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庆一战，面对石达开的进攻，曾国藩部的湘军，胡林翼部的楚军，骆秉章左宗棠部的湘军，都集中起来，对付石达开。曾国藩移军夔门，骆秉章部湘军守住宝庆，胡林翼部主力南下援湘，并两楚之力先除西南之患，庶可专力东征，无瞻前顾后之虑，把应付石达开部太平军进攻四川放到了第一位。湘军四个最杰出的将帅率兵围剿石达开，并且是在湖南故土，所以石达开的失败并不冤枉，几乎是一定的。
石达开想拿下湖南纯属异想天开。1859年8月中旬，石达开自宝庆败撤，准备退入广西休整，再图后计。石达开在宝庆会战失利后，深深感到自己部下的新兵太多，战斗力不强，攻城拔寨很困难，拿下湖南再图谋四川无异于痴人说梦，因此他决定跑到广西整训部队，等待时机，再图入川。
当时，从石达开部下独立出去的石镇吉正在攻打桂林城，宝庆离桂林不远，因此石达开也决定率部前往桂林，他占领了兴安、灵川两县，屯兵严关，大溶江一带，北拒湖南追击之敌，西南两面则防桂林之敌与外界清军的夹击，与石镇吉部形成互为声援的局面。
但是，曾纪泽的追兵很快就夺回了兴安和灵川，用巨炮攻下了严关，将石达开的部队堵在了广西的全州。
石达开部撤向广西，是唯一选择，他只好做好拼死一战的准备，连童子军用上了。先前，石达开和他部下的一些老兄弟，从宝庆到全州，也是身经百战，越过无数高山大水，突破无数险隘雄关。但到了广西境内，路却异常难走，在全州的山间小道上进军时，很多高山峭壁之间，只有一线可通行人。人马鱼贯而行，全无回旋余地。十多天中，数万人马和家眷在荒无人烟的大山中蜿蜒前进，又累又饿。
因为逃跑走山上偏僻的小路，长途行军，石达开部的人马都很疲乏。而曾纪泽的五千人早到了全州，他下令部队休整三天，以逸待劳。
在距离全州二十里地时，石达开派出仅存的精锐三千人攻城，被曾纪泽的部队挫败，不得不派童子军出战。
二虎看着那些十六七岁的少年，想起了自己当年刚从军的模样，都不忍心下令开炮，他向曾纪泽报告说：“太平军现在都剩下一些老弱妇孺，我们不能再杀人了。”
虽然曾纪泽知道，战场上是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曾纪泽也在考虑，此时剿灭了石达开，对湘军也没有什么好处，咸丰皇帝甚至到现在还在猜疑曾国藩，没有授予曾国藩都督的实职，连一个四川总督的职务都不给，自己又何必杀了这些穷苦出身的农民，何况杀老弱妇孺也不是军人应该做的，汉人自相残杀，也不是曾纪泽愿意看到的。
左宗堂对宝庆会战发展方向的主张，概括起来也就是八个字：“逼窜南路，徐为图之”，就是说，曾纪泽的任务就是把石达开逼入广西，没有说要求他赶尽杀绝。
胡林翼也一再叮咛曾纪泽：“杀尽此贼，势必不能，逼使南走，尚是善策”，“贼数过多，不能尽杀，惟有虚南路，以两粤为贼之去路，则天下之祸尚轻也”。
曾纪泽和他们的想法，也是英雄所见略同，即以将石达开逼入广西为“善策”。因此，在进入广西之前，曾纪泽对朝廷要求派兵向广西方向追堵的旨意，百般推搪，虚与委蛇，名为追堵，实则只追不堵。
左宗堂、胡林翼、曾纪泽的这一军事战略思想，即兵法中的“围师必阙，穷寇莫追。”在他们看来，虽然石达开在宝庆新逢大败，但短期内将其剿灭是不现实的。阻断退路，等于逼其在湖南与湘军决一死战，反而会使太平军低靡的士气迅速振作起来。而在置长江中下游战场于不顾，把数万湘军留在老家和石达开展开极可能是两败俱伤的持久战，无疑是他们不愿见的事实。这样做，即使最终取胜，湘军也会从根本上伤到元气，一不留神，后果更不堪设想。
曾国藩也主张让石达开去广西，他好腾出手来围剿安庆，拿下安徽，再顺流而下拿下南京。
曾纪泽守住了全州，石达开部攻不下，而为了让将士们死里求生，石达开部的宰辅曾仕和向石达开建议，写一封信给曾纪泽，许以重酬，请求让路，让他们通过。
石达开见他的将士们又饿又病，心情沉痛，决定一试。
第二天，石达开派人给曾纪泽写信，拴在箭上，射入他的营中。
曾纪泽不给回信，以加紧进攻来作回答。
曾仕和见重金收买不成，便再向石达开提出一概诈降的建议：“曾纪泽的部队洋枪洋炮多，战斗力比其他湘勇要强得多。我们硬拼肯定是不行的。如果成功，就能转危为安，重振军威，如果失败，也不过一死而已。
石达开有点失望了，突围的希望此时极为渺茫，即使诈降，曾纪泽难道就会轻易上当？但事已至此，与其待死，不如一试。
石达开是个重义的人，他觉得将士们面临这不幸的结局，他身为主帅有罪过，于是接受了这一建议，派人去曾纪泽那里说投降的事。
石达开投降的书信，也由曾仕和草拟，文采炫然：窃思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缘达生逢季世，添非谄士，不善媚君，因谗谮而出朝，以致东奔西逐；欲建白于当时，不惮旰食宵衣。祗以命薄时乖，故尔事拂人谋，矢忠贞以报国，功竟难成；待平定而归林，愿终莫遂。转觉驰驱天下，徒然劳及军民；且叹战斗场中，每致伤连鸡犬。带甲经年，人无宁岁，运筹终日，身少闲时，天耶？人耶？劳终无益：时乎？运乎？穷竟不通。大丈夫既不能开疆报国，奚爱一生；死若可以安境全军，何唯一死!特此寄书，唯希垂鉴。”
“这石达开是条汉子！文才武略啊。”二虎听说过石达开的一些事，看了这信，感叹道，他很想争取石达开投降，他得了石达开的投降信，送给曾纪泽说：“如果石达开投降了，我们既立了大功，也不用再杀那些老弱妇孺。”
曾纪泽笑了笑，对二虎说：“我知道石达开是条汉子，所以他不会真的投降。在浙江，统领平江水陆全军的李元度曾经劝降过石达开，没有成功。”
二虎问道：“是吗？”
曾纪泽说：“确有此事，李元度当时写的劝降信也是情真意切。”
李元度给石达开的信确实写得好：“盖闻神器不可冒假，大业不可力争，昧顺逆者受诛戮，识时务者为俊杰。自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冯云山与足下称乱以来，计八九载矣，荼毒生灵不下数百万矣。从古草窃倡乱，如汉末黄巾，唐末黄巢，元末徐寿辉、张士诚、陈友谅，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皆称主昏国乱，天命已去，人心已离，乃故乘机起事，然且不旋踵而殄灭之。其故何也々天道好生恶杀，凡为贼首，理必先亡。至若重熙累洽之世，朝不失政，民不离心，从未有平空发难，妄肆杀戮如尔等者。以尔等之气焰，视黄、陈、张、李百不逮一，又萧、杨、洪、韦之现报具在，足下尚俨然得意乎？自古布衣得天下，唯汉高祖、明太祖，后世之乱贼皆欲妄拟二君。不知彼值秦元运终之侯，为天生之真主，而又有陈、项、张、陈之辈为之先驱，且皆五六载即成帝业。尔等伪示每以夷夏界之，毋论舜生东夷，文王西夷，古有明训，且尔等所奉乃英夷天主教，不相矛盾乎？英夷之俗，生女为重，生男反嫁人，举国皆杂种，无一世真血脉，尔等甘从其教，肯相率为杂种乎，且天主教有兄弟而无父子君臣，以妻为妹，母为大妹，败灭伦常，真无人理，中国能行其道乎？孔孟之道，与天地无终极，今欲耶苏之教历孔孟而卷其席，此乃古今未有之奇变，既为天地所不容，即为人心所不服，以此愚天下而新其耳目，黄巾等贼作何结局乎？先圣为万世师，即各处祠庙亦皆有功德于民，载在祀典，尤圣帝明王所重。尔等皆一律毁灭，无识者反以神无显报，疑尔等有自来也。不知天正厚其恶而降之罚耳。从前百姓畏贼，(尔等)数十人可以横行乡间，今则处处团练，人人怨愤，一县可得数十万人，步步皆荆棘矣。尔等亦人也，非有三头六臂可以吓人，百姓窥见尔等伎俩，而屡遭荼毒，财物被掳，房屋被毁，妻女被淫，童稚被掠，其权充乡官者苦于诛求无厌，刑辱难堪，有不伤心切齿群起而攻之乎？是今日之民情与前大不同也。尔等在广西时，所取亡命，愍不畏死，其时承平日久，官军多未经战阵，是以当之辄糜，遂肆然谓天下无人。今则历练既久，精锐过前百倍矣。我湖南兵尤称义勇，援江援鄂，隶曾部堂麾下水陆数百万，身经数百战，饷足固战，饷不足亦战，此乃国家恩德所为，非可强而至也。昔项羽以拔山盖世之雄，被汉军围逼，尚有乌江之刎，此无他，失势故也。仆为足下再四思维，进退殊无善策，唯有献城投顺一着，立地见效，不但保宗族兼可建奇功，足下能猛然省悟否耶？”
这封劝降信入情入理，分析了太平天国为什么终究会失败，曾纪泽对这件事了解得很清楚，对这篇雄文的印象十分深刻，记得其中的主要部分。
二虎问：“石达开怎么回的信？”
曾纪泽对二虎说：“对李元度的劝降，石达开沉思久之，提笔写下数个难字，最终不置可否。骑虎之势，终难下身啊！不过，现在石达开命不该绝，我们也不用与他决一死战，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你派人去回信吧，只要他们交出重炮等辎重武器，我们可以给石达开一条活路。”
于是，曾纪泽下令在全州东北和西路严密戒备，却下令部下在南边假装不经意间撤退，让出南下之路。对于太平军而言，这实际上是跑去广西“终南捷径”。
石达开对曾纪泽的“好意”，心领神会，打了几仗，就扔下重炮等辎重武器，率部朝着南方日夜兼程跑去广西。
最后，宝庆会战以左宗堂代骆秉章给咸丰皇帝写一纸“官军虽兼程行走，终未能速到贼前，截其窜路。此则臣思虑所未到而深为惭恨者也”的“悔过书”拉下帷幕。
这时候，洪秀全正忙于给自己族弟洪仁玕封王，没有给予石达开部任何的配合，太平军的武将们，如陈玉成和李秀成，也都意志消沉，让部下起哄要求洪秀全封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