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故居和纪念馆
概况
任弼时故居和纪念馆位于汨罗市城南的弼时镇唐家桥。2005年11月，这里被中宣部公布为第三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故居坐东朝西，系砖木结构，为三进三间两偏屋，9个坍池，占地3800平方米，共有大小房屋37间，全部房屋为青瓦覆盖，三合土地面，背依山丘，门临池塘，院内古树参天，四周竹木林立，属典型的清代江南院落民居。中堂门额下“望重龙门”、“光照壁水”两块御匾，昭示着这书香门第昔日的辉煌与荣耀。大门上方挂有邓小平1980年手书的“任弼时同志故居”黑底金字匾。
前进堂陈列着任弼时仿铜石膏胸像，两边墙壁挂有毛泽东等人的亲笔题词；二进中厅悬有赵朴初手书“浩气长存”巨匾。三进正厅设纪念室，挂有任弼时遗像，并陈列有任弼时逝世时机关、团体、学校敬献的花圈。北屋是任弼时家的住房。南面堂屋于1988年拆除并改建为4间陈列室，陈列室分为忧国忧民探求中国革命真理、反帝救亡领导革命青年运动、西征北上夺取长征胜利、坚持抗战宣传党的正确路线、竭尽心力参与党中央重大决策、骆驼精神在人民心中永放光芒六个部分。
任弼时纪念馆就坐落在故居东侧的月形山上，纪念馆占地面积达8万平方米，由展览区、纪念区、服务区、休闲区4大部分组成。展区采用现代化陈展手段，展出了实物和图片400余件。纪念区新建了任弼时铜像广场和雕塑广场。
任弼时
任弼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任弼时原名培国，湖南湘阴（今属汨罗市）人。从小目睹了风雨飘摇中的祖国和人民大众痛苦生活的任弼时，曾在作文中写道，“世界之人皆以自立为要，吾国四万万同胞，欲保国家非自立不可”。
在长沙求学期间，任弼时结识了同在长沙求学的毛泽东。随后，任弼时积极投身到毛泽东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他利用暑假，回到家乡演出文明戏，向当地群众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1920年秋，任弼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5月，任弼时和萧劲光、刘少奇等离上海赴苏联留学，成为十月革命后中国最早赴苏留学的先进青年中的一员。
1922年1月，任弼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年后，他结束了莫斯科的学习生活，回到了上海，后担任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1925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任弼时是全党的第一个军委的三名委员之一。此后各地军委陆续建立起来。1928年与1929年，任弼时两次被捕，敌人对他施用了最残酷的电刑。后经过党的积极营救和夫人陈琮英四处奔走，任弼时才得以出狱。
1934年7月，为实现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党中央命令任弼时以红6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与萧克、王震率部西征。经过87天艰难的斗争，任弼时等人率部跨越白区几千里，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终于与贺龙的红3军会师贵州。两军会师后，在任弼时等人的领导下，创建了拥有百万人口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的两次“围剿”，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中央红军北上之后，作为中国唯一红色根据地的湘、鄂、川、黔根据地，有力地钳制和分散了国民党对中央红军的进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1937年4月，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和彭德怀、朱德一道率部奔赴山西抗日前线，参与了平型关战役等抗日战争的重大决策，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1940年，任弼时回到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不久，党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中央书记处，负责处理日常事务。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的方针，任弼时组织和发动干部、战士、群众，在陕甘宁边区开展经济建设和民主建设，不但克服了敌人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而且逐步实现了完全的自给自足。
1945年春，任弼时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1947年3月，蒋介石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人组成前敌工作委员会，转战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斗争。而此时的任弼时已经患有严重的高血压，身体每况愈下。后来，毛泽东回忆那段辉煌岁月说：“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斗争”。
任弼时同志忘我地工作着，但30年艰苦的斗争生活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加以曾经两次被捕，遭受敌人的拷打和电刑，他终于积劳成疾病倒了。在病中，他还代表中共中央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亲自为大会做了政治报告，他语重心强地对青年们说：“我们已经把一个旧中国打垮，那么，你们呢？”由于病情恶化，他不得不中断报告，由别的同志代读。
党中央考虑到任弼时同志的身体况，派他到苏联治病疗养。病榻前，当收音机传来毛泽东庄严的宣告，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的时候，病中的任弼时笑了。虽然他本应站在天安门城楼，去检阅那滚滚的铁流，去倾听人民那如潮涌般的欢呼，可是病魔无情地击倒了他。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千古憾事。
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去世了，像无数革命先烈一样倒在自己战斗的岗位上。叶剑英曾这样评价任弼时：“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而有艰辛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红色伉俪
任弼时和陈琮英的婚姻，是包办婚姻中最落后的一种——指腹为婚的“娃娃亲”。虽然如此，他们夫妻感情深厚，同甘共苦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堪称红色伉俪。
陈琮英比任弼时大两岁，12岁时，父亲便把她送到任家，做了童养媳。1915年任弼时考入长沙第一师范附属高小读书，基于任家贫寒，陈琮英主动提出外出打工挣钱，资助任弼时读书。在任弼时临行去苏联前，他叮嘱陈琮英今后要在社会自立，一定要学习文化。18岁的陈琮英牢记于心，在任弼时走后，她进入长沙一所半工半读的职业学校，一边学习缝纫技术，一边补习文化。
分别6年后，两人再次相聚，在上海一个简陋的小亭子里举行了婚礼。陈琮英刚到上海时，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一副乡间妇女的穿戴，显得土里土气。任弼时不但不嫌弃，反而安慰说：“琮英，你初到上海，对这里的环境陌生，慢慢会习惯的。”为了让妻子尽快适应，他还交给陈琮英秘密交通员的工作任务。
1928年秋，任弼时奉命去安徽巡视工作，却遭到敌人暗算不幸被捕。陈琮英一听说他被捕的消息，立即抱着襁褓中的女儿小苏明爬上了一列开往长沙的敞篷煤车，强劲的冷风吹着母女俩，一路折腾，结果小苏明不幸染上肺炎死了。由于组织上的积极营救，加上敌人找不到什么破绽，1929年3月，任弼时被无罪释放了。
1933年5月，任弼时被派往湘赣边区工作。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当时，任弼时和陈琮英的儿子“湘赣”只有几个月大，他们只得忍痛将孩子寄养在老乡家。新中国成立后，陈琮英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跑遍了整个湘赣地区，也没有找到儿子。
长征路上，陈琮英又产下了女儿“远征”，可产后没几天，部队又要开始艰苦的行军。任弼时对陈琮英说：“把孩子留给苗家兄弟吧！”红军战士闻讯后，坚决反对将“远征”留在苗区，争着要求背远征行军。就这样，“远征”留了下来。
任弼时缝了个布袋，把“远征”背在背上，一手搀扶着产后孱弱的陈琮英，一手拄拐杖，跟着部队前进，顺利到达陕北。
任弼时经常带病坚持工作。陈琮英看到任弼时工作太劳累，为他的健康担忧，劝说道：“明天再忙不行吗？”任弼时却摇摇头说：“不行，明天还有明天的事呢！”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因劳累过度，突发脑出血，抢救无效，与世长辞，年仅46岁。陈琮英热泪纵横，她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好好抚育子女，让他们继承你的遗志，继承你的事业，你安息吧！”从此陈琮英独自挑起了养育子女的重担。
2003年5月31日，陈琮英走过了102年的生命历程，静静地去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