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了一年零五个月，大兴安岭地区检察院来提审了。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该案移交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话，则意味着按三大刑起诉，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的刑事案件，一般都是可能被判处死刑、死缓和无期徒刑的案件。而基层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则是十五年以下的刑事案件。看来，地区司法机关的态度已经很明显。假如说公开受理话，这起案件根本就提升不到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即便按有罪处罚，充其量有十年刑左右挡住了。但现实中，我要迎接三大刑的考验。
这年秋季在检修暖气时，我悄悄地藏起了一根一米半长的寸管，两根钢锯条，准备到万不得已时破釜沉舟，决不能坐以待毙。
刚刚进入冬季，号里进来一个经济犯，他叫朱佩金，是大兴安岭林产工业公司木材销售科副科长。因指控犯有贪污、诈骗、行贿三项罪名被铺的，其中仅贪污一项罪名成立的话将面临死刑。
八十年代中期，朱佩金是以公司的名誉在河北昌黎县建立的木材销售处。有公司每年为其提供木材，而每米利润的百分之三十返回公司。在经营中，朱佩金自筹了几十万元钱，开始了创业历程。经过了一年多的打拼，销售处盈利了百余万元。但由于与公司在这利润上，对原定的每米应返利润提出争议，认为定的太低。因此，在与公司做完预算后，便搁置下来。由此，有人举报朱佩金贪污税金、诈骗和行贿罪被告到了检察机关。也就是这一起案子。在我的参与和帮助下，历时七年，被法院宣告无罪释放。
据朱佩金所说，他确实没打算交纳税金，因返公司利润争持而未交纳税金，只是一个借口。否则，实际木材总数销售完毕后，应交税金额度就已确定下来。这是死数，与往公司返多少利润是两回事儿。按理说，木材卖出一年多了，税金还没有交，显然就是问题。其二，举报的诈骗是有一笔四十万元的木材款打到了松岭区板厂一分厂账户，后来和二分厂并户，转到了二分厂账户。举报说他把这笔钱骗走，给密起来了。其三，所谓的行贿，是朱佩金给他的会计，也是公司给配备的会计，家里按了一部电话，此后，又给拿了一万一千元钱。
从他讲述的情况看，罪是有的，但关键是官司怎么打？当时，我只说了一句话，这官司你打不好，就容易进“三大刑”。朱佩金说：“那怎么整？咱也不明白怎么说是有罪，怎么说是无罪啊？”我听后没有言语。
朱佩金进号后，检查机关一直没有提他。而我们相处的一个多月里，感情处得比较好。他一再地求我：“兄弟，你帮大哥分析一下案情，该怎么说？哪怕诈骗罪或行贿定上，也不能把贪污罪定上。”
我说：“在案件没有定性的情况下，你最好按无罪打，如果定上一项罪名，你就是犯人，扣押你的一百万及楼房、摩托车等家电，往回返就困难了。”
朱佩金说：“你就帮大哥一个忙吧，大哥一辈子都忘不了你！”
我说：“第一，说你贪污税金问题，首先应确定你建木材经销处的性质，是个人承包，还是公司的。”他说：“当时是公司经理刘树清定的，让我在河北昌黎建木材经销处，资金自筹，百分之多少往公司返利润，以后经营大了，公司再接手收回。”“公司出木材，你出资金，可以算个人承包，但谁能证实呢？”我问他。
他说：“经理刘树清在党委会上提出过，但5、6大火后，刘经理到日本看病，死在日本了，现在业务经理王连才因贪污罪被关押在监房，关键是他能不能帮忙证实这件事。还有这事儿，家里有一份和公司协议合同。”
我说：“第一，这段时间和王连才沟通一下，争取得到他的帮助就好办了。假如确定了个体承包的性质，你可以说没有交纳税金是没有和公司做决算，因为决算后交多少，什么时候交由公司解决，因为你是公司的承包人，一切你仅对公司说话；第二，关于诈骗问题，是最好打的，你只要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目的，而这四十万元木材款打到了松岭区一分厂的账户上，由于和二分厂并户转到二分厂账户上，实际上这笔钱至今还挂在那里，你没有使用或挪走，则构不上诈骗；第三，至于行贿问题，你可以说我个人承包挣着钱了，给会计按部电话，送两儿钱，亦是在情理之中，只是赠与关系。”
朱佩金说：“关键是她爱人是林管局木材调运处处长金刚。”
我说：“你可以把这块儿避开，。金刚有调木材和拨车皮的权利，你可以说，公司给我木材任务，我没必要去贿赂他啊！”
经我这一点拨，朱佩金立马来了精神，他说：“兄弟，按你这么分析，我真没罪啊？不行，这官司我得打下去。”
我说：“官司可以这么打，但最终怎么定还不好说。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争取业务经理王连才对你的帮助，他的一句话，也许让你无罪释放，一句话，可能让你走上一条不归之路。”
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朱佩金不停地给王连才写条，传来传去，王连才非常精明，即使回条写了很多，但朱佩金想要的话一句也没有。
朱佩金说：“王连才太狡猾了。”
我说：“这是多大的事儿啊！王连才心明镜的，一句话能救你一条命！”
朱佩金说：“那怎么办？”
“慢慢争取吧。”我无奈地说。“也许我和王连才串到一个监房的话，我会帮你做他的工作。但提审是，你的官司必须按分析的打。”
时间在与王连才相互传递纸条中流逝着。朱佩金的嘴上起了水泡。
89年春节过后，监房里有进来一位经济犯，他叫焦熙临，46岁，原是《经济报》记者，八十年代中期调到《中国城乡开发报》任上海分社社长。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报》副主编葛大同挂帅，办起了中国神州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葛大同任总经理，分公司分布全国十余大中城市。经济大潮的冲击，焦熙临向老领导葛大同表示，也想下海拼一下。目标是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建立神州兴安分公司，公司组建百余辆汽车队，以大兴安岭往外运输木材，返回时运输物资。葛大同同意了焦熙临建分公司，但资金自筹。
自筹资金对于老焦来讲，并不困难。当了多年记者，自然神通广大，他以帮助客户购买木材为由，货款源源不断地打进经济报社的账户，顷刻间筹集到了2000多万元资金。老焦一面给客户购买木材，一面联系新的买木材客户，紧锣密鼓地办起了公司。大兴安岭地区不但一路开绿灯，支持老焦来林区办公司，电视台免费做广告，为其招收120名汽车司机。老焦公司开业那天，地位书记及经济报社副主编葛大同亲自为剪彩，在大兴安岭曾轰动一时。公司成立后，老焦以买木材，用公司车挣运输费，联系新客户堵老客户资金的方式，进入了一种快速循环的状态。事发时，仅差280万元的窟窿没有堵上，但给他公司固定资产作价时，打到290多万元。其中仅收缴东风130型车120台，老焦和他的几个经理用的车都是几十万元的高档轿车。如果再给一年左右的时间，他不但把剩下的280万元堵上，初步预算这个120台车的车队是自己剩的，当年还能有几十万元入账。不过，目前已涉嫌诈骗罪逮捕他，他绝对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