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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江渝在组织农会的时候，国内的局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12月初南北在英国的调停下进行了和谈。
袁世凯派出了唐绍仪，南方派出了伍廷芳，双方的分歧有些大，正如江渝所预料的那样，袁世凯一开始意图采取君主立宪制。
这样一来袁世凯有不少好处，首先不用背负什么噬主的骂名，再则君主立宪后也不需要什么选举。
但是南方革命党拒不接受这一提议，而是坚持要满清退位，并成立中华民国。
为了策反袁世凯这个实力派，孙文许诺袁世凯，只要支持共和就让袁世凯担任大总统。
袁世凯接着面临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和谈一旦闹崩了，他怎么办？
如果武力荡平南方革命军，首先飞鸟尽弹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第二，他没有钱去打，再则英国佬不支持他打。
满清在10年的股灾过后，由于金融风暴的原因，钱庄倒闭使得满清损失了大笔公款，加上革命爆发时正值秋收，南方税款收不上来，根本就没钱。
打也不能打，更没钱打。
袁世凯见此，十二月底唐绍仪也承认了共和，不再坚持君主立宪制。
自从孙大炮回国后，马上就和武昌方面进行了争权夺利，因为孙大炮活动多年，又擅长鼓吹，很快就压制了武昌政府，12月29日召集各省代表选举中华民国总统。
安徽省代表缺席，江苏省代表由程德全派发，最终孙大炮以15票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孙大炮成功当选了总统，即到处借钱。
首先向日本人借钱，说：如果没有几百万银子的话，那我当了大总统只能落荒而逃了。
日本人说：我们一时也变不出这么多银子。
最后是上海商会出了八百万两银子，支持孙大炮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江渝收到消息，顿时眼红了。
“尼玛，有银子给孙大炮吃喝玩乐，就没银子来安徽苏北投资？”江渝不爽了，农会刚办完，就马不停蹄的准备开办‘工业发展大会’，意图吸纳民族资本，合股开办工厂。
而在外资方面，江渝是坚决不引狼入室的。
回想后世，外资每年攫取中国60%的GDP，从而绑架经济、政治、外交，导致中产阶级全面塌陷，底层民众长期养分不足。
外资毕竟是外资，总归不是自己的。
经济上有一种效应叫‘涓滴效应’，即高收入群体进行消费，从而将养分一层层的传递给低收入群体。
如果外资投资了很多产业，那么等于就是‘漏水’，而且是不断的漏水，届时虽然表面上繁荣了，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反而会造成很剧烈的内部矛盾，根本就是得不偿失。
因此江渝根本不引进什么外资，反而对外资极为排斥，两淮行政总署在工商税方面定得很高，但对于民族资本商人，又有退税政策。同时通知了下面的行政人员，给外资办什么手续之类的，能卡就卡，能拖就拖，老子玩死他们。
为了培养出一批能为民族服务的民族商人，江渝并非是中国商人就接纳，而是在这些中国商人当中进行挑选，那些乱七八糟的洋行买办商人，以及那些不道德的商人是排斥在外的，能入江渝法眼的，则拉进‘华东商会’当中。
华东商会是江渝组织的一个具备纪律约束性的商会，加入华东商会的成员，必须遵守各项规定。
首先不能购买外国奢侈品，如果要购买必须向商会申请，如果那些奢侈品实在需要，中国又没有出产的，可以允许购买一些。
同时资本要有国界，不能像国际资本那样没有国界，也就是说加入商会的商人，不能将资金抽逃出国。
再则加入华东商会的商人，在生活上不能太铺张，对于社会紧缺资源，不能过度占有，以免造成内部矛盾。例如房子，不能超过三栋，占地面积不能超过150平米。女人也是社会紧缺资源，因此禁止他们三妻四妾，忍不住可以上青楼，也可以娶几个洋妞回去。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切资本以服务民族为重，必须服从商会会长的指挥，民族面临困难时必须解囊。
作为回报，江渝则将对他们开方便之门，对他们大力扶持，并与他们一起进行金融围猎、投资。
华东商会的成立，类似于美国共济会。
商会除了吸纳有民族意识的民族资本商人，还吸纳各种社会精英，同时还将成立海外分部，发展海外成员。
商会分核心成员与外围成员，只有核心成员能接触到决策层。
商会规模越大，人脉就越广泛，渠道也就越宽。一个目标制定下去，马上就能调动大量人脉，马上就有专业的精英拿出一个完整的施行方案。
当商会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在市场上要谁死谁就得死，绝对得破产，从而将那些无法为商会所用的商人排挤出市场，并让更多的新兴商人蜂拥加入商会。
这个模式和美国共济会是差不多的，美国共济会则是由各财团组成，制度和华东商会基本相同。
张謇、尤先甲、朱葆三等人成为了江渝发展出的第一批华东商会成员，他们在淮阴参加了工业发展大会。
参与大会期间，他们参观了淮阴的行政、军队、工厂。
让他们感觉震撼的地方很多，江渝只回国两年，便做出了如此巨大的成绩，也让他们这些老一辈商人为之汗颜。
同时也意识到，这个年轻的后生将是未来中国的主宰。
从经济实力上来说，江渝掌控的经济实力已经是中国最强，工业能力更是不论袁世凯还是南方革命党都无法比拟的。
而在行政方面，他们也看到了与南京政府不一样的风气。
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上海商会支援了孙大炮八百万两银子，结果革命党那群人，整天争权夺利，干实事的少得可怜，吃拿卡要样样精通，搞得苏南等地十分混乱，反倒是让老百姓怀念起满清统治时期的日子。
而在苏北、安徽则不同，这里行政风气廉洁，官员务实勤快、公正守法，几乎看不到任何旧官僚的风气。
在苏北和安徽发展实业，政府方面是完全不用担心的。绝对不会有人来捣乱，也不会有流氓来敲诈。
同时江渝还推出了不少工商业扶持政策，不过大多只限于华东商会的成员享有。
例如技术上的支持，江渝手上有很多先进技术，而且在德国有门路，可以和德国的工厂交换技术。
良好的行政环境和社会治安，加上较强的技术竞争优势，如今的苏北和安徽正逐渐成为一个工商业发展的天堂。
江渝的各种政策，改变了在中国发展实业的困难性，让一切变得更加简单。
同时在军事实力上，复兴军的规模虽然不大，但绝对是精锐，而且还有自己的兵工厂，加上江渝手上有大把银子，一旦有需要可以随时扩军，陆军的建设成本并不高昂。
相比之下，不论革命党还是北洋军，在军费上都是十分拮据的。而且江渝并非把所有钱都投入到军事当中，而是更加注重发展经济、工业，这会使得江渝手中掌控的实力越来越强。
在进行了一番考察之后，张謇、朱葆三、尤先甲等人纷纷加入华东商会当中，成为了第一批核心成员。
张謇在工商界拥有很高的声誉、人脉，而朱葆三作为上海商会会长，同样也拥有很高的声望、人脉，尤先甲虽然差一些，但也是苏州商会会长。
他们将各自商会当中的品行端正的商人，逐一引荐到华东商会当中。要想进入华东商会，必须有人作保。
加入之后，还将考察一段时间。
各方面符合要求之后，才能享有商会的福利。
华东商会的骨架开始形成，一个听从江渝指挥的商业团体逐渐诞生。
加入了华东商会的张謇、朱葆三、尤先甲等人，纷纷开始在苏北、安徽投资实业。
江渝则与张謇合办‘两江纺织公司’，一个托拉斯模式的纺织集团随之诞生，江渝占90%的股份，张謇占6%的股份，另外4%则由其余几个纺织商人持有。张謇就任董事长，把两江纺织公司的股东旗下的纺织厂都整合了起来，全部换上华东纺织厂的先进纺织设备，并开始对其他纺织厂进行兼并。
当所有竞争对手都被兼并之后，垄断便可形成，这将意味着超额的利润。
不过兼并本土纺织厂并不急于一时，因为中国的棉布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洋布，以英国、日本的洋布最多。
第一步，是要击败这些洋布，夺回本土市场。
第二步，才是兼并其他纺织厂。
以两江纺织公司所掌控的纺织技术，在生产成本方面有巨大的优势，击败洋布并不是太困难。
朱葆三与江渝合作的项目比较多，银行、保险是最主要的两个，朱葆三此前已经开设了‘通商银行’，以及‘华安水火保险公司’，最主要的合作项目，就是朱葆三为江渝作保，向上海银行、钱庄贷款。
朱葆三在上海金融界是一块金字招牌，出了名的讲信用，只要他一句话，就能借到大笔的钱。
尤先甲则是和江渝合办养蚕基地、缫丝厂，以及生丝出口。
这次工业发展大会之后，总共募集到了一千三百万民族资本，这些民族资本在两淮工商总局进行了登记，成立了上百家实业公司。
这些资本虽然不多，但企业数量却不少，不少企业在华东集团的扶持下做强做大，呈现出遍地开花的局面。
两淮的工业发展，已经远远的走在了各省之前，并迅速将差距拉大。
此时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袁世凯也决心要逼迫清廷退位，然而清廷却迟迟未能退位，全国局势更加混乱，而在两淮地区则十分安定。
满清退位并非那么容易，阻力来自以良弼为首的满清少壮派。
自1月起，段祺瑞联合五十多名军官，接连两次通电威胁满清政府，并将指挥部从汉口前线迁往保定。
保定离北京很近，威胁的意味很昭然若揭。
北洋军的反水，让满清意识到，扑灭南方革命已无可能。但良弼认为，满清只要除掉袁世凯，然后挟持北洋军，依旧能保住北方大半江山。
而良弼等人手中，则掌握着两万禁卫军。禁卫军是一支军官多有满人组成的军队，他们装备精良，平日里负责保卫京城的皇亲贵胄，让袁世凯也十分忌惮。
很快，禁卫军在北京发动了兵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