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易卜生主义》的第四部分，一般被视作最为精彩的篇章。
他写道：“其次，我们且看易卜生写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 易卜生的戏剧中，有一条极显而易见的学说，是说社会与个人互相损害；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社会里有许多陈腐的习惯，老朽的思想，极不堪的迷信，个人生在社会中，不能不受这些势力的影响。有时有一两个独立的少年，不甘心受这种陈腐规矩的束缚，于是东冲西突想与社会作对……
“那些和社会反对的少年，一个一个的都受家庭的责备，遭朋友的怨恨，受社会的侮辱骗逐。再看那些奉承社会意旨的人，一个个的都升官发财，安富尊荣了。当此境地，不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决不能坚持到底。所以像褒匿那般人，做了几时的维新志士，不久也渐渐的受社会同化，仍旧回到旧社会去做“社会的栋梁”了。社会如同一个大火炉，什么金银铜铁锡，进了炉子，都要熔化……
“一切维新革命，都是少数人发起的，都是大多数人所极力反对的。大多数人总是守旧麻木不仁的；只有极少数人，有时只有一个人，不满意于社会的现状，要想维新，要想革命。这种理想家是社会所最忌的。大多数人都骂他是“捣乱分子”，都恨他“扰乱治安”，都说他“大逆不道”；所以他们用大多数的专制威权去压制那“捣乱”的理想志士，不许他开口，不许他行动自由；把他关在监牢里，把他赶出境去，把他杀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活活的钉死，把他捆在柴草上活活的烧死。过了几十年几百年，那少数人的主张渐渐的变成多数人的主张了，于是社会的多数人又把他们从前杀死钉死烧死的那些“捣乱分子”一个一个的重新推崇起来，替他们修墓，替他们作传，替他们立庙，替他们铸铜像。却不知道从前那种“新”思想，到了这时候，又早已成了“陈腐的”迷信！当他们替从前那些特立独行的人修墓铸铜像的时候，社会里早已发生了几个新派少数人，又要受他们杀死钉死烧死的刑罚了！所以说‘多数党总是错的，少数党总是不错的’。”
胡适在文章的最后写道：“社会国家是时刻变迁的，所以不能指定那一种方法是救世的良药：十年前用补药，十年后或者须用泄药了；十年前用凉药，十年后或者须用热药了。况且各地的社会国家都不相同，适用于日本的药，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适用于德国的药，未必适用于美国。只有康有为那种‘圣人’，还想用他们的‘戊戌政策’来救戊午的中国；只有辜鸿铭那班怪物，还想用二千年前的‘尊王大义’来施行于二十世纪的中国。
“易卜生是聪明人，他知道世上没有‘包医百病’的仙方，也没有‘施诸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对于社会的种种罪恶污秽，只开脉案，只说病状，却不肯下药。但他虽不肯下药，却到处告诉我们一个保卫社会健康的卫生良法。他仿佛说道：‘人的身体全靠血里面有无量数的白血轮（球）时时刻刻与人身的病菌开战，把一切病菌扑灭干净，方才可使身体健全，精神充足。社会国家的健康也全靠社会中有许多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时刻与罪恶分子龌龊分子宣战的白血轮（球），方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我们若要保卫社会的健康，须要使社会里时时刻刻有斯铎曼医生一般的白血轮分子。但使社会常有这种白血轮精神，社会决没有不改良进步的道理。’”
1919年的一季度，胡适开始忙碌一件大事，就是邀请自己的导师杜威来华讲学。
919年2月，杜威偕夫人艾丽丝(Alice Chipman)、女儿露茜（Lucy）利用休假机会到日本游历、讲学。3月，与胡适同为杜威弟子的陶行知得知后，写信给胡适，建议邀请杜威到中国讲学，帮助中国“建设新教育”。胡适马上写信给杜威，邀其到华讲学，
适逢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郭秉文（1880-1969，后任南高师校长）和北京大学教授陶履恭（陶孟和，1889-1960）赴欧考察战后教育，3月14日，他们顺道经过日本时，当面拜访杜威并邀请他到中国讲学。
在后来杜威博士致胡适的函中说：“你问我能否在中国讲演，这是很荣誉的事，又可借此遇着一些有趣的人物，我想我可以讲演几次，也许不至于我的游历形成有大妨碍。我想由上海到汉口再到北京，一路有可以耽搁的地方就下来看看。”
杜威原打算五月中旬到中国，住不长的时间，以游历为主，间或做几次演讲，于七八月间返回美国。但当郭秉文、陶履恭教授邀请他到中国讲学时候，他改变了原先游历为主的打算，“郭秉文博士和陶履恭教授前天来看我，他们问我能否在中国住一年，做讲演的事。这个意思很动听，只要能够两边大学的方面商量妥了，我也愿意做。我觉得几个月的旅行实在看不出什么道理。要是能加上一年功夫,也许我能有点观察了。”。
杜威愉快接受了来自中国弟子来华讲学的邀请后，国内随之启动了杜威来华的接待事宜。
1919年4月，蔡元培（1869-1940）致电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敦聘杜威主讲于北京大学一年。最后以五个团体的名义共同邀请杜威来华讲学。这五个团体是：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苏省教育会、浙江省教育会、尚志学会。在邀请杜威来华过程中，南高师是最积极的，郭秉文亲赴日本，陶行知作为南高师的代表联络各方，并亲拟南高师接待杜威的办法数条，请胡适与北大校长蔡元培、江苏省教育会负责人沈恩孚（1864—1949）、蒋梦麟（1886-1964）等磋商。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安徽省歙县人，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08年十七岁时他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1915年入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约翰•杜威、攻读教育学博士。 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1926年起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29年圣约翰大学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表彰他为中国教育改造事业作出的贡献。 1931年主编《儿童科学丛书》，在上海先后创办“山海工学团”“报童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流浪儿工学团”等。 1933年，他与厉麟似、杨亮功等来自政学两界的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学会。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5年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6年7月25日上午，陶行知因长期劳累过度，不幸于上海逝世，享年55岁。
作为杜威来华的知识普及和思想预热，胡适于3月在教育部会场作了四次《实验主义》演讲，演讲分七部分，前半部分主要介绍了实验主义的历史和詹姆斯的学说，后半部分主要介绍杜威的实验主义思想，包括哲学观念、论思想、教育哲学等内容。胡适为此次的演讲做了认真的准备。
1919年4月27日，杜威等一行乘坐“熊野丸”号驶离了日本，于4月30日下午抵达上海，北京大学代表胡适、南高师代表陶行知、江苏省教育会代表蒋梦麟亲自到码头欢迎，并接到江苏省教育会招待寓沧州别墅下榻。
表面来看，杜威来华，不过是他的中国弟子邀请老师游历中国并顺便讲学，但其实背后还有更深刻的用意。如杜威的学生们所说：“杜威博士来华，正值大学动手革新的时候，但是我们几个人提倡的力量太弱，一点小小的风光还不配照遍全国。这时候杜威博士来了,我们不知借了他多少光，因而照到多少地方。”杜威的中国弟子希望借助于杜威“光芒”，帮助中国“建设新教育”，从而实现教育救国的愿望。
杜威来华，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杜威来华之后，杜威思想契合了五四时期知识界渴望的“民主”“平等”“科学”“博爱”精神，与五四运动变革社会的要求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杜威来华后的第一场演讲，就是《平民主义的教育》，有千余青年冒雨赶来，会场人头攒动，“听者之众，几于无席可容”。
杜威在演讲中明确提出平民主义教育的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发展“个性的知能”，二是养成“共业”的习惯。蒋梦麟、胡适都对此发表了各自的理解，前者阐释为“养成智慧的个人”“大家共同做事”，后者则结合杜威教育哲学，将两个条件具体解释为：“独立思想、独立观察、独立判断的能力”和“对于社会事业和群众关系的兴趣”。此后，这两个民主主义教育的条件，在中国广为传播，影响至今。
杜威来到中国的第四天，“五•四”运动爆发，立即投以关注的目光。
他充分肯定学生运动，在《教育哲学》中明确指出：“学生运动可以表示一种新觉悟：就是学校教育是社会的，他的贡献不但对于本地、对于小群，还能对于大群、对于国家。”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符合他的通过社会改造建设民主社会的理想。中国的新生势力和一些新事物也引起他很大的兴趣，他想留下细细观察。于是，他改变了行程，两次续假延长在中国的时间。
从1919年4月30日到达中国，直到1921年8月2日离开，杜威在中国两年三个月又三天，足迹遍布中国11个省和北京、上海、天津3市，做了200多次讲演，所到之处受到欢迎，所讲内容广为传播。
杜威女儿在《杜威传》中这样描述在中国的演讲情况：“听他讲演的，不仅有学生和教师，而且还有其他知识阶层的代表。这些地方的报纸也充分报道了杜威的讲演活动。在许多情况下，杜威所做的讲演都由一位速记员记录下来，然后发表在一些广泛发行的小册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