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城革命军总部。
看到神情恹恹的范传甲进来，早就在书房等得不耐烦的熊成基和柏文蔚急忙站了起来迎接。熊成基几个大步走上前，一把抓住范传甲的胳膊，急声问道：“传甲兄辛苦你了，王进怎么说的，答应了没有”
范传甲满脸沉重的摇了摇头，不待脸色大变的好友说话，急忙解释道：“《光复报》是不可能留个咱们，但他也没把口子堵死，还留了几个办报的人才给我。不过……”
熊成基和柏文蔚互相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失望之色。没了《光复报》大力帮着摇旗呐喊，革命军的声势定会下降不少。尤其对于一直都是革命军中坚力量的原新军势力，没了宣传上的优势是一个不大不下的打击！
还好王进没有一怒之下与革命军彻底断绝关系，留了一份情面，也为新军办自己的报纸留下极为稀缺的人才。虽然对没能掌握《光复报》很是遗憾，但目前的情况还在他们可以接受的范围。
这时看范传甲神色好象有未尽之言，柏文蔚急忙向熊成几业使了个眼色，然后拉着风尘仆仆的范传甲坐下，边休息边聊天。他和范传甲也是老熟人了，甚至比熊成基都熟。范传甲1904年2月来到安庆，参加新军驻安庆常备军，与柏文蔚等组织“同学会”，任马炮营正目，宣传革命思想，组织一批有志之士，准备武装反清斗争。1905年，在柏文蔚等同志的引荐下，加入中国同盟会。两人关系匪浅，哪能不知道对方是如何脾性？
在两位老友面前，范传甲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一五一十将自己在城外拦住王进之后，所说所做全盘托出，最后不无感叹道：“我们革命军，实在亏待人家了！”
“王进的才干我明白，确实是咱们亏待了他。可是为了革命军的团结，我也是无奈得很呐。”熊成基脸上的尴尬一闪而过，而后迅速的恢复平静，好奇问道：“他真的如此认为吗?”说着，打眼去瞧柏文蔚的神色，想看看他对此是什么看法？
“是个难得人才啊！”柏文蔚皱眉沉思片刻，感觉王进的说法十分有道理，不由得蔚然感叹道。同时在心中第一次有了些后悔，自己没建议熊成基留下王进，是不是自己做错了？范传甲苦笑着点了点头，见柏文蔚蓝如此作态，脸上的郁闷神色更甚三分……
原来，王进为了革命军坚持得更久一些，在和范传甲谈话之时，不免将后世对于‘辛亥革命’前后的局势分一一道出，希望革命军能从中得到启发少走弯路。虽说现在的情况肯定与历史上不同，但改变的只是局部历史，大势上还是和历史上基本一致，这就极有借签意义和实际作用。
后世历史学家对辛亥革命前后的这段历史研究不少，也得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结论。王进穿越之前恰好正痴迷于一本民国架空历史小说，对此倒是印象深刻。再结合此时满清的实际情况，得出一个‘目前并不是推翻满清王朝最佳时刻’的结论。
首先，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由于农业歉收，以及随之而来的粮价飞涨，湖南、湖北、安徽等地爆发了多次民变，民党、会党均参与其中，新军中的部分部队被清廷派去弹压民变，出身穷苦的普通士兵亲眼目睹了朝廷的腐朽，对民间疾苦感同身受，这就为革命的全面爆发准备了舆论和民心基础。
等到武昌革命军枪声一响，顿时一呼百应。而这，正是安庆起义所不具备的先天条件之一。现在虽说不上风调雨顺，但无论是士兵还是百姓，均未被朝廷逼到绝路，只要有口饭吃，很少有人会提着脑袋造反，想要天下一呼百应，百姓望风影从，似乎有些强人所难。
其次，辛亥革命之所以由新军发动，并得到多数清军响应，一半是因为民党的煽动，而另一半则是因为军饷的降低以及无故的拖欠。不唯湖北军队如此，便是其它省份的军队，无论是新军还是旧军，也多半面临着军饷拖欠的问题。没钱没粮，谁还肯为你卖命？
那时的清朝财政，实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所以，与其说辛亥革命是一场革新的起义，不如说是一场因闹饷而激起的兵变，至少在前期是如此。这也正是安庆起义所欠缺的，至少在安庆城里，军饷的发放还是足额的，这从参加起义的军队人数就可得到佐证。暂编第三十一混成协官兵总数为四千四百余人，主动参加革命的只有两千人左右，以巡防营为首的旧军几乎没有成建制倒向革命的，至少在旧军士兵看来，朝廷还没到“天怒人怨”的时候。
最后，辛亥革命之所以在爆发后迅速由一场兵变演变为波及各省的全面革命，完全是因为曾对朝廷寄予厚望的“立宪派”调转了枪口。出于各种目的，不少封疆大吏也是立宪派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所以，当清廷那搞笑的“皇族内阁”成立之后，立宪派便已完全死心，转而开始与革命派取得某种默契，当发现朝廷已虚弱不堪时，便果断的参加了“革命”。
这，正是安庆起义最大的先天不足，没有各省的纷起响应，单靠一省之力，很难撼动清朝统治根基。后世有言“后装枪时代无革命”，没有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瓦解，革命很难取得成功，现在的“立宪派”人士，正眼巴巴的等着朝廷施舍下一个“立宪议会”，至少目前来说，他们是不支持革命的。因为革命就意味着战乱，意味着旧秩序的崩溃，意味着利益蛋糕的重新划分，这不是他们所愿意看到的。
所谓“时势造英雄”，顺时而动，才能事半功倍。
如果用一句教科书式的话来总结，那么现在的社会形势便是“革命时机尚未完全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