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想透过王公去说服喇嘛，又透过喇嘛去说服活佛，但这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和矛盾纠葛。
王公们为了自身利益，不断给陈毅提供假情报。而陈毅是那种谁先告状谁赢的人，又总是信以为真。
比如九月二十六日，他给北京外交部电报说：“喇嘛方面，经王公竭力疏通，亦全体通过，册封一事……复经回禀活佛，亦奉允许。”
其实，这无疑是子虚乌有之事，但陈毅肯定是编不出来的。
就是这封电报发出后的第五天的十月一日，哲布尊丹巴活佛却写了一封致徐世昌总统的信，叫墨尔根堪布等五个喇嘛于十月九日带到北京。
信云：“今突由中国驻库办事大员陈毅，提出取消自治……并提出所拟六十余条前来……于是本外蒙大众，咸以单独破坏协约……徘徊犹豫，本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亦多忧虑，实深不安。”
这封信很明显地看出，活佛是不同意六十三条的。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简称哲布尊丹巴，是漠北蒙古藏传佛教最大的活佛世系，属格鲁派，于十七世纪初形成，与内蒙古的章嘉呼图克图并称为蒙古族地区两大活佛。
十六世纪，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蒙古族地区，到十七世纪中叶，已经广泛传播于大部分蒙古族地区。喀尔喀蒙古部汗王派人赴藏，要求西藏派高僧前去传播佛教。一六一四年（明万历四十二年），觉囊派高僧多罗那他被外蒙古诸汗王迎请到库伦，并被尊称为“哲布尊丹巴”。
一六三四年（明崇祯七年），多罗那他在库伦去世。次年，土谢图王妃生一子，被确认为多罗那他的转世，法号罗桑丹贝坚赞，立其为法王。
顺治六年（1649），罗桑丹贝坚赞赴西藏学法。七年（1650），罗桑丹贝坚赞从四世班.禅喇嘛罗桑却吉坚赞受戒，并觐见了格鲁派领袖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两人均要求其改宗，作为正式承认其活佛地位的条件。在固始汗的扶植下，八年（1651），罗桑丹贝坚赞由觉囊派改宗格鲁派，达.赖承认其为第一世哲布尊丹巴。从此开始了哲布尊丹巴活佛系统。
顺治十四年（1657），罗桑丹贝坚赞回蒙古传法，驻喀尔喀土谢图汗部之额尔德尼召（光显寺），逐渐成为蒙古各部的宗教领袖。康熙二十七年（1688），喀尔喀部受准噶尔汗国噶尔丹的攻击，罗桑丹贝坚赞率喀尔喀三汗所属部众臣服于清朝。三十年（1691），康熙帝册封其为呼图克图大喇嘛，统管蒙古喀尔喀部宗教事务。此后，按惯例，哲布尊丹巴活佛系统的传承需受到清朝皇帝的册封才具有效力。
辛亥革命爆发后，八世哲布尊丹巴在俄国的支持下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宣布外蒙.古.独.立，任日光皇帝“额真汗”，改元共戴。
一九一五年，哲布尊丹巴取消独立，受袁世凯政.府册封为呼图克图汗，保持了自治王公的地位。
哲布尊丹巴接着又于十月二十四日给徐世昌第二封信：“大总统钧鉴：顷据库伦陈都护使声称，给予请求取消我外蒙自治公文，并编造蒙古以后遵行条件六十余条，与各赛持私室传观会议等情。本处当以如果大总统知悉此事，宜暂候如何平定谢米诺夫所招之乱党，并招集本蒙古各王公扎萨克会议，解决内患等情，函至大总统去后，今蒙古各扎萨克大致尚未到齐，间有来者，不但不愿取消自治，希望仍旧存在，即库伦所有众蒙古喇嘛民人所属人等一闻知此举，亦议论沸腾。据此以观，非惟本外蒙各官民等，咸称仍旧保存旧制，难于迫其遵从。即取消自治之举，亦非出自我蒙赛特等之本意，只系陈都护使授意，借边患未平宜取消自治等词，迫令出此。
“本呼图克图汗至再思维，我外蒙不惑谢党谄言，一意恪守三方协约，保持自治。今复违反协约，请求取消自治，实多不合之处。而库伦陈都护使对于此案，异心不息，反根据与各赛特私议事件，不体众议，再三勒迫，近日益甚，由应在买卖城驻扎之防兵内，拨出支队，分驻逼迩库伦学经及喇嘛等地点，擅占外国商人房院。似此种种滋事情形，委实有拂众议，鄙心殊抱不安。深信前此我大总统密谕亲王朝克图尔巴达尔胡之仁谕，为此列举情形，密请鉴核。特派萨密迪巴克什诺门罕北勒岗禅呼图克图达木唐巴札尔，前去与我大总统献帛请安。恳将在我边地内人地不宜之陈都护使立予调任，自治官府仍旧存留有效。若是，则黄教益形尊重，逐渐扩张，永昭仁慈。中华大国与外蒙古之睦谊，益觉敦重无极矣。谨呈。”
此信字里行间表明，在外蒙的自治政.府看来，王公们向北京政.府请求撤销自治，无异是外蒙自治.府内部发生了政变。
北京方面，这时的国务总理已换成靳云鹏。
他在收到陈毅专人带来的六十三条后，立即召集各部开会商讨，并于十月二十日电告陈毅说：“徐筹边使日内赴库，抚视所有军队，对蒙方面并无直接任务，蒙事仍由都护使完全负责，以明权限。”
在段系中，靳云鹏和徐树铮是不合的，因此靳内阁当然不愿意见到徐树铮在蒙事上立功。陈毅以为外蒙撤治交涉，始终是自己一手经营，也不愿徐树铮插手。
陈收到靳阁二十日来电后，立即复电询问国务院：“前送条件，徐使曾否得阅？”
徐树铮当然知道这个秘约，所以他于十一月一日电告北京，对于六十三条件表示有“七不可”。同时要求待他召集一个会议研究后再作决定。
靳云鹏对徐电大为反感，提交国务院会议时，靳认为此案已经阁议通过，就唯有决定去做，不可出尔反尔，自损威信。
对徐要召集筹边副使等开一个会议，认为筹边会议只可在边防范围内讨论问题，而外蒙撤消自治案，已经政.府交给陈都护专办，就不必他人越俎代庖。
至于后果如何，等办理后再说，纵有不便，再行取消也没有损失。
靳指示相关人员照他的这番意见电告陈毅。
原来，陈毅的秘书黄成垿携带六十三条密件到京时，徐树铮尚在北京。
黄到近一周后，陈毅有电给徐树铮说：“黄成垿有秘密要务赴京，到时祈面晤”。
可是黄成垿由库伦动身时，陈毅又曾嘱咐黄避免见徐，不要让徐知道此事，所以黄在北京尽量避免见徐。
有一天黄在国务院碰到徐，黄不知陈毅有电给徐，所以见到徐时支吾其辞，只是说这趟是因私事请假赴奉天，陈都护嘱就近到北京来催队伍。
小徐是何等精明之人，马上洞察了这其中的猫腻，但他并不揭破。
徐树铮于十月二十三日由北京启程赴库伦，动身前一天，往谒徐世昌。
大徐问及小徐有关外蒙古撤治事，小徐答称没有见到原案，大徐即令他向国务院秘书厅去调卷。
卷调来后，原来是陈毅送来的秘件，上面有外交部所加的签注。
徐因系奉总统命令，便可携带该件北行。他与十月月二十九日抵达库伦。陈毅并不知道他送去北京的全案已在徐树铮手中，所以对徐尚支吾其词。
其实，徐这段时间已仔细研究过了，并于十一月一日电告北京，反对这份所谓的善后条例。
在这件事情上，陈毅不希望徐树铮介入，是认为已成的功劳不愿徐分享。国务总理靳云鹏则因与小徐有夙怨，自不愿见小徐立功，因此把一个简单的事搞得非常复杂。
陈毅和车林商定《外蒙善后条例》，简直就是陈毅帮忙蒙古王公向中国“争取”自治，而不是“撤消”蒙古自治。当时外交部对这个六十三条的批评是：“如就条件全文加以研究，则名义上政.府虽收回统治之权，仍属有限制。外蒙虽有取消自治之呈请，而按之条件，自治之精神与基础仍属照旧存在。……至于对俄国各条……则俄国在外蒙一切利益，并未因之受有损失。”
徐树铮也向政.府就此条例作如下的建议：“陈使所拟外蒙撤消自治善后条例，中有不妥之处，拟俟恩副使不日到库会同熟商，昨经陈明在案。兹先将管见所及，及连日采访蒙人言论，陈请鉴核。查原件共六十三条，其紪纇之大而显著者，约有数端……蒙在元金之际，雄武甲欧亚，而一蹶不振，极于今日，病在宗教限严，人口不昌，又土地属人私有，不能以政规法令，使民服习，逐渐昌盛其事业。利弃于地，日即穷困，所谓窖金而食脱粟，政.府亦无如之何也，治蒙之要，既欲导之富庶，被以文化，即不得不渐有兴革；纵不宜强拂旧习，要必预留相机因应地步。
“此项条例乃举其历来锢疾，更从而护以重障，是不撤自治，尚可于中国领土名义之下，因势利导，权宜措施。既撤之后，反无术可进以文明，是曰坚固蔽之障，不可一也。所贵乎撤消自治者，非贵乎其名也，贵乎政.府获设治之实耳。今则政权统于中央，不过首条中笼统语，而余数十条皆增重蒙古王公把持之力。或虑深言之蒙人不应，故姑从其情以诱之，然后施以强力，以期得志。抑知国家行大政，胡可诈骗从事？伊古以来，又岂有诈骗而能久者？是曰乖轻重之宜，不可二也。撤消自治之后，关税如何改定？财政如何整理？农商矿业如何振兴？一未计及，但言王公扎萨克喇嘛岁俸念经等费，率由政.府支给。
“树铮诚愚，不知从何处支给？若曰取之于蒙，则蒙民既须供应中央，而喇嘛王公之权存在，自必照旧供应，以蒙民之困苦，宁忍更令增此输纳乎？若曰取之帑储，则今日帑储之穷，自顾且不暇，何暇顾蒙？恐今日制定条例，明日即失去政.府威信，蒙情乃他向矣。且帑储即有余力，亦无辇金而瞒漏巵之理。是曰戾财政之情，不可三也。……夫诱掖蒙人撤消自治，美名也；展开地方，浚发民智，美事也；得名而有益于事，美之美者也。若徒鹜虚名，而不审其于事有碍，非谋国之至者也。树铮料理军事而来，本不愿妄有渎议，惟边防所寄，亦不应懈职责，专志一意，惟以国家疆域蒙民利乐为念。谨用略陈所怀，上烦聪听，如有百分之一稍可采纳，拟请饬下陈都护使及各副使另拟简括条文。
“其条文大意，在树铮愚见，以为政财大权，由政.府斟酌情形选员督理，遇事与王公扎萨克商酌妥洽，然后施行。宗教荣典，政.府一意优崇，有加无已。王公喇嘛岁俸以及地方经费，由政.府从优核给，所有封册荣典，一概照旧。地方安危，一律由政.府保护，外交一律由政.府交涉，寥寥数条足矣。盖文字愈繁，罣漏愈多，名种意见，愈见丛杂，将来阻梗愈无限量。不如统括言之，蒙心尚可获安，而无阻于启化之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