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玉玲举行了婚礼。是在舅舅、丽杰的父亲，还有冯德山的一再主张下，原因是家里缺主内的帮手，需要照顾。玉玲忙，脱不开身，但长期住在家中又不妥当。玉玲的父母也非常理解我家中的现状，我本想等两年再说，由于母亲失明，弟弟妹妹都读书，我没有坚持自己原有的观点。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有些事情毕竟赶到那儿了，就不能以你的意志为转移。
婚礼是在父亲去世后百天之内举行的，有他们的说法。说什么百天之内，红、白喜事可以一起办。如果超过百天，就必须得三年以后才能完婚。我没想和老人们争论，因为家里确实需要人，换句话说，丽杰去世还不到三年，虽然没有举行婚礼，但是结婚证已经办了，我们已是合法夫妻。再说她死后也葬到了宋家的坟地。我在心里只能默默求丽杰谅解吧。结婚的前两天，我到丽杰的坟前，坐了一下午，把情况也向丽杰说了，相信，如果她在天有灵，能够理解家中的状况。
婚前的晚上，看守所武警中队集体来给道喜，中队只留下两个值班武警，因为第二天的饭菜已准备完毕，我让厨师给上了两桌酒席招待武警。这都是我在看守所羁押时相处的。出来后，只要路过武警中队，有时间我就去坐坐，所以，关系比较融洽。最好的朋友叫刘照玉，是德都市双泉乡青石村的，今年转业，在酒桌上他对我说，想让我帮助弄一把猎刀，我说：“没问题，我外甥有一把让我要来了，今天晚上人太多，不方便找，等婚后，我找出来给你送去。”也就是这把刀引发了人命案。
1987年5月2日，玉玲把早餐做好，我还没有起床。她进屋喊我起床吃饭。我因为右手四根肌腱砍断后，伤残未愈，穿衣服很吃力。玉玲一边帮我穿衣服，一边说：“今天振库、振平他们学校包场看电影，《南北少林》，振库班主任姚春平多给了两张票，振库说让咱俩去看电影。”
我说不去。结完婚后，前后院弄的很乱，我得收拾收拾，再说园子也该松土，过几天该种青菜了。玉玲说：“这些活明天我干，你左手有伤，我也不能让你去收拾。走吧，顺便给妹妹买件衣服，你也散散心。”
我想也行。从结婚这几天，我的情绪也慢待了玉玲，心里产生了歉意。也该散散心了。
骑自行车到电影院需三十分钟，此时我看表已不足一小时，急忙洗漱、吃饭，直奔电影院，临行我顺手把准备送给刘照玉的猎刀带在了身上，打算顺路送给他。
一路紧赶，到了电影院，电影已经开演十分钟，座位爆满，如果不站着看，凭票可以看下场，由于时间关系，改看商业俱乐部半小时以后的这场电影。
入场前，我碰见了几位朋友，在一起闲聊起来，我让弟弟及玉玲先入场找座位坐下。约四、五分钟左右，三弟振平的同学施龙跑来告诉我，说有两个人要打振平，我问因为什么？施龙说：“那两个小子调戏我嫂子。” 我听后，急忙跑进场内。
当时，两个小子正欲殴打振平，我上前极力劝解，事态方平息。电影散场后，振平的同学施龙先出影院一步，而后返回我身边说：“正门已被数十人堵住，准备殴打振平。为了回避厮打，我与妻子玉玲和振平从侧门出场，并嘱咐振平取自行车后，速离开电影院。
然而在取自行车之际，振平遭到近二十人的围追堵截，领头的就是和振平吵架的那位。手里拿着铁皮包着的木棍，其他人都各持利器，雨点儿般地打向振平。玉玲死死地护着振平。我再次劝阻进攻最凶的那位挑事儿者。我劝住后，转身去劝阻他人时，在跑窜中，身上带的猎刀掉在了地上，我回身取刀时，见那位手持铁皮包着木棒的小子，正举棒打向玉玲的头部。当时，玉玲正抱着振平，背对着行凶者，情急之下，我用左手拾起猎刀，迎上几步，一刀刺向行凶者的大腿部位，由于我的身体高大，且双方在运动中，一刀刺到了腹部，害怕伤及太深，急忙抽出刀来。这时迎面过来一个小子，奔振平扑去，我照其臀部刺了一刀，这人受伤后跑掉。此时，人群中一片混乱，其他行凶者被二弟振库领来的人一路赶跑，我与弟弟、妻子匆忙离开现场。
在回来途中，听见三三两两的人边走边说：‘刚才电影院打仗了，把华局长的儿子给打死了。“我一听脑袋“嗡”一下，华家的势力我清楚。心想，这是一场天大的麻烦啊，事已至此，我也不能眼看着我的妻子和弟弟遭到毒手。
我准备回家中安顿一下，然后投案自首。
玉玲翻箱倒柜把家里所有的几千元积蓄拿了出来，哭着让我跑，她说都怪她。我说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让她赶紧做饭，如果受伤者死亡，所有在场的人都得接受讯问和审查，出事儿就不能怕事儿，让大伙儿吃饱，一旦公安部门插手，人什么时候放就不一定了。
我找到玉玲的表哥冯德秀，委托其到医院看望受伤者伤势如何，约四十分钟左右，冯德秀回来说：“人已经死了，是大兴安岭地区公安局副局长的侄子，叫华宇，其父原是地区公安局治安科科长，现在在安全局任职；母亲原是地区医药公司会计，两个姐姐，两个哥哥，分别是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地区公安局审查站会计；地区公安局刑警和派出所民警。目前，公安机关已插手此案。
冯德秀问现在怎么办，我让他到家里告诉玉玲，让弟弟们抓紧吃饭，我自己需要冷静下来思考一下。
来到了甘河边。这是我以往遇到烦心事一个人常来的地方。望着清澈的河水，一支烟接着一支烟不停地吸着。人命关天，权势的压力，摆在面前的只有三条路；跳河自杀、逃跑、投案自首。如果自杀一了百了，但是值不值得，难道你被害人逼到我这种地步，我连自卫的权力都没有么？难道作为一个男人连自己的妻子和弟弟都保护不了？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但我维护了亲人的合法权益，你再有权再有势能把我怎样？假如我自杀了，我的麻烦恐怕牵连到他人，逃跑的话，公安机关也会按“杀人犯“通缉我，一旦抓住，加上被害人家的势力干扰，打起官司就太被动了；那么唯一的一条路是投案自首，本案具有防卫性质，如果投案自首，即便再有权势干扰司法公正，总不至于判我死刑吧，男子汉敢作敢当，我坚信正义的力量大于一切。
我回到家里时，玉玲和弟弟们都被公安机关传讯去了。其中有三弟振平和同学施龙和所继生。
我走出家门，迎面碰上所继生的母亲，他母亲问我发生什么事了。我告诉她，没有任何人的事儿。也许明后天所继生就能回来，是我把人刺伤致死了。我现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让所继生的母亲随我一同去公安局往回要儿子。（我的另一个想法是：如果在我前去的途中，公安机关和我相遇，所继生的母亲可以做我证明自首的证人）。
不出所料，刚刚走出五一村（我选择走公路是推断可能会相遇），公安局的两辆挎斗摩托迎面而来，前一辆车上坐着五一村的孙立伟，孙立伟见到我，告诉了公安人员，摩托车停了下来，我迎上去，公安人员问我叫什么名字，“宋振岭。”我没有回避。“你干什么去？”公安人员问。“我去投案！”我答道。
公安人员听后说：“上车吧！”而后调转车头，直奔公安局。
等到了公安局，准备做笔录时，进来一个刑警说了一嘴：“那面审出来了，与他没关系，是宋振平承认用尖刀刺的被害人华宇。”我听后一愣，三弟振平把责任揽过去了。当时，只是在家里时，顺口说了一句，不行由振平承担，一是事件起因是被害人调戏妇女；二是振平未满十八周岁，有法定从轻情节。这样，即使你暗里干扰司法公正，也判不到哪去。因此逼着你被害人家属退步，我宁可给你一定的经济赔偿，如果妥协，振平即使判也判不几年。不过当初只是提了一嘴，并没想那么做，否则，最起码需要交待的是：一、是在什么状态下刺的被害人，时间和空间要交代细致，被刺部位，以及振平刺完华宇后的一些细节，也要与实际相吻合了。那样，这起案子基本能够定住。但我并没交代上述这几点，振平就把罪揽过去了。我明白弟弟的心意，他考虑哥哥刚结婚，且又缓刑在外，我如果承担罪责，不但对他嫂子是个打击，而且处理时，因为有前期刑罚在身，肯定在量刑时不利。他承担的话，最迟三十岁之前也回来了。
面对着案件出现的这个插曲，我陷入了深深地沉思之中。
办案人员开始缓做笔录，唠起了闲嗑儿。我向办案人员要了几支烟，不停地抽着。
从案件的整个过程，我像过电影一样，从头到尾地过了一遍。越想越不对。不行，三弟振平揽不过去。每个环节就像链条一样，处理不好，就断了。那样，反而更被动了。我这面还有投案自首情节，如果只投案不自首，容易把法定从轻情节给打丢了，人命关天，步步都要慎重。
其实，人的一生，有许多事情不是随着人的意志而转移。如果当初，我回去后，把案件和弟弟认真研究交待一下，三弟能把案子揽过去的话，1993年振平也不会因特大流氓犯罪团伙主犯，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还是给我做笔录吧，我弟弟是在胡说八道，那一刀是我刺的，扎到了肚子上。”我对办案人说。
办案人稍有放松的表情，立即绷紧起来。“怎么，人是你捅的？”
“嗯。”我答道。
其中一个办案人站了起来，说：“你先等一会儿。”说完转身出去了。
大约能有十几分钟左右，可能向局领导汇报了案件讯问中的突变情况，办案人拿着讯问笔录纸返了回来。
笔录做了有一个小时。我谈的很细致，也很客观。因为第一手笔录在今后的诉讼过程中，将起到比较关键的作用。如果没有其它节外生枝的事情，一般的案件，都以第一手材料为主，而预审科和检察院在提审时，基本上做笔录就不这么详细了。只是针对案件过程中需要补充的地方侧重记录一下，或有些问题不明确，譬如，牵扯案件定性方面、主观态度或某重要环节等问题进行补充。
天已经渐渐地放亮。办案人拿着笔录走了。在审理案子中，每进展一步，都要向领导汇报，以便研究下一步审讯方案。
隔着窗户，看到路上星散地出现了行人。那是块自由的天地，已经不属于我了，起码需要一段时间。我清醒地意识到，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刚刚拉开帷幕，前方的路充满了艰难和泥泞，我没有选择。
我想到了《留侯论》中的两句话：“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那么人逢大事而不乱，是不是过人之节呢？在心理上，我开始自勉。
我喜欢梅花，因为梅花有坚强的性格。梅花独傲严寒以飞雪为伴，最终迎来的是繁华的春芳。我不相信，前方的路，只有我一个人在艰难地跋涉。我要用坚强的意志冲出人生这片泥泞的沼泽。
清晨的时候，我和玉玲见上一面，我把手表和她给我的那支钢笔交给她，只说了一句：“照顾好你自己。”玉玲眼泪流了下来，我很冷静，告诉她，把眼泪擦掉。
开始案件是按流氓殴斗定性的，加之人命关天，玉玲也被刑拘审查，放到了审查站。看守所这面二弟振库、三弟振平、玉玲叔叔家的弟弟谢兴旺，还有施龙、所继生。
开始案件是按流氓殴斗定性的，加之人命关天，玉玲也被刑拘审查，放到了审查站。看守所这面二弟振库、三弟振平、玉玲叔叔家的弟弟谢兴旺，还有施龙、所继生。
看守所把我关在了九号房间。当再次把我送到这间熟悉的监房时，心情低落到了极点。看守员走后，我坐在了铺边上。睡头铺的是号里的鬼子，我没有理他。 他问我：“你啥事儿进来的？”我心里很烦，说：‘强奸！““强奸？”他问：“你强奸到什么程度？”
我有些沉重地说：“死了。”他说：“这么严重？”我点点头说：“那可不！现在这女的也不行，一点儿不抗弄。”我之所以说有挑衅的意思。因为号里凡是强奸罪进来了，号里人都祸害他，这种犯罪遭人反感。有的强奸犯进来还不好意思说是强奸进来的，所以有不少人当问到什么罪进来的，有的说“中轴闹事”，有的说“伤害不封口。”还有的说：“男女关系”。号里人就要骂他或打他：“你他妈男女关系还能进来？”他就说：“人家告强奸！”号里人就说：“你他妈真不老实，强奸就说强奸呗，挑好听的说，这小子不老实，打他！”这种现象在号里很普遍。
头铺的那个小子感觉我在调侃他，有些急了，说：“站起来！”
我急忙站起来说：“怎么的？想打仗？”我摸起脸盆，“你们是一个一个上，还是一起上？（屋里当时押着有七八个人）”
这几句话，基本能镇住号里人。一是凭我一米八六的体格；二是号里人分三六九等，因此，头铺能维住的充其量也就三两个人，其余的有中立的、有受压制的，他不敢和头铺抗衡，但这类人希望进来一个人能压倒他或打他的，心里也出口恶气。所以，假如三两个人伸手，我弄好了能打个平手。若吃亏，这几个人不可能一起离开这个号，我可以分而歼之。一般情况，号里人能想到这一点，真遇到吃硬的，也缩骨，给自己留后路。从气势上玩儿心理战，是一种策略。不过，读过我书的人，仅供参考。如果有一天哪位哥们一不小心被关到这种环境下，知己知彼，因势而宜。假如冒然采用这种方法，以防被打得鼻青脸肿，否则你会在心里骂我的。
号里一片寂静，我的动作和言语说明已经奏效。
这时，进来几个武警，来到我号前问：“怎么搞的。咋把人给捅死了？”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经过。武警从兜里掏出来半盒烟扔给我走了。随后，武警刘照玉又进来了，询问出事的经过，临走时给我留下一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