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讲到的中央警卫师，又叫红军工人师。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当时普遍认为工人是劳动阶级中最有觉悟、最有纪律、最富牺牲精神的可靠力量，这个师的装备也好。因为大量的骨干纷纷被外调到作战部队、领导机关和负责干部身边，加之反“围剿”的战斗减员空前，中央警卫师成立也就半年，员额所剩已不足三成。1934年2月28日，军委将其改编为红二十三师。
长征前的9月21日，军委颁布命令成立红八军团，由红二十三师（红二十四师已配属红九军团作战）和红二十一师组成，共7000余人（也有说3000多人）。由于我父亲一手组建了原警卫（工人）师，中央匆忙调他火速回来组建红八军团。
松毛岭战役打到一半，中革军委急电刘少奇（福建省委书记、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罗炳辉（红九军团军团长）、蔡树藩（红九军团政委）回瑞金。派刘赶到红八军团；告罗、蔡中央已定红军“战略转移”，命令死守松毛岭，“争取时间”，“掩护主力”。刘、罗、蔡即速返火线。松毛岭大战正酣，战阵指挥员集体回朝听令，而且是如此命令，令人匪夷所思！
刘少奇立即动员江西、福建几千子弟补入红八军团，有资料记载出征时该部共11000人（也有资料记载是7000多人），可只有3000支枪。长征开始后的10月22日，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央代表，领导红八军团。
这里稍加说明，现在没有中央代表这一职务。中央代表代表中央，要比军团长和政委高一些，一般都是政治局成员。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少，许多重大会议明定，候补委员有表决全权。
长征初期，红五、红八、红九三个军团殿后，负责阻击尾追的国民党军。这种仗最难打，无后援、多牺牲、难撤退。此时，更打得残酷而又混乱：前面军团顺利突破几道封锁线，中间人多路窄走不动，尤其是大量辎重拖累、举步维艰，阻击战打成大灾难！红八军团本就是新兵多、枪械少、战力弱，打阻击的牺牲难以计数，让谁去打，基本就是告别了，即使活着也很难追上队伍。回首征战地，不见有人还，就这样走了上千里啊！八军团折损惨重，加上掉队、跑散的，减员过半。
11月17日，中革军委下令：红八、红九军团各合并成一个师，由刘少奇负责组织红八军团的改编。那时候，晚上走路、白天打仗，收拢掉队的、追寻逃跑的、照看物资的、安置伤员的，成了一锅粥。这期间，又蹦出个罕见的荒诞命令：红八军团全部改为辎重部队（就是挑夫），必须追上前方部队。走走打打，突然敌人追上来、插进来，成连成排的士兵和民工挑夫或遁入山林、或就地被俘，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乱中无编可整。此时，接朱德总司令急电：丢掉辎重，轻装赶往湘江。部队边打边退，境况可想而知。
渡江片段，陈云叔叔有生动的回忆。上面讲过，他和我父亲，在白区和红区共事，按现代词儿叫“搭过班子”老熟人。刘少奇（37岁）赶到湘江渡口，巧遇时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陈云（30岁）。刘说：我们部队差不多打光了，就剩千把人。你这儿有吃的吗？我两天没吃饭了。陈马上把自己的口粮给了刘，叮嘱一边过江一边吃，眼看就顶不住，一旦炸桥沉船，就渡不过去了。此时，渡口两岸到处是死伤官兵，湘江上顺流漂着活人死尸，惨绝人寰！两位老战友，在连天炮火、厮杀呼喊中，心情会多么凝重悲愤！战罢，当地百姓“三月不饮湘江水，三年不食湘江鱼”。陈云叔叔晚年还多次感慨，对这一段记忆特别深刻，那是最危难、最凶险的时刻呀！
终老追念，领袖常共英魂语；临水涕零，晚辈投书赠湘江。
过江后的12月1日，协助军团长指挥工作的张云逸与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统计，整个红八军团仅存600余人，加挑夫也不足千。奇迹般的，居然还带过来百余担珍贵文件和银圆！
中央红军出发时8.6万人（内含民夫5000多人），湘江一战后，清点人数仅余36919人。红八军团几近全军覆没，刘少奇幸亏接朱总司令命令赶到湘江边，幸亏碰上陈云给了口饭促他过江，不然命就没了。多少个幸亏，可谓九死一生啊！
红军途经何葆贞的故乡湖南道县，父亲才确知，何妈妈已英勇就义于雨花台的萧瑟秋风中。历尽危难、百般磨砺，处此境地、得此噩耗，刘少奇受到的冲击，会有何等的剧烈！恐怕任何人，都绝难承受。
12月13日，中革军委决定，撤销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父亲接替陈云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红八军团是长征中唯一几乎全部打光，不得不撤销番号的军团，其经历人间地狱般的战火、今人实难以想象，曾感受人性极端化的扭曲、前人已不可言喻，每想象人心再造式的升华、后人却无法妄度。我试着观察品味那些抢渡湘江、挺过长征的人，他们身上，眉宇之间，都有一种大从容气质、大无畏精神！
不久，召开遵义会议。父亲在军事路线上完全拥护毛**，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和王明，第一次在中央会议上提出“八七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错误”。因这显然会追究到共产国际，而当时最紧迫的是拨正军事路线、解决军事领导问题，会上无人呼应刘。有一段出自博古的重要回忆：
“第三天的会议仍由博古主持……一直没有吭气的刘少奇发言了，他要求中央全面检查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五中全会后，对白区的工作重视程度，以及在白区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刘说：我认为在白区拒绝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拒绝与小资产阶级联盟是‘左’倾关门主义，多次指示白区的中共地下党要积极组织城市罢工、罢课、搞暴动，以支持苏区的反‘围剿’，缓解苏区的战争压力，是‘左’倾冒险主义。这都是‘左’倾本位主义在政治路线上的错误表现。对刘少奇的发言，毛**、张闻天、王稼祥都不表态。因为他们知道在政治路线上，临时中央的政策都出自共产国际，博古只是跟着共产国际路线后面，亦步亦趋罢了。如果说现在提政治路线上犯了错误，那斗争的矛头所指就不是临时中央，而是共产国际了。这可是个组织原则问题，而且导致共产国际的反感，不承认或者不批准这次会议最后得出的结果。所以他们全都避而不谈政治路线。”
这段叙述，绝非为刘少奇佐证表彰，明显替博古推脱卸责，甚至对毛、刘等人还似有微词，显然来自博古忆述，谁愿意凭空编出？这也恰与毛**的后话意思合拍。
实践证明遵义会议的抉择非常明智。毛**后来讲道，“为什么不能提出路线问题？就是要分化他们（王明）这个宗派，这是我们打祝家庄实行内部分化的一幕”。“遵义会议只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
毛**这段“不能提出”的话，恰恰反证当时有人提出。谁提出过？1943年“九月会议”期间（毛主席讲上段话几天前），刘少奇多次讲政治路线问题，追述遵义会议的巨大意义，“缺点是未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并讲到他提出过路线问题。“*****”时，见大字报上传抄毛主席讲话，说刘少奇曾在遵义会议上支持他，并指责王明、博古在白区的路线，还说洛甫（张闻天）、王稼祥都立了大功，不能一概否定。我看后如获至宝，奔回家速告父母。父亲对我们母子多人明确承认，在遵义会议上他提出过，说毛主席早就与他一样认定了“错误的政治路线”，并肯定毛主席是对的，那时不可能解决。
综上叙述，我理解父亲的意思是：遵义会议“未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自然不可能解决“路线问题”。对路线错误，他与毛主席的认识完全一致，横竖迟早要提出。当时，从损失殆尽的白区工作检讨，应有共识，不太敏感。从实际效果上看，虽欲速不达，但以声讨白区的路线迫击红区的严重错误，却强力促进了军事问题的解决。毛主席说“不能提出”，并非认为提出的内容不对，而是从策略角度考虑，要“实行内部分化”，不排除这中间有灵犀默契。历史已展现出，毛主席说得对，应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军事领导问题，事实上，“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
军事领导，主要是由战争铁律、由实战结果来决定：谁能打赢、走向胜利，谁能把军队带出绝境，谁来领导。然而，政治路线，只好留待一步步解决，多经波折才逐步导正。
关于父亲是否在遵义会议上提出路线斗争问题，二十多年前就有专家先声争鸣，并托我问过杨尚昆主席。说实在话，我当时没太在意。因为已考证公认，在遵义会议前，刘少奇就多次抗争中央的“路线错误”，直至“白区”党组织损失殆尽。长征之后，最早在中央提出“错误的政治路线”，正是刘少奇给张闻天写的多封信，仍是从声讨白区过去的错误开始。而首先在中央会议上正式对阵亮明，还是刘少奇作白区工作会议主旨报告开题，毛主席关键的长篇表态定准基调，“开明君主”（毛**语）张闻天作总结，肯定父亲正确。无论如何，刘少奇都算“始作俑者”，谁先提出，并不排斥他人的先知先觉。相反，刘少奇肯定毛**在遵义会议前早就与他一样认定了“错误的政治路线”，后经多年实践检验，“使大家觉悟成熟”（毛**语），“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刘少奇语），逐渐统一了认识。直到遵义会议十年后，才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确立了政治路线（包括“红区”和“白区”），并由此开辟出中国革命史上焕然一新的光辉篇章！
遵义会议之后，父亲先返回红五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又按要求到红三军团传达。1935年2月，中央命令刘少奇就地任政治部主任。
红三军团的军团长是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父亲任政治部主任，也没说是中央代表，应该是服从军团长和政委的。杨尚昆主席晚年时见我说：“我跟你父亲非常熟，在莫斯科，他留学比我们早好多届。1930年他在莫斯科开国际职工大会并留会工作，我跟随他，实际上相当于秘书翻译。我从苏联回来就在中央职工部，他是部长，我当职工部的宣传部长。以后我在许多地方就给他当副职或受他领导”。我说：“红三军团的时候您是政委，他是政治部主任，您也领导过他。”老人家说：“那时候我留在红军总政治部任副主任，他到三军团后我就没去过。少奇是政治局成员，他实际上是彭总和我的领导。虽然没有明文通知是中央代表，但长征期间还有什么文件不文件的呀，就是一句话嘛。不久，中央成立筹粮委员会，他当主任，我是副主任。”近来，我看《杨尚昆回忆录》，其中确有些蹊跷，似是说与“会理会议事件”有关，此处有真意？耐人寻味。简要说，会理会议前，林彪不满毛**的军事指挥“不走弓弦走弓背”，要推举彭德怀替换毛**。林通过电话提议，彭当即拒绝。在1935年5月的会理会议上，这件事被捅了出来，毛**当场狠批了林彪。彭德怀始终坦荡无言。刘少奇因故没有参会。不想，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旧事重提，还是对彭德怀很生气。有兴趣者可查阅相关著述。其实，革命战争年代，无论谁领导谁，都很正常。
1935年6月26日，在两河口会议上，刘少奇坚决支持周恩来提出的红一、红四方面军北上川陕甘，并主张向部队说明南下之弊、北上之利。刘少奇出席8月4日的沙窝会议、9月2日的巴西会议和9月12日的俄界会议，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支持毛**整顿红一方面军的报告，旗帜鲜明地拥护中央反对张国焘分裂，主张一、四方面军加强团结等。这期间，刘少奇还被任命为红军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学校随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到左路军，父亲留在党中央的右路军。
谁都知道，长征时除了跟围追堵截的敌军打仗，最要紧的是如何解决肚子问题。越往后问题越大，吃什么？从数字上看，自长征出发到过湘江近两个月里，红一方面军折损约百分之六十，主要是死伤跑散的；后一半征程十个月，又损失百分之八十，战斗减员为小头，大部分饿累冻病亡失。父亲到红三军团几个月，翻越雪山，要过草地，7月中旬成立了中央筹粮委员会。
自古兵法，专务于兵之首：“委积不多则士不行”。用兵制胜，以粮为先。草地在藏区，地广人稀，去哪儿找粮啊？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红军所过之处，留下最普遍的传颂口碑是买卖公平，秋毫无犯！——从百姓鸡窝抓只鸡，放块银圆；背走粮，墙上大字写明借与还；开仓放粮，先给赤贫百姓；酒香巷子深的茅台镇，是留下过金砖的。蒋介石听此传报，都感慨系之，严饬各部效法。而这亘古未见的“败走奇兵”是怎么做到的？金条银圆是哪里来的？有多少人深思追问过？
简单两句话：来自苏区的地方党委和苏维埃；留自红军战士特别是红八军团的战士挑夫。长征时多数官兵都领到几块银圆，有的战士直到陕北还揣着这留有体温的光亮救命钱。红军青史留名、有口皆碑的佳话背后，正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支撑。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没有后勤，何以得生？
兵不可一日无食，事关全军生死。中央任命刘少奇当了这么个筹粮官，再次受命于危难。多少年、多少事，哪里最复杂、最凶险、最难办，刘少奇就出现在哪里，担当起重任。那年月与今时代不同，给你个官儿就好当了？受命于败军之际，搏命于危亡之间，任职担责，要挨骂、要冲锋、要丢性命的，要恳求、要铭谢、要报终生的！歃血结拜者，远不止刘伯承伯伯一例；亲访喇嘛寺，现珍藏贺龙伯伯手书大字。多少年后，毛伯伯和父亲，不知感慨过多少次：最困难时给予帮助，我们欠藏族人民的啊！
波澜壮阔的革命年代，刘少奇这样的人多了！挺身而出，大智大勇，舍生取义，敢于担当，历史造就出那一代人，艰难困苦全不论，危难险阻挡不住，出生入死浑不懔！他们是在实际斗争中成长、九死一生时打拼、大浪淘沙后仅存的一批精英。
后统计，红军一、二、四方面军过草地牺牲了两万多人。草地上，父亲前后招呼部队行进，即时果断下了道小命令：所有女兵分散至各男兵部队，由男兵照顾。直至长征结束，红一方面军的女兵一个也没死，全部活了下来！筹粮委主任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措施，为我们的老红军赢得人人称道、令人自豪的大荣光！
到陕北后，刚刚开完瓦窑堡会议，父亲就代表党中央奔赴北方局。在长征那种特殊的环境中，部队很分散、队伍拉得长，在一个军团，不在一个纵队，互相也不认识。谁走长征谁没走，彼此不太清楚。长征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难怪有的中央纵队的同志不知道刘少奇参加过长征。
松岭枪炮声悲壮，草地星河影动摇。从长征开始前打标志性松毛岭战役的红九军团，长征初期担任后卫、牺牲损毁最惨重的红八军团，遵义会议和前后的红五军团、红三军团，中央筹粮委员会，一直到长征结束的瓦窑堡会议，父亲一步没落。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的七千余人里面，还有些是半路加入的，像刘少奇这样全程征战的更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