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六世纪开始，西欧地区法兰西部落最先进入贵族奴隶社会。公元11世纪英格兰最后进入贵族奴隶社会，直到十八世纪之时西欧地区仍然为贵族奴隶社会。
所以对于历史划分来看，十八世纪法兰西部落大革命实为开启欧洲历史的先河。
然而结束贵族奴隶社会，并不是一蹴而就。
在一千几百年的贵族奴隶社会中，罗马天主教教会及各部落酋长之间、罗马天主教教会内部、奴隶与罗马天主教教会及各部落酋长，这三种关系是构成贵族奴隶社会改变的基础，力量是此消彼长的。
从单纯的罗马天主教教会一边倒的碾压，到各部落酋长开始反抗影响罗马天主教教会，再到各部落酋长及奴隶对罗马天主教教会的进行限制，再到各部落酋长及奴隶产生信仰分化，最后就是罗马天主教教会彻底转型。
十八世纪就是处于一个各部落酋长及奴隶产生信仰分化的时代。
也正是在这个时代才会有新思想的出现，才会出现新思想的讨论，尽管还是会有各种打压。
这就像夏商之后的周朝代，春秋与战国时代，新思想不断出现。
一些人就会思考未来的方向在哪里？
未来应该怎么解决这样的混乱？
根据不同的见解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也就形成了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的社会现象。
与两千多年前的中华不同的是，中华是开创性的思想，而西欧地区是承接性的进步。
西欧地区之所以没有沦落到蒙古的命运，一是因为其贵族奴隶社会的根基太深，提出了解决权力家族化世袭的方案；二是建立起一种掠夺式的经济模式。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西方没有解决深层次的贵族奴隶社会残余，及建立起的掠夺式的经济模式。
也就是没有解决财富家族化世袭的问题，最终也逃不过历史发展的周期律。
而西方本身依靠的是强力获得其经济优势，所以其历史周期律不会有一个过程的波动起伏，只会像蒙古、英国一样逐渐衰落。
从十八世纪开始，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唯物主义逐渐成为主流，相对应的就是以宗教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的衰败。
但是以自然科学或者是社会科学来认识世界，还是以宗教或者来认识世界，始终是影响历史走向的两条主线。
由此产生不同的流派，也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
但在规律面前、在事实面前，任何学说都要经受时间的考验。
某一种学说或许一时可以诱惑成功，但是在时间的检验中会使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自然科学的发展，如地球围绕太阳转、太阳非常多，在今天看来如此简单的常识，在当时犹如惊天骇浪。
这种说法不仅罗马天主教教士听了咋舌，就是当时其他人也认为是太过于惊悚。
牛顿的万有引力，也使得星命之说、魔术方法不攻自破。
据说英格兰的弗朗西斯·培根为规定科学方法的第一人，他认为研究万物本身，应该排除各种模糊的字义，如“湿”“干”，“物质”“形式”。
这也为后来界定事物概念的含义内涵外延，提供了一种方向。
一些有识之士直接批评当时的罗马天主教教会及各部落政务，尤以法兰西的伏尔泰能够针砭时弊，其所攻击的弊病在法兰西大革命后一扫而空。
伏尔泰终身坚定的主张依赖理性及信仰的进步，尤其激烈的攻击罗马天主教教会专制，反对理性与改革，实为各种进步最大的障碍。
狄德罗所著《百科全书》，出版此书大费周折，盖因为此书所攻击的是罗马天主教专制、苛捐杂税、贩卖奴隶、苛虐刑罚等，并竭力提倡自然科学的研究。《
百科全书》立论平和，但是其主张非常有力，昔日罗马天主教唯心主义的神学哲学因之失势。
罗马天主教最后得到改良，也不能够不归功于伏尔泰及狄德罗，但是即便如此其邪恶的本质仍然没有改变。
伏尔泰及狄德罗为对社会弊病的批评者，而孟德斯鸠为当时部落贵族奴隶社会的维护者。
其“法意”一书中的观点，诸历史政制为特种时势所造成，所以政制的组织应该适应当时的情势。
对当时制度批评除伏尔泰外首推卢梭（1712-1778），卢梭的主张与伏尔泰及狄德罗不同。
日后新思想都是这三派演化出来的，一派是伏尔泰及狄德罗（百科全书）向前看唯物主义派；一派是孟德斯鸠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维护体制派；另一派是卢梭的向后看的唯心主义派。
卢梭的主张认为当时的社会问题不是思想太少，而是思想太多；人们应该依赖感情，而不是理性和脑力。
又提出西欧当时的文化思想太多了，不如返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为好。
从其根本的这几条来看，其思想更多是基于其内心的幻想，而不是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
后卢梭又写了一本教育类的书籍《爱弥儿》，认为“天生万物莫不优良，一经人手莫不退化···欲保存天性之本来面目其道如何？
莫如无为····吾人之智慧皆奴性之成见也；吾人之习惯皆仰制天性之具也。
文明之人皆生死于奴境者也。
生为衣所缚，死为棺所囚；一生皆受制度之约束”。
这有点类似于无为而治的理论，也就是自由放任的意味，但是最后却成了乌托邦的鼻祖。
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同动物有区别。
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不在于能够获得马斯洛第一层次的极致，而是能够追求第二层次、第三层次、第四层次及第五层次。
在西欧地区各部落贵族奴隶社会中，受到压迫的奴隶是非常渴望获得一种能够解脱的生活的。
所以卢梭的主张受到底层的欢迎，具体如何实现那是一回事，但是起码给了奴隶们一种期许。
不久后又有人类自然平等及参与政治权利的主张，当时为大众所倾动。
其《民约》也详细论述了这种主张。
“人类生而自由者也，而今则处处皆受束缚。一人自以为他人之主人，而其为奴隶也则较他人为尤下。此种变迁何自来？吾不知也。此种变迁何以竞成合法之举乎？则吾能答之。”
卢梭认为这种变迁原始于民意，但是统治权当属于人民。
人民虽然可以设酋长治理部落，然而立法的权力应该被人民所操控，人民有守法的义务。
日后法国大革命第一次宪法规定法律之意义为“民意之表示”，便是受到卢梭学说的影响。
既然法律为民意的表示，人民有立法的权力，而立法便需要人民的代表。
人民的代表如何产生？那么就要进行选举，根据地区及人口！
近现代思想活动无不是从十八世纪开始，伏尔泰狄德罗所主张演变成为了后来的所谓的右派；而卢梭所主张后来演变成为了所谓的左派；孟德斯鸠所主张逐渐演化为西方为过去扩张辩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及西方所宣传背后的歧视逻辑来源。
而在那个年代的力量无不在这两派中寻找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例如罗马天主教就是右派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极力维护者。
如果论左右两派来说，没有一派是可以独自支撑一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只有两派互相在竞争中互相成长，才能够使其派别能够存在。
任何一个社会只拥护一派主张都是极端行为，早期的西方便是以极右派及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其学说，结果是引起民众的不满，导致左派可以发展起来。
左派能够发展壮大，其根源于右派的极右思维及社会达尔文主义。
最终迎来的反弹便是极左的产生，对右派势力的震撼，才使得西方加以改善民众的生活工作条件及放开参政限制。
如果一个社会能够持续有效的运行，必然要容纳中右和中左两种派别，只有在竞争中才能够使得彼此进化，而不是退化。
这两派代表的社会力量，也才能够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都享受到自身能力范围内的利益。
这就是当今西方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就长远来说如何延缓历史周期律，不使短期内出现社会动荡，就需要解决财富家族化世袭（推恩令）。
无论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形式，所有政治构成要素中最后都能够归结到财富这一点上。
而财富的持续世袭，同权力的持续世袭一样有害，迫使社会缺乏创造力，最后达到一定水平也会像中华历朝历代一样出现大变动。
十八世纪还有意大利半岛地区的贝加利亚（1738-1794），其所著《犯罪与刑罚》一书影响巨大。
贝加利亚主张审理案件应该公开，证人与被控者应该当面对质；秘密指控他人的案件不予受理；
不能够有刑讯逼供，强迫别人承认有罪。并主张废除死刑一是死刑阻止犯罪的力度不如终身监禁，二是死刑的残酷足以败坏观看者的道德，例如活活烧死等等。
贝加利亚强调刑罚应该基于一定的宽大，应该以犯罪危害社会的危险程度来衡量；
贵族官吏犯罪的刑罚与平民一样；
抄没财产应该废除；
因一个人犯罪，而追究他的无罪的家人，与理不合；
惩罚犯罪不如阻止犯罪的发生，欲阻止犯罪最好是将法律明示民众，确定犯罪的刑罚；
然而一切阻止犯罪的上策，就是振兴教育，开启民智。
十八世纪亦有对于各部落对于商业的管控的批评，有自由放任主义一说，又有亚当斯密的所谓国富论。
然而其讨论的水平虽低，但是终究是对西欧过去密封的贵族奴隶社会掀开了一条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