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做啥才能不费力气就赚大钱呢？在八九十年代干啥都要批文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条路，就是去倒腾批文。在这一点上他们有天生的优势，因为他们生在长在首都，对这些手续、批文方面的事情比其它地方的人明白很多，也有机会见识到这种据说很高大上的东西。
那这些玩意谁会买呢？这可多了。改革开放初期政策放开了，计划经济转型了，很多以前靠国家吃饭的企业都得自己去找食儿吃了，这时候原材料就是紧俏物资，谁能拿到价格合适的原材料，谁就能发财，百分百发财，只要生产出来东西就有人买，抢着买。
但这时的中国各种原材料都缺，油料、化工原料、机械、木材等等都得进口，甚至连香烟都是进口烟好卖。这些东西不是说谁有钱就能进口，除非你去走私，否则大部分都要有国家相关部门的准许，这玩意就叫批文。
因为绝大部分有权利发放批文的国家机关都在京城里，所以想搞批文你就得来京城。而当时国家外汇储备并不多，不愿意无限制进口这些东西，所以批文这个玩意就不能谁来申请就给谁，非常难搞到。
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越是政府限制的事情越挣钱，自古至今就是如此。古代盐铁酒是专卖，谁弄到盐引、铁引、酒引就能挣钱，但最挣钱的不是他们，而是倒卖这些批文的人。谁能拿到第一手的批文呢？还用问嘛，皇亲国戚大官的家属呗，也就是官二代。
但他们很少实际去利用这些批文去干实事儿，而是把这些批文转手高价卖给别人，别人再加价倒卖，一般到了企业手里时，已经是第三手、第四手了，这还算关系比较硬的，更多人连第十手的都拿不到。这些批文每过一个人的手就会被加一层价格，就这样还供不应求。
小舅舅他们就属于这种倒卖第十手批文的小团体……的副产品。为啥说副产品呢？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出资购买这些批文，而是从中牵线搭桥，说白了就是掮客，赚双方的好处费。可是这玩意一年也谈不成几次，光靠好处费也赚不到太多钱，咋办呢？
也不知道谁发明的这个玩意，就是利用批文来蒙人。由于见过真批文的人很少，小舅舅他们就用复印的批文忽悠人，具体怎么蒙洪涛也不清楚，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而且整件事儿做起来还挺复杂，要把一切搞得和真的一样。
有人扮演大领导秘书、司机之类的角色，算是货源；有人扮演其它需要批文的客户，算是竞争方；有人则扮演中间商，在几方之间牵线搭桥。一大群人联手做一个大局，让外人看起来买的、卖的、中间人都有，还挺正规，其实就是一群人成系统、有组织的骗，成功率还挺高。
在当时搞这个玩意风险很小，因为受骗的百分百都是外地企业，等你明白过来早找不到人了，想告都没地方告去。在改革开放之初，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只要不是刑事犯罪、不是证据确凿的民事案件，各地政府都会保护自己地面上的人和企业。那些对京城不太熟悉的外地企业，连很多程序都没搞清楚呢，根本找不到是谁骗的他们。
而且小舅舅他们也不往死里蒙人，只是蒙点定金、好处费之类的，几万、十几万、几十万不等，主要还是看对方企业规模。要是小企业蒙个万八千的也就够了，要是赶上大企业，那就多来点，反正都是国家的，谁拿不是拿啊。
“您这个姨当的可不够格儿，这么多年了我就没见过您给我买过一样东西，哪怕来盒烟也成啊，我这声姨也算没白叫。您看我舅舅扣不？好歹还知道给我从酒店偷个床单、毯子啥的。要不这样得了，以后您管我叫舅舅，我隔三差五就给您买点化妆品，还绝对不是地摊货。”洪涛很烦这个女人，她太奸了，每次分钱都拿大头，出面的时候就往后缩，光想占便宜不想吃亏，所以对她也一点儿不客气。
“嘿……小……得，我不和小孩斗嘴。”女人本来想骂洪涛，可是话到嘴边才想起来，如果洪涛是小王八蛋，那就等于把洪涛的舅舅也给骂进去了，还是忍了吧。
奥林匹克饭店就在首都体育馆北面，属于建设得比较早的高档饭店，同时也是小舅舅他们经常启用的做局地点。估计这里有他们的熟人，这样才更安全，不容易露馅。当然了，他们也不止这么一家酒店熟悉，每次得手之后就会换一个饭店，几个饭店轮流用，不能总逮着一个往死里用。而且还会根据做局对象的档次来决定用那种档次的饭店最合适，考虑得非常仔细，有时候连饭店的背景都要利用起来，以此给别人一个错觉。
洪涛没跟着他们上楼，而是在二楼咖啡厅要了糕点当早饭吃。反正也是别人买单，不吃白不吃，还不能少吃，吃饱了再带两块儿，去公司拿给办公室和财务部里的两个半老徐娘吃。这两位都是八卦专业户，把她们哄高兴了对自己全是好处没坏处。
每年的十一月份到第一场雪下来之间这段日子是洪涛最老实的时候，天气太冷鱼没法钓，而不下雪，野鸡、野兔之类的小动物也不会从山上下来找食物吃，打猎也打不成，只能老老实实忍着。不过今年他找到了一个能让自己忙起来的事情，去三元娱乐城教徒弟。
虽然自己不能去娱乐城上班了，但张媛媛坚持要把每个月的工资付给自己。不管她是出于什么目的吧，洪涛都不想白拿这份钱。那咋办呢？好办，不是还有个董彩嘛，洪涛决定用白天的时间来给她加小灶，教几个小时就走，不管当地派出所和那位治安处的警察多么不欢迎自己，总不能大白天的来夜总会里乱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