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两年，当时的情形我已不是很清楚，只记得那天下午、晚上和第二天，络绎不绝的警察、摄影师和记者在盖茨比家进进出出。大门拉起一条绳子，有个警察守在旁边，挡住想看热闹的人，但附近的小孩很快发现他们可以从我的草坪进去，因此游泳池边总是有几个目瞪口呆的孩子。有个气定神闲的人——可能是个侦探——在弯腰视察威尔逊的尸体时，使用了“疯子”这个词，这句言之凿凿的无心快语奠定了隔日媒体的报道基调。
那些报道大多数是噩梦——荒诞不经、琐碎无聊、兴致勃勃、无中生有。当米迦勒斯供认威尔逊怀疑他太太红杏出墙的证词曝光之后，我原本以为这个事件很快会演变成桃色新闻——但凯瑟琳非但没有胡说八道，居然还守口如瓶。她也展现出惊人的勇气——她那双眼睛在修整过的眉毛之下坚定地看着警察局派来的法医，发誓她姐姐从未见过盖茨比，她姐姐的婚姻生活非常美满，又说她姐姐从来没有做过越轨的事情。她说得连自己都信了，用手帕捂着脸哭了起来，仿佛这是她万万不能接受的污蔑。所以威尔逊被说成是“因悲哀而行为失常”，于是这件案子变成了最简单的命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但其实所有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最让我失望的是，站在盖茨比那边的只有我自己，只有我一个人。从我打电话到西卵村报告惨剧的消息开始，但凡有关于他的猜测或者具体问题，人们都会跑来问我。起初我既诧异又困惑，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看到他无声无息，安然地躺在他的房子里，我渐渐明白了：大家都来找我，是因为没有别的人感兴趣——我的意思是说，别人完全没有兴趣来料理他的后事。
我们发现他的尸体之后不到半个小时，我本能地、毫不迟疑地给黛熙打电话。但她和汤姆那天下午早些时候出门了，而且还带着许多行李。
“没说去哪里吗？”
“没有。”
“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吗？”
“没有。”
“知道他们在哪里吗？我怎样才能找到他们？”
“我不知道。说不上来。”
我想替他找个人。我真想走进他躺着的房间，安慰他说：“我会替你找个人来的，盖茨比。别担心。包在我身上，我会给你找个人——”
梅耶?沃夫希姆的名字并不在电话簿里。管家给了我他在百老汇的地址，我打电话到查号台，但等我拿到号码，时间早就过了五点，那边没人接电话。
“你能再帮我接通吗？”
“我已经接通三次了。”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对不起。那边恐怕没有人。”
我回到客厅，突然发现里面挤满了人，开始还以为是顺道来访的宾客，随即发现其实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可是，当他们掀起那块薄布，惊恐地看着盖茨比，我仿佛听到他的抗议：
“喂，老兄，你得帮我找个人啊。你要努力去找。我一个人应付不来。”
有人开始问我问题，但我脱身走到楼上去，匆匆翻查他的书桌那些没上锁的抽屉——他从来没有明确地跟我说过他的父母已经去世。但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达恩?科迪的照片，象征着那早已被遗忘的风云岁月，从墙上望下来。
隔日清早，我派管家到纽约送信给沃夫希姆，我在信里向他打听消息，也敦促他赶紧坐火车过来。其实我在写信时就觉得这个请求是多余的。我原本以为他看到报纸肯定就会动身，也以为中午之前肯定能收到黛熙的电报——但电报和沃夫希姆先生都没有来，谁也没有来，除了越来越多的警察、摄影师和记者。当看完管家带回来的沃夫希姆的回信，有种愤慨在我心里油然而生，我要和盖茨比联合起来，鄙夷地对抗他们所有人。
亲爱的卡拉威先生：
这是有生以来最让我感到震惊的事情，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人的疯狂行为值得我们大家深思。我现在没法过来，因为手头有非常重要的生意要处理，不能让这件事给耽误了。如果稍后有需要效劳的地方，请让埃德加送信告知我。听到这样的事情，我简直不知道身在何处，悲伤得难以自持。
你真诚的朋友
梅耶?沃夫希姆
然后他又用潦草的笔迹补充：
葬礼的事情请让我知道。我根本不认识他的家人。
那天下午电话响起，总机说是芝加哥打来的长途电话，我以为黛熙终于打过来了。但话筒里传来的是男人的声音，听上去很轻，很遥远。
“我是斯拉格……”
“请讲，”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陌生。
“太让人意外了，对吧？收到我的电报了吗？”
“什么电报也没有收到。”
“帕克那小子出事了，”他语速很快地说，“他把债券摆上柜台的时候被抓个正着。他们之前五分钟刚刚收到纽约的通告，上面写着那些号码。喂，你能想象得到吗？你怎么也想不到在这种乡下地方……”
“喂！”我赶紧打断他的话头，“听我说——我不是盖茨比先生。盖茨比先生死了。”
电话那端沉默了很久，随即传来一声惊叫……然后在匆促的咒骂声中，电话被挂断了。
我想应该是在第三天，有封署名亨利?盖兹的电报从明尼苏达州某个小城发过来。上面只说发报人已经动身赶来，丧事等他到了之后再办。
那是盖茨比的父亲，一个表情沉重的老人，看上去非常无奈和消沉，身上裹着阿尔斯特长外套，尽管九月的天气依然很暖和。他的眼睛不断露出惊奇的神色；我从他手上接过布袋和雨伞后，他就不断地轻抚他那稀疏的灰白胡子，所以我也没办法帮他把外套脱掉。我看他站不稳的样子，于是扶他到音乐室，让他坐下，同时让佣人去弄点吃的。但他不肯吃东西，手里拿着玻璃杯直发抖，牛奶都洒出来了。
“我在芝加哥的报纸上看到消息，”他说，“芝加哥的报纸全都是关于这件事的新闻。我立刻就出发了。”
“我当时不知道怎样找到你。”
他的眼神很茫然，不停地扫视着这个房间。
“那人是个疯子，”他说，“那人肯定是个疯子。”
“你想喝点咖啡吗？”我问他。
“我什么都不要。我没事，卡……卡……”
“卡拉威。”
“唉，我没事。他们把小詹放哪了？”
我把他带到客厅，他的儿子就躺在那里，然后留下他一个人。有几个小男孩爬上台阶，正在往客厅里面看；我告诉他们来的人是谁，他们这才一步两回头地走开。
不久之后，盖兹先生打开房门走出来，他的嘴巴是张开的，脸上有点红，泪珠滚滚而下。他已经到了不再为死亡感到错愕的年纪，这时他第一次环顾四周，看到门厅如此宽敞豪华，门厅之后是连绵不绝的大房间，他的悲哀开始混进些许敬畏的骄傲。我扶着他走进楼上的卧室，在他脱下外套和马甲时，我告诉他所有安排已经推迟，等他来决定。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盖茨比先生……”
“我姓盖兹。”
“——盖兹先生，我觉得你可能想把尸体运到西部。”
他摇摇头。
“小詹向来更喜欢东部。他是在东部发迹的。你是我家孩子的朋友吗，卡……卡……？”
“我们是好朋友。”
“他本来有很好的前途，你知道的。他只是个年轻人，但他的脑力很好。”
他边说边戳着自己的脑袋，我点头表示同意。
“如果他能活下去，他会变成了不起的人。像詹姆斯?希尔96那样的大人物。他会帮助建设这个国家的。”
“你说得对，”我不自在地说。
他笨手笨脚地去弄那绣花的床罩，想把它拉掉，然后硬邦邦地躺下——立刻就睡着了。
那晚有个明显很害怕的人打电话来，不肯说出他的名字，非要先问我是谁。
“我是卡拉威先生，”我说。
“啊！”他如释重负地说，“我是克里普斯普林格。”
我也如释重负，因为看来盖茨比墓前将会多一个朋友。我不希望葬礼变成报纸上的新闻，引来许多看热闹的人，所以我亲自打过电话给几个人。他们很难找到。
“葬礼定在明天，”我说，“下午三点，在这座房子。我希望你能通知其他感兴趣的人。”
“我会的啦，”他赶紧接口说，“当然，我不太可能见到什么人。但见到的话，我会通知的。”
他的口气让我起疑。
“你自己肯定会来的吧？”
“嗯，我会争取的。我打电话来是想……”
“且慢，”我打断他的话，“你就答应来吧，怎么样？”
“哎呀，其实——实际上，我目前和几个朋友在格林威治97，他们相当希望我明天陪他们。其实明天他们会去野炊。当然，我会尽量争取来的。”
我忍不住发出了“哼！”的声音，他肯定听见了，因为他
接下来很紧张地说：
“我打电话来，是因为我留了一双鞋在那边。我在想，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请让管家把它们寄给我。你知道吗，那双是网球鞋，没有它们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地址是……”
我没有听到他下面的话，因为我把听筒挂掉了。
在那之后，我真替盖茨比感到不值——某位接到我电话的绅士竟然含沙射影地表示盖茨比死有余辜。然而这是我的错，因为以前有些人经常借盖茨比的酒壮胆，然后恶毒地咒骂盖茨比，而他是骂得最恶毒的人之一，我本来不应该打给他的。
举行葬礼那天早晨，我去纽约城里找沃夫希姆；用其他方法我根本联系不到他。根据负责开电梯那男孩的指引，我推开那扇挂着“卍控股公司”98招牌的门，刚开始里面好像没人在。可是当我喊了几声“喂”也没人应答之后，隔板后面传出几句争执的声音，然后有个美貌的犹太女人出现在里间的门口，乌黑的眼睛充满敌意地看着我。
“里面没有人，”她说，“沃夫希姆先生去芝加哥了。”
前半句显然是假话，因为里面已经有人开始跑调地用口哨吹起了“玫瑰经”。
“请跟他说卡拉威先生求见。”
“我又不能让他从芝加哥回来，对吧？”
这时门后有人大喊：“斯泰娜！”，那毫无疑问就是沃夫希姆的声音。
“请在前台留下你的名字，”她匆匆地说，“等他回来我就告诉他。”
“但我知道他就在这里。”
她向我踏上一步，双手叉腰，做出很生气的样子。
“你们这些年轻人以为随时都可以到这里来，”她气势汹汹说，“我们他妈的已经受够了。我说他在芝加哥，他就在芝加哥。”
我提起了盖茨比的名字。
“啊！”她又从头到脚打量我，“你能……请问你贵姓？”
她消失了。片刻之后，沃夫希姆肃穆地站在走廊里，两只手都伸出来。他拉着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用虔敬的口吻说现在我们大家都很伤心，并递给我一根雪茄。
Wωω★ тт kan★ C O
“我的记忆回到了初次和他见面的时候，”他说，“他是个刚从部队退役的年轻少校，胸前挂满了在战争中得到的军功章。他当时非常穷，整天穿着军装，因为他买不起便服。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时，他走进第四十三街的维恩布伦纳撞球厅，想找点活干。他已经有好几天没吃过东西。‘走吧，我带你去吃午饭，’我说。他半个小时内吃掉了四块钱的饭菜。”
“他做生意是你提携的吧？”我问。
“何止提携！他是我一手栽培的。”
“哦。”
“他原本身无分文，是我从阴沟里硬把他栽培起来的。我立刻看出来他是个长相英俊、温文尔雅的年轻人，他跟我说他念过牛精之后，我就知道他值得好好培养。我让他加入了美国退伍军人联合会，他以前在那里地位很高。他刚出道就北上奥尔巴尼99帮我的客户解决了某些难题。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总是这么亲密无间，”——他伸出两根胖手指——“总是在一起。”
我在想1919年的世界棒球大赛舞弊案是否也是他们联手干的。
“现在他去世了，”我隔了片刻之后说，“你是他最亲近的朋友，所以我觉得你今天下午应该愿意去参加他的葬礼。”
“我倒是想去。”
“好啊，那就去啊。”
他含泪摇摇头，鼻毛随之轻轻地抖动。
“我不能去——我不能受这件事牵连，”他说。
“不会牵连到你的。这件事已经结束了。”
“反正我不想受人命案子牵连。我要置身事外。年轻时我倒不是这样的——那时如果我的朋友死了，不管是怎么死的，我都会陪他们到最后。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感情用事，但我不骗你——我会陪他们走完痛苦的人生路。”
我明白他决定不去也是有理由的，所以站了起来。
“你念过大学，对吧？”他突然问。
刹那间我以为他准备要跟我搞“光系”，但他只是点点头，跟我握手道别。
“我们要明白，讲交情要在人活着的时候讲，人死就没有交情了，”他意味深长地说，“我自己的原则是，人死我就什么都不管了。”
离开他的办公室时，天变黑了；等我回到西卵已经飘起毛毛细雨。换好衣服之后，我走到隔壁，发现盖兹先生兴奋地在门厅里走来走去。他越来越为他儿子和他儿子的产业感到自豪，这时他有东西要给我看。
“小詹给我寄了这张照片，”他用颤抖的手指递过他的钱包，“你看。”
那是这座房子的照片，四角已经裂开，被很多人摸得很脏。他热切地向我指出每个细节。他会说“你看！”，然后看我眼里有没有赞赏的意思。他把照片给人看过那么多次，我想在他眼里，照片可能比房子本身还要真实。
“小詹把它寄给我。我觉得它是很漂亮的照片。拍得很好。”
“非常好。你后来有见过他吗？”
“两年前他去看过我，给我买了现在住的房子。当然，从前他离家出走的时候，我们感到很伤心，但现在我明白他是有道理的。他知道他前面有远大的未来。自从发达之后，他对我非常慷慨。”
他似乎不舍得把照片收起来，又拿着它在我眼前摇晃了一分钟。随后他把钱包放回去，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破旧的书，叫做《霍巴隆?卡西迪》100。
“你看，这是他小时候读的书。你一看就明白。”
他打开封底，转过来给我看。最后那张空白页上有“作息表”三个字，日期是“1902年9月12日”。下面写着：
起床…………………………………… 6∶00
哑铃锻炼和爬墙练习………………… 6∶15-6∶30
研究电学等等………………………… 7∶15-8∶15
工作…………………………………… 8∶30-16∶30
棒球和其他运动……………………… 16∶30-17∶00
练习演讲和社交礼仪………………… 17∶00-18∶00
研究有用的新发明…………………… 19∶00-21∶00
总体目标
绝不浪费时间去沙福特家或者【某个姓，字迹看不清楚】
绝不吸卷烟或者嚼烟叶
每两日洗一次澡
每周读一本有益的书或者杂志
每周储存五块钱【划掉】三块钱
更加孝顺父母
“这本书是我无意间发现的，”老人说，“你一看就明白了，对吧？”
“是的。”
“小詹注定要发达的。他总是有这样的决心。你发现他很注意提高自己的修养了吗？有一次他说我吃饭像猪一样，我还打了他一顿。”
他不舍得把这本书合上，而是大声地把每一项念出来，然后热切地看着我。我想他是相当期望我会把这张表格抄下来自己用。
在此之前不久，有个路德派牧师从法拉盛赶过来，我开始不由自主地向窗外望去，看看有没有别的车来。盖茨比的父亲也是这样。等到过了三点，几个佣人都走进来了，站在门厅里等，他开始着急地眨着眼睛，担心地说不知道雨要下多久。牧师也不耐烦地看了几次手表，所以我把他拉到旁边，请他再等半个小时。但这完全没有用。谁也没有来。
五点钟时，我们一排三辆车开到了墓园，冒着瓢泼大雨停在大门口——最前面是灵车，又黑又湿，看上去很可怕；跟着是那辆豪华车，盖兹先生、牧师和我坐在里面，最后是盖茨比的旅行车，坐着四五个佣人和西卵的邮差；我们大家浑身都湿透了。就在我们开始走进墓园的大门时，我听到有辆车停下来，然后又听到有人踩着水追赶我们的声音。我回头去看。原来是那个戴着猫头鹰眼镜的人，三个月前的某个晚上，我曾经见到他在盖茨比的书房对着那些书称赞不已。
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不知道他从何处得知葬礼在今天举行，甚至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大雨倾倒在他的眼镜上，他把眼镜摘下来，擦去雨水，看佣人把防水的布铺开，遮住盖茨比的坟头。
我努力地回忆着盖茨比的音容笑貌，但他已经离得太远，我只能想起，毫不怨恨地想起，黛熙没有送信或者送花来。隐隐约约之间我听到有人低声说“愿上帝保佑这位淋雨的死者”，然后那位猫头鹰眼镜先生响亮地说：“但愿如此，阿门！”
我们在雨中踉跄地朝几辆车跑过去。猫头鹰眼镜先生在大门口跟我聊了几句。
“我没能赶到别墅去吊丧，”他说。
“别人也都没有去。”
“不会吧！”他吃惊地说，“唉，我的上帝！他们以前一去就是几百人。”
他摘下眼镜，又里里外外地擦了一遍。
“这婊子养的真可怜，”他说。
我印象中最难忘的事，是在念预科学校和后来念大
学期间，每逢圣诞回西部的经历。每年十二月某夜六点，那些家住芝加哥以西的人，会聚集在古老昏暗的联合车站，而芝加哥本地的同学则已经沉浸在节日氛围里，欢乐地和他们道别。我记得车站里有很多从各所女校回来的、穿着皮衣的女生，大家冒着白气热火朝天地闲聊，每当看到熟人就兴奋地把手举到头顶挥舞，还会相互攀比接到的邀请，“你会去奥德威家吗？赫什邀请了你吗？舒茨呢？”，而戴手套的手里紧紧抓着长条绿车票。我还记得车站大门旁边停着许多芝加哥—密尔沃基—圣保罗铁道公司101的专线车，橘黄色的车厢看上去特别有欢乐的圣诞气氛。
当列车驶入冬夜，真正的雪，故乡的雪，开始从我们身边延伸而去，反射着车窗透出的光芒，沿途驶过威斯康星州境内许多灯光黯淡的小站，车厢里突然变得清冷起来。在餐车吃过晚饭，穿过那些寒冷的车厢走回座位时，我们深深地吸入凛冽的气息，恍然明白这片土地才是我们的故乡。直到一个小时之后，当我们再次习惯了清新寒冷的空气，这种奇妙的感觉才渐渐消失。
这就是我的中西部——不是麦田、原野或者那些荒凉的瑞典小城，而是年轻时返乡的列车，是寒冷黑夜中的街灯和圣诞的铃声，是明亮窗户上的圣诞花环投射在雪地上的影子。我是属于这里的，这些漫长的寒冬让我养成了严肃的性格。而我生活的城市很注重传统，世家故宅都是以屋主的姓氏命名的，自幼在卡拉威府邸长大的我难免有点骄傲自满。现在我终于明白，这归根到底是个西部的故事——汤姆、盖茨比、黛熙、乔丹和我，大家都是西部人，也许我们拥有某些共同的缺点，无形中使得我们很难真正地适应东部的生活。
我曾为东部感到兴奋不已，也曾清楚地意识到，东部比俄亥俄州以西地区好得多。那里虽然不像西部地广人稀，但生活没那么沉闷乏味，哪怕你不是小孩或者老人，也不会整天被人缠着问东问西——可是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依然觉得东部的生活有点畸形。尤其是西卵，它依然会出现在我怪诞的梦境里。在我看来，它仿佛是艾尔?格列柯102的夜景：上百座既传统又荒诞的房子匍匐在阴沉的天空和黯淡的月亮之下。画面的前景是四个表情肃穆的男人，西装革履地抬着担架走在人行道上，而担架上躺着一位烂醉如泥、穿着白色晚礼服的女人。她的手垂在旁边，手腕上的珠宝闪烁着寒光。那些男人沉重地走进一座房子——走错地方了。但没有人知道那女人的名字，也没有人关心。
盖茨比死后，东部在我心目中就是这样阴森可怕，其畸形的程度超越了我的眼睛的矫正能力。所以等到空气中升起因燃烧枯叶而生的蓝烟，寒风将晾在绳子上的衣服吹得发硬，我就决定打道回府。
离开之前有件事需要先处理好，那件事说起来很尴尬，很不愉快，也许本来应该不去管它的。但我喜欢把事情收拾得干干净净，而不是指望茫茫大海来把我的垃圾冲走。于是我约见了乔丹?贝克，跟她聊起了发生在我们之间的事，以及后来我的遭遇，她坐在一张巨大的沙发椅上，纹丝不动地听着。
她穿着高尔夫球服，我记得当时觉得她看上去漂亮得像插画，她的下巴微微翘起，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头发是秋叶的黄色，脸庞的颜色和膝盖上的无指手套相同，都是淡褐色的。我把话说完之后，她不动声色地说她已经和别人订婚了。我怀疑她是在骗我——尽管她不乏追求者，只要她点头随时都可以结婚——但我还是假装很惊讶。刹那间我在想就这样和她分手是不是错误，又赶紧从头考虑了一遍，然后站起来和她说再见。
“反正是你甩掉我的，”乔丹突然说，“那天你在电话里甩掉我。现在我不怪你，但我从来没有被人甩过，当时愣了好久才回过神来。”
我们握了手。
“喂，你记得吗，”她补充说，“有一次我们聊起了开车的事情。”
“哦，不太记得了。”
“你说烂司机只要不遇上别的烂司机，就不会出事。哎，我遇到别的烂司机了，对吧？这只怪我自己不小心看错人。我原来以为你是个相当诚实、直爽的人。我以为那是你暗地里引以为豪的道德品质。”
“我今年三十岁了，”我说，“五年前我会做违心的事情，并以此为荣，但现在我不会。”
她没有回答。我生气地转身走开，但对她还是有点不舍，也感到非常可惜。
十月底的某个下午，我在第五大道看见了汤姆?布坎南。他走在我前面，步履轻快而急促，双手稍微向前抬起，随时准备推开阻碍的样子。他的头不停地扭来转去，眼睛滴溜溜地四处乱瞟。我正想放慢脚步以免超过他，他停了下来，开始眯着眼睛朝某家珠宝商店的橱窗里看。他突然看到我了，于是往回走，伸出他的手。
“怎么回事，尼克？你拒绝跟我握手吗？”
“是的。你知道我对你的看法。”
“你疯了，尼克，”他脱口而出，“彻底疯了。我不知道你到底怎么回事。”
“汤姆，”我问他，“那天下午你跟威尔逊说了什么？”
他哑口无言地望着我，我知道我猜对了，威尔逊在不知所踪的那几个小时果然是去找了他。我转身就走，但他跟上一步，拉住我的胳膊。
“我跟他说了真话，”他说，“他到我家时，我们正准备出门，我派人去跟他说我们不在家，他想要强行闯到楼上。他那时急疯了，我要是不说那辆车是谁的，他肯定会杀了我。走进我们家之后，他的手一直放在口袋里，拿着一把左轮……”接着他又不服气地说，“我告诉他又怎样？那家伙罪有应得。你的眼睛被他蒙蔽了，黛熙也是，但他是个狠角色。他开车撞倒梅朵就像撞倒一条狗，停都不肯停下来。”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在心里默念着事实不是这样的。
“你别以为我就没有受苦——告诉你吧，后来我去退掉那套公寓，看到那盒该死的狗粮还摆在橱柜里，我坐下来哭得像个婴儿。上帝作证，那真是太可怕了……”
我不能原谅他，也不能喜欢他，但我看得出来他所做的事情，在他自己眼中，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一切都是因为自私冷漠和思维混乱。他们是自私冷漠的人，汤姆和黛熙——他们把东西打碎，毁掉别人的生活，然后龟缩到金钱、巨大的冷漠或者随便什么让他们蝇营狗苟地相处的东西里面，让别人来清理他们留下的残局……
我终究和他握手了，否则显得很傻，因为我突然觉得我好像是在跟一个小孩说话。然后他走进珠宝商店去买珍珠项链，或者也许只是买两个袖扣，永远地摆脱了我这个乡巴佬吹毛求疵的责难。
我离开时盖茨比的房子依然空着——他草坪里的草长得跟我的一样长了。村里有个出租车司机每次载客经过大门总要停下来指指点点，也许车祸那晚正是他拉着黛熙和盖茨比去了东卵，也许他已经杜撰出一个别开生面的故事。但我不想听，每次下火车时我总是避开他。
那几个星期六我都在纽约过夜，因为对我来说，他那些灯火辉煌、光彩夺目的宴会宛在眼前，我依然能听见音乐和笑声，轻轻地、不绝地从他的花园传出来，依然能听见轿车在他的车道驶进驶出。某天夜里我真的听到有辆车停在那里，看见车灯停在他家前门的台阶下方。但我没有去看个究竟。也许是某个最后的客人，刚从遥远的地方归来，还不知道盖茨比的宴会早已曲终人散。
临走那夜，我收拾好行李，把车卖给杂货店的老板，然后走过去，再次端详这座象征着失败的荒芜巨宅。白色的台阶上有个粗俗的字眼，不知道是哪个顽童用砖块涂上的，在月光下显得清清楚楚，我把它擦掉了，鞋底在石板上磨得沙沙响。接着我信步走到下面的海边，仰面躺在沙滩上。
这时海边的公馆多数已经闭门锁户，周围几乎没有灯火，只有一点黯淡的光芒在移动，那是横穿海湾的渡轮。明月渐升渐高，那些微不足道的房子渐渐消失，我慢慢意识到这个古老的岛屿曾经鲜花遍地，曾经是当年那些荷兰水手103眼里丰腴多汁的新世界。那些消失的树木，那些为盖茨比的豪宅让路的树木，已经呻吟着献身给全人类最后和最大的梦想。当初看到这片大陆，心醉神迷的人类肯定在刹那间屏住了呼吸，不由自主地陷入一种他既不理解也不渴望的美学沉思，有史以来最后一次面对某种他力所能及的惊喜。
我坐在沙滩上遐想古老而未知的世界，忽而想起了盖茨比，他第一次见到黛熙家码头末端的绿灯时，肯定也感到万分惊喜。他走过漫漫长路才来到这片蓝色的港湾，肯定觉得梦想已经离得非常近，几乎伸出手就能够抓得到。他所不知道的是，梦想已经落在他身后，落在纽约以西那广袤无垠的大地上，落在黑暗夜幕下连绵不绝的美国原野上。
盖茨比信奉的那盏绿灯，是年复一年在我们眼前渐渐消失的极乐未来。我们始终追它不上，但没有关系——明天我们会跑得更快，把手伸得更长……等到某个美好的早晨——
于是我们奋力前进，却如同逆水行舟，注定要不停地退回过去。
［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