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柱觉得十分的无奈，以前的楚党，可是他们的盟友，以前他们合作愉快，现在与熊廷弼的关系就堪称莫逆。
原版此时的熊廷弼，己因广宁失守而下狱，现在通过米柱搭上皇帝这条线，当上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备受宠信，春风得意。
而楚党另外一位大佬刘一燝，则因米柱失信，认为被米柱忽悠了，所以越走越远，又和东林党走近。
前年朝廷大局，东林党一家独大，压制三党联盟（楚、齐、浙），自从东林三君先后落马后，东林党声势大弱，即使叶向高、韩爌依旧在内阁之中，但也难掩颓势，帝党崛起。
现在东林党、楚党、浙党联合，对抗帝党了。
这形势变化之快，没有人可以全看得明白，那时皇权被压缩于皇宫，朝廷各党狗咬狗，斗一个你死我活，现在帝党崛起了，他们又团结起来，为了仕权而战皇权。
这全是因为利益而改变立场，他们这是自然而然的走在了一起。
不能不说对方的政治斗争经验丰言，发现在新农物的推广上是他们的薄弱环节，所以他们从这里出击，以击带面，打击他们的威信，从而动摇他们的利益体系。
但这种伤国伤民的政策彻底激怒了米柱，令他勃然大怒之下，决定铤而走险，你用阴招我也用阴招，看谁阴险，谁魔高一丈。
第二日，米柱前去户部，公然宣布准备接任国税局局正，这是一个得罪人的活计，洪承像是逃命一样逃离了此位，去当蓟辽总督副手，现在准备当蒙古行省巡抚。
许多人意外，居然是由米柱接任了，这可是一个妖孽，不知这是福是祸。
整个大明朝，税收以农税为主，由于在开国初期，商业被蒙元掠夺性的破坏，所以太祖皇帝朱元璋为了恢复商业，宣布对大部分商业免税。帝谕户部曰：“曩者奸臣聚敛，税及纤悉，朕甚耻焉。自今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
征收的商税也很轻（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一直到万历年间，张居正搞了一条鞭法的税制改革，才重新征收商税，大明的农税大概占75%，盐税大概占10%，剩下的皇庄收入乱七八糟的大概占5%，商税只占10%左右。
宋代是一个重商的时代，宋王朝为什么重商？从官府的立场来看，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可以征收到诱人的商税，与农业税相比，工商税课利更厚，征税成本更低。
宋政府在京师设有都商税院，在各州县均设立了商税务：“凡州县皆置务，关镇或有焉，大则专置官监临（景德二年诏：诸路商税年额及三万贯以上，审官院选亲民官临莅）；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也就是说，一个县至少有一个商税务。
尽大明朝则是一个轻商、贱商的时代，国家将赋税的重心是田赋与力役，对商税、禁榷收入、金融收益都不怎么重视。
尽管朱元璋也在各州县设立税课司局，征收商税，但明朝税课司局的数目远少于宋朝商税务。
大明税课司局的课利额也很不成气候，洪武十三年，吏部奏：“税课司局岁收额米不及五百石者，凡三百六十四处，宜罢之。”也就是说，明王朝设立的四百多所税课司局中，有364所的年征税额居然不及五百石米。按明初两浙及京畿官田以银折收税粮的官定标准，“银每两准米二石”，五百石米约可折银一千两，折钱一千贯。在宋代，年课利额一千贯以下的商税务，属于微小型场务，通常是承包给私人的：“许人认定年额买扑，更不差官监管”。
在大明王朝的商税总额也是微不足道的，“弘治时，商税课钞，共四千六百一十八万九千贯”，听起来似乎是一个大数目，但弘治年间大明宝钞已经严重贬值，“每钞一贯折收银三厘，是四千六百余万贯以银计之，不过一十三万八千五百四十两有奇耳”。全国一年的商税收入，不足十三万两白银。
而宋代的收入呢？“至道中，岁入税课钱四百万贯；天禧末，增八百四万贯”；“皇祐中，岁课缗钱七百八十六万三千九百”，北宋天禧之后，商税年额大约为八百万贯，是明初商税总额的六十倍（按银一两折钱一贯计算）。熙宁十年，华亭县辖下的青龙镇，商税收入为一万五千贯，相当于明初全国商税总额的十分之一强。
这里的商税，指商税务对市场商品征收的过税与住税，并未包括茶盐酒的禁榷税与市舶收入，据户部的文献纪录，宋代单酒税（含专营收入）方面的收入，就常年保持在每年一千二百万贯以上。
宋明商税收入反差这么大，是因为宋朝商税率太高而明朝商税率超低吗？原因当然不可能这么简单。
宋代过税的税率为2%，住税为3%，合计5%；明代商税率为三十税一，只是略低于宋朝。在实际的征税过程中，宋明两朝都存在横征暴敛的问题，但横征暴敛解释不了宋明商税的六十倍反差。只能说，明前期的商业极为凋敝和官绅的避税偷税厉害。
不过没关系，大明朝的税基是田赋。据米柱看到的户部统计，弘治十五年（1502年），田赋正额为16799341石粮；1570—1590年期间（隆庆—万历年间），钞关税、商税、蕃船抽分、房地契税、竹木抽分、矿银、渔课等收入，合计943000两银；役与土贡折色1687000两银。
工商税在国家税收中的比重，不足5%，而在宋代，来自工商税与禁榷方面的收入，贡献了70%以上的财政岁入。
这也意味着大明全在土里刨食，大明农民的负担极重。
但是有一点必须说明的，大明国初，商业凋零，而且国家的政策也是重农轻商，但是经过二百多年的蓬勃发展，商业极其发达，在江南许多地方，己处于资本主义萌牙前夕，这也导致了名义上地位高的农民吃亏，地位低的商人闷声发大财。
万历皇帝就是看中了这一点，知道其中油水惊人，才会派出税监分赴各地征收各种商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没有可能皇帝挨穷，臣子富有的，也没有可能这么大块的肥肉，皇帝吃不到一点，全让臣子们独占了。
不过臣子们不爽了，太祖皇帝、成祖皇帝都不收税，你凭什么收？难道凭你穷？另外就是万历派出的税监，全是一群贪婪的文化低下的太监，收税没有技术含量，就一抢字，凭着手中的权势，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对当地的经济生活造成巨大的破坏和冲击，这一点被官员们加以利用。
在万历年间，税监横行天下，天怒人怨，敢打敢收拾税监矿监的，就是好官，比如李三才，就是驱逐和殴打税监而获得天下之名，这也是说，皇帝都没权收税，只有他们可以。
不过尽管万历皇帝弄得天怒人怨，名声臭不可闻，天下百姓官员，人人或喊打或明讽暗刺，但他着实是弄了不少银子，但这一项政策因为万历驾崩而止，泰昌帝为了收买人心，下诏召回天下的税监矿监，在这一场皇权收税与仕权收税的斗争中，仕权大获全胜。
继入税收还是由官府收，还是以在田里刨食为核心，朝廷官府之下，养着大量的税吏税丁，对于土地那是敲骨吸髓式的收税，对于油水更丰的商税却是视如不见？
他们真的眼瞎了，不知道其中的油水？当然不是，这商税还是要收的，但只是收平民百姓，没有背景靠山的，对于那些官绅豪强，则是争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大明，生意做得大的，那一个没有后台和靠山，这就变成富的不收税，穷的收，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既有李三才这种超级大富佬，也有奔波了一年才勉强一饱的人们。
现在米柱计划接掌国税局，担任局正，国税局才成立半年左右，他们主要是负责收商税，因为商税比较容易收，做生意的，没有本钱也有货，比较容易收得上来，不像农民，地里刨不出食来，就是什么也没有。
国税局之所以收到了八十万两税银，是因为他们获得了米利坚商行系和皇家银行系的全力支持，没有他们的全力支持，根本收不了这么多的税。
另有那些士绅豪强把持的丝绸、制陶、茶叶等行业，他们是收不到税的，因为对方根本不鸟他们，除非国税局去抢，洪承寿没有这勇气和胆子。
米柱现在是计划将商税这一块由户部及地方官府剥离，不再收地方官收，而是由国税局收，地方的商税务由国税局接管，由国税局征收之后，押解入国库。
对于田税，在土里刨食，总量有限，产量有限，他根本看不上眼，在他米柱的时代，不但全免了田税，国家还对耕田提供了补贴，国家全靠商税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