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文章是以致胡适信的方式发表。胡适认真研读了梁漱溟的信，随即发表《答梁漱溟先生》一封公开信。
言道：“今天细读《村治》二号先生给我的信，使我十分感谢。先生质问我的几点，都是很扼要的话，我将来一定要详细奉答。
“我在‘缘起‘里本已说明，那篇文字不过是一篇概括的引论，至于各个问题的讨论则另由别位朋友分任。因为如此，所以我的文字偏重于提出一个根本的态度，便忽略了批评对方理论的方面。况且那篇文字只供一席讨论会的宣读，故有‘太简略’之嫌。
“革命论的文字，也曾看过不少，但终觉其太缺乏历史事实的根据。先生所说，‘这本是今日三尺童子皆能说的滥调，诚亦未必悉中情理’，我的意思正是如此。如说，‘贫穷则直接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则难道八十年前的中国果真不贫穷吗？如说，‘扰乱则间接由于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试问张献忠、洪秀全又是受了何国的操纵？今日冯、阎、蒋之战又是受了何国的操纵？
“这都是历史事实的问题，稍一翻看历史，当知此种三尺童子皆能说的滥调大抵不中情理。鸦片固是从外国进来，然吸鸦片者究竟是什么人？何以世界的有长进民族都不蒙此害，而此害独钟于我神州民族？而今日满田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强迫我们种下的吗？
“帝国主义者三叩日本之关门，而日本在六十年之中便一跃而为世界三大强国之一。何以我堂堂神州民族便一蹶不振如此？此中‘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岂是把全副责任都推在洋鬼子身上便可了事？
“先生要我作历史考证，这话非一封短信所能陈述，但我的论点其实只是稍稍研究历史事实的一种结论。
“我的主张只是责己而不责人，要自觉的改革而不要盲目的革命。在革命的状态之下，什么救济和改革都谈不到，只有跟着三尺童子高喊滥调而已。
“大旨如此，详说当俟将来。
“至于‘军阀’问题，我原来包括在‘扰乱’之内。军阀是扰乱的产儿，此二十年来历史的明训。处置军阀——其实中国那有军‘阀’可说？只有军人跋扈而已——别无‘高明意见，巧妙办法’，只有充分养成文治势力，造成治安和平的局面而已。
“当北洋军人势力正大的时候，北京学生奋臂一呼而武人仓皇失措，这便是文治势力的明例。今日文治势力所以失其作用者，文治势力大都已走狗化，自身已失掉其依据，只靠做官或造标语吃饭，故不复能澄清政治，镇压军人了。
“先生说，‘扰乱固皆军阀之所为’，此言颇不合史实。军阀是扰乱的产物，而扰乱大抵皆是长衫朋友所造成。二十年来所谓‘革命’，何一非文人所造成？二十年中的军阀斗争，何一非无聊政客所挑拨造成的？近年各地的……（作者）暴动，又何一非长衫同志所煽动组织的？此三项已可概括一切扰乱的十之七八了。即以国民党旗帜之下的几次互战看来，何一非长衫同志失职不能制止的结果？当民十六与民十八两次战事爆发之时，所谓政府，所谓党皆无一个制度可以制止战祸，也无一个机关可以讨论或议决宣战的问题。故此种战事虽似是军人所造成，其实是文治制度未完备的结果。所以说扰乱是长衫朋友所造成，似乎不太过罢？
“我若作详细奉答之文，恐须迁延两三个月之后始能发表。故先略述鄙意，请先生切实指正。”
因为有了这个答复，于是便有了胡适对梁漱溟那著名一问：“而今日满田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强迫我们种下的吗？”
关于这个问题，这几十年的中国的对外开放，给国家和人民生活带来的变化，比什么都有说服力。
胡适在写《我们走那条路》时，差不多遭致的是一片反对声。但正如有人所说：“先驱是孤独的；先驱的思想又是烛照历史的火炬。 经过80多年的盛衰哀乐，不论政治派别，人们应该从中感悟到先驱的智慧。近代中国彷佛在盘陀路上攀登，一次又一次似乎回到原点。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是：假如当年先生的忠告被听取，中国的面貌会有什么不同？”
有人说：“看了《我们走那条路》，完完全全可以看出胡适对各类问题看得多么透彻……”
任何上过中学政治课的人，都可以用内外因的哲学观点来阐述胡适的意思，“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内因是关键，我们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自家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如胡适所说，一个个个人强大了，国家强大了，就是真有帝国主义来侵犯，我们已经练成金刚不坏之身，自是百毒不侵。
只要是真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就应该知道，所谓再深奥的理论，所揭示的也无非是生活的真实和事物的本来面貌。而任何革命，任何主义，只要是主张进步的，最后的归结点都是人民生活得得到改善。至于那些为了革命的革命，为了主义的主义，即使不是邪恶的，也必定是瞎胡闹。而这，不正是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中的全部诉求吗？
也有人认为，胡适所以写《我们走那条路》这篇文章，是因为胡适先前写的几篇关于人权的文章给自己找了麻烦，不得不离开中国公学，也给《新月》带来了麻烦，隔几个月才又出了一期，不死不活。于是想改弦更张，，甚至向当局示好。
对此，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的结尾，做出了回答：“怎么叫做自觉的改革呢？认清问题，认清问题里面的疑难所在，这是自觉。立说必有事实的根据；创议必先细细想出这个提议应该发生什么结果，而我们必须对于这些结果负责任：这是自觉替社会国家想出路，这是何等重大的责任！这不是我们个人出风头的事，也不是我们个人发牢骚的事，这是“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的事，我们岂可不兢兢业业的去思想？怀着这重大的责任心，必须竭力排除我们的成见和私意，必须充分尊重事实和证据，必须充分虚怀采纳一切可以供参考比较暗示的材料，必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说我们的任务是要为社会国家寻一条最可行而又最完美的办法：这叫做自觉。”
当然，即便是在九十多年以后，也不时能看到谴责胡适，提出五鬼闹中华，为帝国主义欺辱中国人民辩护等说法。
很喜欢这样一段话：“这几年，一旦发生国际大事情，网上的许多朋友就充分展示了他们义和团似的爱国激情，一下子，美国就变成了美帝国主义，就成了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里恰是情感压倒理智的结果，爱国，最好不要用嘴来表达，盲目的爱国也许只是一种虔诚的愚昧而已，对于这些朋友，一旦进行理性的说理，他们最大的可能就是把一顶叫做汉奸的帽子戴在论敌的头上。
“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政见可以不同，但我们不应该随便怀疑别人的人格，那些所谓对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嗤之以鼻的人绝不会是什么汉奸，恰相反，也许他们更有理性而已，爱国不是靠喊口号喊出来的，义和团似的热病总是会导致目的热与方法盲。毕竟，骨头烧成灰也是中国人，没有人会别有用心的希望中国变坏，因此，不可以动不动就把汉奸的帽子往别人的头上扣，这样做，与别人无损，与自己的人格有伤，最是不合理的做法。”
至于高举新文化大旗的胡适，为什么说“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呢？需知，胡适所认定的封建，乃是柳宗元《封建论》中的封建，即中国的封建社会应该是商周时期，和我们现在所习以为常认定的封建社会，教科书中的封建社会是不一样的。所以，胡适说，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毫无疑问，胡适所认定的封建社会，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崩坏了”，当然不在其内。
1930年10月4日，胡适再次到北平，忙中偷闲到北大看了看，并与好友任鸿隽一家游西山。在北平期间，胡适相中了米粮库四号的房子，决定举家搬迁到北平。胡适决定迁到北平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此时胡适主要忙于中基会编译委员会的事务，搬到北平便于办公管理；二是胡适大量藏书还都存放在北平。搬到北平之前，胡适写《白话文学史》的参考图书主要是靠从张元济等朋友处借来。此外，胡适只能写信给在北平代管图书的族弟，请他寄来所需图书。胡适有过人的记忆力，需要的书在北平书房的哪个书架，封面是什么颜色，需要查阅的资料在书中哪一页哪一面都记得清清楚楚。
这一年的11月28日，胡适举家迁往北平，随行的有他新收的徒弟，中国公学的学生罗尔纲。罗尔纲到北平后就住在胡适家，负责辅导祖望、思杜读书，抄录胡适的父亲胡传的遗集。罗尔纲先后在胡适家待了五年之久，后来写成《师门辱教记》，胡适非常喜欢，后改名为《师门五年记》。
胡适在迁往北平当天的日记中对三年多的上海生活作了总结：“此三年半之中，我的生活自成一个片断，不算是草草过去的。”胡适后来在《〈淮南王书〉手稿影印本序》中又说：“那是我一生最闲暇的时期，也是我最努力写作的时期。在那时期里，我写了约莫有一百万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