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3月，随着临时政府大赦令的下达，寓居国外和被流放边疆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陆续回到了彼得堡。
2月革命发生时，布尔什维克无论在组织上还是思想上都还未为这场革命做好准备。尽管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运动，但总体上没有对2月革命产生重要的影响。当事布尔什维克在全国的组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全部党员不过2.3万人，在彼得堡不过2000人左右，比起其他政治力量要弱得多。因一大批领袖都不在首都，当时主持中央局的是施略普尼科夫、莫洛托夫等人，对全党的统御力和号召力都不行。另外，布尔什维克中央对2月革命的性质和随后带来的局势判断也存在重大分歧。甚至在彼得堡，布尔什维克都出现了两个领导中心，一个是俄罗斯中央局，另一个是彼得堡委员会。在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上，中央局的立场较左，他们发表声明说，目前的临时政府就其实质而言是反革命的，因为它站在了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立场上。因此，同它不能有任何的妥协。中央局宣布，它的目标是建立民主性质的临时革命政府。
在彼得堡工人中有着较大影响力的彼得堡委员会的立场就要现实的多。他的声明说，在临时政府的行动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民主派人士利益的前提下，彼得堡委员会不反对临时政府的权力。这个态度，基本和布尔什维克分道扬镳的孟什维克基本一致。
中央局试图纠正彼得堡委员会的立场。但后者不买账。彼得堡委员会在中央局召集的会议上说，委员会的主张完全符合现在的情况，符合党的利益。中央局的指示应当交给彼得堡委员会研究，因为它依靠群众。位置在彼得堡委员会之上的中央局却没有彼得堡委员会的影响力，不得不被迫修正自己的观点。
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彼得堡委员会认为应当继续打下去，和平是不割地赔款的和平，而不是屈服。
这种局面一直到三月中旬才得以改变。3月12日，在西伯利亚流放的加米涅夫和约瑟夫回到了彼得堡，他们首先控制了《真理报》这个舆论工具。使中央局的权威得到了加强。但他们还不认为现在就可以将资产阶级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加米涅夫在中央局会议上的发言颇具代表性。“我们是否已经成熟到足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了？没有。但这个时刻会到来的。推迟它的到来对我们并非不利，因为我们现在的力量还不够。”
在3月27日到29日的全俄党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通过了一项决议，对临时政府采取有条件的支持。这个会议上还决定由加米涅夫、约瑟夫、诺根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跟孟什维克就联合问题进行会谈。
如果局势就这样发展下去。俄国真的要变为一个共和国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正在向合法的反对党进展。直到4月初乌里扬诺夫从瑞士破费周折地返回祖国。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才发生了重大转变。
党内高层大人物们考虑和研究的问题距离丘博夫还很遥远，他还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个小人物，区委员会成员。是彼得堡委员会的干部。因为在二月革命中的表现，丘博夫受到了雅科夫等彼得堡委员会高层的重视。在二月革命爆发支持被捕入狱的雅科夫已经被临时政府所释放，但经历了二十余日牢狱之灾的雅科夫还是很感激丘博夫的提醒，如果他当时听了丘博夫的劝告，也就不会被保安局的密探抓走了，错过了二月革命最激烈的日子是雅科夫的遗憾。在这件事里，雅科夫认为丘博夫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预见力，是一个值得信任和培养的工人干部。
顺便说一句，雅科夫在政治立场上跟彼得堡委员会绝大多数人一样，赞同支持临时政府执掌政权。
丘博夫一直跟他真正的“主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他日益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器重，国安总局国际局俄国处加强了对他的控制和培养，他甚至专门被安排在西班牙餐厅他日常的联络点接受了李三才准将的询问和下一步工作的指示。其实他可以直接到涅瓦大街远征军联络处汇报工作的，但李三才还是遵循了国安总局规定的秘密工作的基本准则，没有让这位已经在国安总局供职8年被证明忠诚度极高的外国特工出现在中事机关。李三才在二月革命取得成功后根据总局的意见调整了彼得堡站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将彼得堡站一分为二了，分家后的两个站有着严格的分工，彼此绝不往来。其中崛义郎领导的甲站专门负责布尔什维克派，乙站的工作内容则广得多，军队、政府及其他党派都是乙站的工作范围。
李三才单独向丘博夫布置了工作。李三才首先给了丘博夫中国妻子带给他的信，然后祝贺丘博夫因功晋升为上尉军衔。然后开始向丘博夫布置工作。李三才要求丘博夫尽快脱离彼得堡委员会而投向中央局，在适当场合要公开发表反对和临时政府妥协的观点，鼓吹将战争的性质转为国内战争，而不是积极参加欧战。完全不必计较雅科夫等人的态度，他们将会被历史所淘汰。
“你可能会受到打击，甚至被开除出党。但不要紧，这是必要的。”李三才叮嘱道。而在中央局中，李三才特别要求丘博夫注意那个从西伯利亚回来的格鲁吉亚人，即约瑟夫先生。李三才给了丘博夫一些绝密的资料，让他在西班牙餐厅的包厢内背熟后当面销毁了。
“将军，我很难与那些大人物取得直接联系……”对于局长亲自布置的任务。丘博夫感到为难。
“是的，组织上完全明白这一点。”李三才凝视着丘博夫，“会给你创造机会的，但更重要的是你要自己创造机会。你要记住，这位约瑟夫先生不喜欢有头脑有文化的人，你的履历证明你是一个粗俗的人，没念过几天书，寡言少语，贪杯好色……这些缺点在他看来不是什么大毛病。你要展现你的优点，它就是忠诚。无条件的忠诚。要把这个优点努力展现给你准备为其服务的人。”
“我明白了。请组织相信我的忠诚。”丘博夫几乎忘记了自己原来的名字了。但他清楚国安总局的手段。清楚自己在返回俄国后的一切，酗酒，嫖娼，赌博都在组织的监视中。但现在看来。组织并不在意他所犯的纪律。
忠诚？当然。特工组织成员首要的就是忠诚。丘博夫在受训时亲手处决过叛徒。那是给他们上的重要一课。教官强调，组织可以原谅你们所犯的一切错误，除了背叛之外。组织可以饶恕最凶恶的敌人。但绝不会饶恕叛徒。对于背叛组织的人，哪怕他逃到天边，组织也会将其抓回来绳之以法。
“彼得，组织上会妥善照顾你的家人的，适当时候，将会撤出你，回到你真正的祖国安居乐业。”李三才当然不会忘记安慰这位外国特工。但在骨子里，李三才不信任他们。一个连自己祖国都可以背叛的人是不会绝对忠诚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国安总局已经不是龙司令手里的情报处了，它的业务走向了世界。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亚洲人在彼得堡是很难开展秘密工作的，即使那些从新疆招募的少数民族成员也不行，而丘博夫就完全不同了，他可以顺利地打入布尔什维克而不受怀疑，因为他就是地道的俄罗斯人，即使他是在远东出生和长大的。
“请将军放心，我会牢记誓言。”
“很好。组织信任你。”李三才摸出一张纸条，“这是你的备用联络站，如果崛义郎这边出了问题，你可以启用这个联络站，它只为你而设，别人不知道它的存在。”李三才看着丘博夫摸出火柴将纸条烧为灰烬，“彼得，俄国局势将进入一个动荡期。你要相信，在彼得堡，你决不是孤军奋战，会有无数的同志在你身边。”
丘博夫不明白上级为何不看好彼得堡委员会而重视中央局的那帮人，更不理解上级为何重视布尔什维克。他是奉命加入该派别的，在他看来，别说是和杜马临时委员会比，就是和孟什维克比，布尔什维克也不占一点优势。但命令就是命令，他所接受的训练已经改变了他的性格，在他眼里，国安总局是无所不能的，他所要做的就是按照上级的指示去办。他已加入了中国国籍，他的中国太太和三个孩子都幸福地生活在中国，他渴望在任务结束后永远留在中国，十几年的经历已经让他爱上了那个国度。
二月革命爆发时，乌里扬诺夫作为政治流亡者旅居在苏黎世。他跟所有人一样，根本没想到彼得堡会发生革命。但革命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并且在所有人的瞠目结舌中取得了成功，统治俄国三百年的罗曼诺夫王朝轰然倒塌，杜马掌握了国家政权，临时政府在吵吵嚷嚷中成立了。乌里扬诺夫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发展，他在俄历3月3日给挪威的一位朋友写信说，“工人们血战一个星期，米留可夫+克伦斯基却掌握了政权！完全符合欧洲的旧模式……不过这没什么，这个阶段既不是最后一个阶段，也不会仅仅是俄国的革命……如果我们的人要同齐赫泽之流团结一致，那就是莫大的不幸！”
当他在国内的同志们还在就政治立场的表述以及如何制定对临时政府的策略而争吵时，乌里扬诺夫已经将未来的原则确定了。
他急切地寻找回国的途径。他让先期回国的同志转告彼得堡的同志们，“我们的策略是完全不信任临时政府！不给新政府任何支持！特别要怀疑克伦斯基！我们要做的事是把工人武装起来，绝不和其他政党接近。”他以《远方来信》的形式给《真理报》写文章，表达他对时局和党的策略的看法。
但他那些国内刚结束流放生涯的绝大多数同志不接受他的观点。他的来信只有一篇刊登在《真理报》上，而且还删去了激烈抨击临时政府、孟什维克的文字。
乌里扬诺夫在得到了德国允许后，乘火车从瑞士出发，穿过德国，经瑞典、芬兰，在4月初回到了彼得堡。他对前来迎接他的加米涅夫说，“《真理报》上刊登的是些什么东西？我看了几期，狠狠地骂了你们！”次日，在出席全俄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代表的联合会议上，乌里扬诺夫关于战争和革命问题的报告。核心思想是解决政权问题，即由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乌里扬诺夫的回国，彻底扭转了布尔什维克之前确定的方针，开始谋划用武力推翻临时政府，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主导的政府了。
乌里扬诺夫4月4日会议上的发言引起了轩然大波。绝大多数人感到震惊。参加会议的孟什维克代表不必说了，布尔什维克派别的著名人物，布哈林、约瑟夫都表示乌里扬诺夫的策略太空洞了，没有可以支撑其观点的东西，完全不合实际。就连在中央局持强硬态度拒绝与临时政府合作的莫洛托夫也对乌里扬诺夫的讲话表示怀疑。接下来，就是乌里扬诺夫表演的时候了，他开始频繁地召集会议，做党内同志的思想工作，或者采取个别谈话的形式，说服他的战友们支持他的观点。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乌里扬诺夫的地位是公认的，至少在理论方面，大家承认他是绝对的权威。随着乌里扬诺夫艰苦细致的工作，赞同他观点的人多起来了。
乌里扬诺夫为什么急于夺取政权？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必须承认，就俄国一大帮政党而言，对于政权的认识高度，还没有超越乌里扬诺夫的。在另一个时空里，一位著名的元帅曾讲过，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位元帅的语言体系是特别的，经常说出一些令人瞠目的话，比如，在我们这个体系下，谁说真话谁就得垮台。但他却一语道破了政权的核心。
大概是二月革命给了乌里扬诺夫启示和信心，临时政府的力量无论如何也大不过沙皇，但二月革命用百十条人命就推翻了沙皇，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时局正面临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只要有信心，有手段，取得政权并不是一件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