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地已经放假几天了，留守在工地的人不多了。据说这片工地上，以前有三十多个湖北人，现在没有几个人了。有三对夫妻：老刘两口子、老王两口子，他们的年纪和陈叔不相上下，所以我叫他们叔和婶。还有一对夫妻，小两口还不到三十岁，居然也跑到建筑工地上来做小工。像他们这样的年纪，那个女的说，在工地上班，比在工厂自由。还有一个周婶，她是一个人在工地干活的，老公在另一个城市的建筑工地。还有一个刘婶，她一个人在工地打工，老公在老家种地。晚上我们过去以后，工地上也才十一个人。不知道是因为二00一年的冬天特别冷的缘故，还是因为工棚没有挡风的门，晚上的工地特别冷。坐在屋子里面，脚底都有一点发凉。不过，这个时候的工地却是热闹的。人们在这个时候，谈论的话题，无一例外是与过年有关。老刘两口子一边同大家伙儿聊天，一边忙着收拾行李。他们买到的是年二十六的车票，明天一早，还得赶去车站坐车呢。两个人，行李足足收了四只编织袋。收好了袋子，老刘又弄了两根棍子，说挑着行李上路，走路才快。
我们一群人聊到很晚才睡觉。虽然我刚去，但是他们谁也没有把我当成陌生人，我当然也没有把他们当成陌生人。都是湖北人，大家就觉得特别亲切。快零点的时候，聊累了，眼皮也在打架了，我才和周婶挤在了一张床上。床就和工厂里面的单人床一样大小，一人睡一头，还能挤两个人。等我睡好了，周婶才拉下了床帘。可是躺在床上却还是睡不着。床下垫的被子太薄了，背心像睡着一块铁一样凉。盖的被子也是很旧的，虽然很厚，压在身上有一点份量，可是还是不暖和。幸好是两个人睡觉，可以相互取暖。躺在床上好久了，感觉被子也暖和了，于是睡下了。工棚晚上并没有关灯，偶尔半夜醒来，睁开眼睛就能看见那一抹灯光。这一抹灯光说不上温馨，却在那几个寒冷又漫长的夜里，温暖着心灵。
第二天一大早，就被一阵轻轻的声音吵醒了。天已经亮了。老刘两口子，正忙着把编织袋提出来，他们准备出发了。工友们这个时候也醒了，不过因为天气太冷，只敢穿了衣服，却依旧捂着被子，从床上露出半个身子，拉开床帘，对他俩说：“这样早就走啊？”老刘说：“现在坐车的人多，早一点出去进站，时间才充足。”说着，老刘拿出昨天晚上准备好的两根木棍，递了一根给老婆，自己先用木棍挑了两只重的编织袋在肩上，他老婆跟着也挑起了袋子，夫妻俩一人挑了一个担子，离开的时候，同大伙儿打招呼：“我们走了，明年见。”大家都回应着：“明年见。”工棚里面又少了两个人了。
来到了工地住了一个晚上，不得不说一说工地上的床帘了。在男女混居的工地上，每张床都挂了厚厚的床帘。小小的工棚里面，密密麻麻地住着夫妻俩、光棍男人、单身女人。不过同一个工棚里面的人们在一起居住着，都相安无事。或许这是因为人的最后一丝道德底线，以及老乡情感在约束着大家，不要逾越道德底细吧。晚上睡觉的时候，各自把床帘拉下来，一张床就变成了一个小家庭。早晨，大家都拉起了床帘，露出头来，说着一些不伤大雅的话。住在我们对面的，就是那对年轻的小夫妻。说是对面，其实两张床之间，只隔着一条窄窄的走道。女的起得早，男的却还要睡懒觉。女人早已从床上探出了半个身子到床外，可是男人却还裹在厚厚的被子里面。他们的床帘就没有打开，只露出了一条缝，那条缝刚好够女人从床里面探出半个身子来。挨着他们夫妻俩的床位的，是老王夫妻俩。挨着周婶床位的，是刘婶的床位。刘婶的床位和一个单身男工的床位挨着。因为她俩是单身一个人在工地，所以床位靠着里面。或许，这些工地上的大男人，也懂得保护自己的女老乡吧。在工地上住了一个晚上，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工地上单身的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床铺都在同一排，两夫妻的床铺，又在同一排。想起来，工地上的这种生活方式，有点接近原始社会的群居方式。而在这种群居的生活方式中，我们找到了人类最原始的善良。
在床上窝了好久，终于有人从床上爬起来了。原来时间不早了，九点多了。于是，工地上的人，陆续起来了。有的人出去吃早餐了，有的人嫌外面太冷了没有出去。周婶也起床了。用她那把旧旧的塑胶梳子梳好了头，然后把梳子递给我。我见她递了梳子给我，也就没有去找自己的梳子了，用她的梳子简单地把头发梳理了一下。见我梳好了头，周婶从床底下拖出一只热水瓶，朝脸盆里面倒了一点热水。水不多，仅够打湿毛巾。水并不热，我俩就用毛巾沾着盆子里面的水洗了脸。不过，从头天早晨离开东坑，到那个时候，一天一夜时间过去了，我还是第一次接触到热水。她告诉我，这瓶热水还是前天烧的，一瓶水用两天。工棚里面没有厨房，工地上的简易厨房在另一栋楼，放假了，连简易厨房的大门都上了锁。周婶烧这一瓶水并不容易，烧水用的木头是她在工地上捡回来的，烧水的锅还是以前的工友留下没有带着的。我看了看那只锅，外面黑乎乎的，一看就知道这只锅的历史悠久，不知道它从哪个工地来，还会被带到哪一个工地去。
洗完脸，我问周婶：“要不要出去吃早餐？”周婶说：“不吃了，等一下饿了，早餐午餐一起吃。”说着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只没有做好的鞋垫，开始一针一针地扎鞋垫。我坐在床边上同她说话。她告诉我，她的孩子十五岁了，在老家上学。老公虽然没有来广东，却一直在附近打短工，也没有时间顾及到孩子。孩子是爷爷奶奶带的，一个好好的孩子，被爷爷奶奶宠坏了，不爱学习，只爱打游戏。她在工地辛辛苦苦地挣钱，就想多存一点钱供孩子读书，可是眼看这个孩子混到初中毕业就不会再去上学了。说这些话的时候，她看上去很伤心。我对她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不用想太多了。她说：怎么能不想呢，她就这样一个孩子，只让他读到初中毕业，太对不住孩子了。我说：其实读书多的人，踏入社会就不一定混得很好。或许你的孩子比别人少读一点书，早踏入社会，以后还比别人更有出息呢，这是谁也算不到的事情。周婶说：如果孩子真的不读书了，她就把他带到广东来，学个泥水工什么的，一定得有一样本领，以后才能混到一口饭吃。想起来，周婶也不容易。她在工地上开铰车，一个月工资八百块钱。我问她：开铰车难不难，安全吗？她告诉我：开铰车不难，不过要有证人家才让你开。弄一个证要几百块钱，这笔钱是自己掏的。这份活儿挺安全的，就是坐在地上，看见地面上的装卸工人把水泥砂浆装好了，按一下电动按钮，水泥砂浆就会沿着钢丝绳上到楼上去了。原来她说的铰车，就是工地上运送材料的简易电梯。我在想：如果某一天电梯突然失控了，从高处坠下来，说不定水泥砂浆就会砸到她的头上来。不过，我也是杞人忧天罢了，在工地上，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大概也只有十万分之一吧。而且就算发生了，水泥砂浆也不一定就砸到她的头上来了。如果真砸到她的头上，那也只能说是天意了吧？建筑工地本来就是一个不安全的地方，不过那样多的建筑工人，不也是活着来打工，依旧活着回去了吗？整天在工地上开铰车，想来也是一份辛苦活儿。不过，让我羡慕的是，她一个月能挣八百块钱工资。我在广东混了一年，只有在天志厂的时候，才挣到了八百块钱工资呢，不过最后被工厂东扣一点西扣一点，拿到手的就没有八百块了。周婶的八百块钱，不用扣一分，拿得干脆。所以，在她说一个月能挣到八百块钱工资的时候，有那么一霎那，我甚至想：如果能弄到证，我也跟着周婶去开铰车好了。这件事情多简单呀，比呆在工厂里面，面对形形色色的人，要简单多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只能是想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