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黑乎乎的全是玉米地，四周没有一丝灯光。沿着不知名的小河也不知走了多远，四周响起秋虫的哀鸣，人生就如这小河一样，不知要飘荡到何处。
还是看不见我插队的小村庄，只要看见河对岸村头马厩油灯的光亮，我就算到家了。
还是上午老队长找我，说：“娃，去后洼一趟，他们借的电机坏了，你去看看。”就这一句话，让我跑了十多里地。后洼在山凹之中，几孔破窑顶上西里歪斜的木板当门，就是他们的队部了。窑洞里黑糊糊的，除了一张发黄的老人家宣传画，还有三条条凳，一张不知什么年代的老式桌子。几个干部，满面愁苦地蹲在条凳上，吧嗒着旱烟袋。一个中年汉子见我进来，一下从条凳上窜下来，还没站稳，就抢前一把拉住我的手，说：“可把你盼来了，俺们可都等急着咧。”话语中带着着急惶恐的味道。问了半天，我终于搞清楚了事情的本末。原来为了磨粮食，他们向邻村借了一台电机，谁知道什么原因，这电机转几转，便不转了，电闸保险也烧了。
“娃，咱赔不起人家哩。全靠你哩。”中年汉子说。
另一个汉子说，“跑了半天哩，先让娃吃上些，再说。”
“对着哩”其他人附和着。
一个婆娘，端着青花大瓷碗进来了，满满的白白的面条，上面洒着盐花和红红的辣椒沫。我知道，这碗面吃下去，这电机的事，我就得抗定了。
“还不饿呢，你们吃吧。”我说。
“咋？看不上俺们这嗒！”一群人眼巴巴地望着我，盼望我把面吃下去。我只得把面吃下去，吃了他们就安心了。吃了面，他们才领我到另一孔窑里，地上放着一台电机。我用手扭扭转子，纹丝不动，看来是扫膛了。叫了两个青年农民，帮着我，卸开了机壳，拖出了转子。扫膛情况比较严重，不知是什么原因，竟然定子一个槽的线有三根被刮了出来，断开了，露出了铜茬。我叹了口气，对他们说：
“修不成，咱们没有铜线，不能重新下线。”我用手指着断线说，“这线应拆出来，重新绕好线包下到线槽里才能修复。可是我们没有这种铜线。”
“咋？不能修哩？”那中年汉子象卸了气的气球，一些子蹲在地上，黑黑的脸上七沟八壑的皱纹挤到一堆儿。一个年轻的，迟疑地望着我说：“能不能将断线接上？”。
“如果将断线接上，可能能转。但电机一定使不住，挂载后，还会坏。所以，一般出了这种情况，这线包应该重绕。”我耐心地解释着。
“娃哩，俺们全村人看你哩，你只要把它弄转了，俺们还了人家就行咧。”
四周静得连虫鸣也听不清了，身上背着工具包，手上提着一瓶棉籽油，只听见自己的两只鞋，在沿岸的小路上磨出的擦擦声。还是没有看见遥远的马灯飘出的忽闪的光。月亮时现时隐，过河的石凳，也不知道在哪个岸口。冷啊，这深秋的后半夜。
电机的断线用铜丝接好焊上，缠上麻线，塞回线槽，用马粪纸做压板，好不容易让中年汉子从刷棺材的老汉那里要了一点桐油，权当绝缘漆吧。用两只灯泡，放在定子中间，烘烤着。
忙了大半夜，年轻人帮我将电机转子安回去，用扳手上紧螺丝。
中年汉子两眼紧张地盯着我，手里的旱烟袋杆，似乎能被他攥出油来。
年轻人合上电闸，电机转了起来。空载转了一会儿，我用手摸摸机壳，还好，没有什么温升。我掉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
“娃，行着嘞！”，中年汉子，满脸的皱纹挤在一堆，像不成型的干瘪核桃。
“明天做饭的时候，就有油了。”我眼前似乎看见哥几个的笑脸，似乎厨房灶台上飘出了一股油香。月亮从云里露了一下脸，不远处岸边露出了岸口。我不由得加快脚步，沿着高低不平的小路，走下河堤。
河对岸在月光下，沉睡着的小村庄黑呼呼的，村头马厩的灯光也许早就熄了，老王头可能已经喂过夜草歇下了。只见近处河里静静地躺着一溜被过往行人磨得光秃秃的石凳，这就是所谓过河的桥了。
我小心翼翼地踏着石凳，再走个七八凳，我就上岸了。忽然月亮又藏了起来，眼前一个不清，脚就踏空了，我从本来就滑的石凳上掉进河里。深秋的河水浅得很，可是背包和油瓶都掉到水里。我顾不得别的，赶快抄起背包，又淌水走了几步，追上被石头挡住的油瓶。淌着水过了河。
村头由县知青办拨款给知青盖的小平房，静静的，大家早就睡了。拿钥匙开了门，进屋开灯，顾不上换衣服，把油瓶放在桌上，打开背包。万幸啊，我的万用表没进水！中年汉子送的油瓶没摔坏，油瓶塞子塞得紧紧的。
我哭了。这年我十九岁。
写于二〇〇七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