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图白向来认为，明末唯一的出路是搞资本主义，搞城市化，搞工商业。??除此之外，均没有办法解决“王朝周期律”的怪象。
改朝换代，本质上不过是先通过破坏，屠杀掉大量人口。人口、生产力大幅度降低，之后再重建。
王朝周期律，大乱大治，其实是在死循环，原地踏圈子，永远不能进步。而城镇化、工业化，才是结束这种无意义的循环，让中华文明进入全新的阶段的良方。
正是对于工业化、城镇化，充满了崇拜，所以肖图白领导下的顾问党人，对于建设庞大的城市，也是非常着迷的。
咸水沽——将来至少是50平方公里的大城市！
事实上，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城市面积都一直并不是很大。
比如，此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北京城，城市面积也才有80多平方公里。而17世纪世界最大的城市——君士坦丁堡的面积也才100平方公里。
而伦敦、巴黎之类的名城，才不过是二三十平方公里左右。
明朝时期大约有1000多座县城，小则只有两三平方公里，大则十多多平方公里。至于南京、苏州、杭州、广州之类比较有名的大城市，面积大约是在五十平方公里左右。
等到咸水沽竣工，在17世纪的全球，至少能够算得上世界前30名的大城市。这一番宣传，更令顾问党人，充满了建设激情。
在6月中旬，葛沽已经派遣一些工程建设人员，去咸水沽进行进行测绘地形地貌，给咸水沽将来的城镇建设，打好基础。
虽然，在鞑子没有退兵之前，咸水沽不会大兴土木。但是，测绘和设计之类的准备工作，还是要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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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鞑子从独石口入关后。
北方各地谣言四起！
什么鞑子已经打到北京，什么皇帝逃亡到河南，这一类的消息漫天的飞。这也造成了北直隶和山东等地，大量地主富户的恐慌抛售产业，北直隶、山西、山东、河北各省，地价、房价大跌。
与此同时，各地奸商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尤其是粮食价格，陷入了恐慌性上涨。大米价格一度达到每石10两银子，小麦高粱价格也达到每石3两多银子。
而粮价大涨之后，天津和北京开始流行——烤红薯！
烤红薯，最先是出现在葛沽镇。
葛沽镇粮食丰收之后，由于马铃薯大多数都卖给了粮食商人，红薯却比较滞销。为了消化红薯的库存，葛沽政府与当地酒店合作，试着推出烤红薯这个新产品。
一石红薯的批发价格低廉至03两银子。
哪怕烤红薯每斤售价十文钱，1石红薯烤熟后，也能够卖到377两银子。将烧烤的煤炭钱算进去，一石烤红薯的利润也达到2两银子。
最初，葛沽的酒楼担心政府强行摊派销售红薯，有很多的顾虑。不过，葛沽政府先采取免费送每家酒楼10石红薯，令其烤熟后进行销售。
酒店的老板也比较敷衍的烤了一些红薯，沿街贩卖，每斤红薯的价格，也完全遵循政府给予的指导价——10文钱一斤。
结果，烤熟后的红薯，因为低廉的价格和可口的味道，迅速的风靡葛沽。就连天津卫的市民，也为了贪便宜，前来葛沽购买烤红薯。
而随着烤红薯的美味，在市井口口相传，红薯作为一种粮食，终于被北方的百姓们接受了。
以前，推广红薯不利，主要是地方官强行摊派农民种植，但是红薯既不能用于缴税，也不能交地租，粮食商人也不下乡收红薯，所以才推广不开。
眼下，随着烤红薯的风靡，许多百姓亲自尝过了红薯的味道。市场开始接受了这种食物之后，相信一些比较开明的农民、地主，也会试着种植这种作物。
烤红薯风靡，带动了红薯的需求。
以粮食商人见缝插针的习惯，见到这种粮食已经被市场接受，那么，他们肯定也会前来收购红薯！
只要粮食商人，争相收购红薯，那么这种作物，推广也就容易了！
这就是资本的力量！
政府讲一堆红薯的优点，让百姓种植，差点好心办坏事，酿成民变。
而商人肯掏钱收购红薯，那么农民和地主，便会迅速的学习如何去种植这种作物。
“商人真是趋利的动物，以前我廉价推销红薯，他们都不要。现在却一个个缠着我要红薯了！”将岸露出了得意的笑意。
肖图白打趣笑道：“将大人，心里肯定是非常得意吧？”
将岸只能嘿嘿一笑，道：“当然得意了！现在商人来收红薯，我可要给他们添加一系列附加条款，比如限制红薯的市场零售价，不允许商人发国难财！”
鞑子入侵，商人乘机囤积居奇，食品价格扶摇直上。
而香喷喷的烤红薯，一斤10文钱。对于底层的百姓来说，简直是恩赐。
天津的粮食商人也是因为烤红薯的商机，向葛沽求购红薯。葛沽销售红薯，是有附加条件的——红薯批发价每石03两，零售价不得超过每石05两。而烤红薯，价格不得超过每斤10文钱。
这个“苛刻”的条件，使得不少的奸商们感觉到不痛快。不过顾问党人，追求利益的同时，兼顾百姓生存，这是原则问题，将岸不准备退让。
而在销售了100万马铃薯，73万石红薯后，葛沽自身储备的粮食还是非常充裕的，足以保证葛沽一年以上粮食自给。
而销售出去的马铃薯、红薯，不但给葛沽带来了200万两的银子和铜钱之外，更重要的是，粮食商人以奴隶抵价，这使得葛沽新增的6万名“契约奴”。
所以，此时的葛沽总人口已经增加到了11万人，略微显得拥挤了一些。许多产业，都出现了劳动力过剩的迹象。不过，等到咸水沽开发之后，劳动力资源便是多多益善为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