也不规则，于是在武德四年时，李渊下令开铸“开元通宝”，并且规定每十文重为一两，每一文的重量为一钱。
初唐时期国力强盛，开元通宝的质量也得到了保证，形状也十分的精美厚重，哪怕是在后世时，初唐时的开元通宝也依然受到不少人的喜爱，相比之下，中唐之后的通宝钱就又变得轻薄粗糙起来。
现在大唐的开元通宝已经取代了原来的五铢钱，成为大唐国内的流通货币，百姓们也都已经认可这种铜钱，所以李休也觉得没有改变的必要，甚至日后铸造银币时，也只是改变材质，而形状也依然使用开元通宝，这样才能更容易得到百姓们的认可。
在李休的计划中，对于银行的运营以及新币的发行都有详细的规划，李世民和长孙无忌等人看过之后，大体上也没有什么意见，只是对一些细节做了补充和修改，随后这份奏折也得到李世民的批准，而银行的筹建也正式提上了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