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纲目光复杂地看了看王秀，稍加犹豫才道：“我看还是稳妥点好，不如先在淮南、江南四路选择军州实行，然后再向四川、广南各路推行。”
王秀深深地看了眼李纲，果然和沈默估计差不多，李纲也没有别样心思，毕竟两浙路的成果有目共睹，辐射到东南大片地区，隐隐形成既得利益阶层，谁也不会贸然反对。
你要敢东既得利益阶层的蛋糕，后果是可想而知，史书上多少英杰人士，被这股势力控制的文人集团，描述的是那么的不堪，无论是商纣王还是王莽，到现代的隋炀帝、唐昭宗，史册固然为人所望，却又是让人恼怒的混蛋。
他之所以谨慎万分，并不是没有实力，也不是没有手段，而是不能得罪既得利益阶层。只能慢慢地对他们进行转化，让这些旧的利益阶层，逐渐发现是你挣得好处，从中的动心的利益，逐渐转变为新的利益阶层。
不过，他对稳重实施还是赞同的，毕竟全国各地情况不同，一旦有大面积的失败，肯定会遭到强力反对。量的积累是质变的开始，他竭力控制不良因素的扩散。
应该说他的新政不断进行调整，只要不涉及原则性问题，还是尽可能让大家一起得利。一句话，一片片区域实行，发现纰漏及时改正，不失为最好的手段。
唐格恐怕王秀有意见，这厮的手段同时心知肚明，发起疯来恐怕影响朝局稳定，急忙道：“李大人持重之言，但也稍稍慢了些。”
李纲颇为不悦，瞥了眼唐格，不紧不慢地道：“太急伤民，没看到两浙路富则越富，穷者越穷嘛！”
王秀心下一凛，李纲说的很有道理，资本发展的最初阶段，绝对是掠夺性质的，迅速积累财富造就一批既得利益者，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完成资本的质变过程。
社会转变过程中，需要大量财富集中，不可避免地造成两极分化，这是不可能避免的矛盾。发现到一定阶段，是社会最不稳定的，好在大宋行朝刚刚起步，并没有到矛盾最尖锐的时候，他还有时间进行调整。
但是，他来到的时代不同，虽然教科书上称资本主义萌芽，但经过多年的体会，书本和现实差别太大了，后世甚至连唐代家具名称都搞错了，谈何肯定当时社会发展？
什么是资本主义？不外乎别人的定义，他非常欣赏社会主义的称呼，甚至有种痴迷的追求。
在他的观念中，华夏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压根不存在奴隶社会，从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始终在封建社会。
战争中的俘虏成为奴隶，还有破财者成为奴隶，没有任何的人生保障，这就是奴隶社会？那贯穿所谓封建社会的殉葬，又怎样去解释？所谓奴隶社会的诸侯分封又怎样解释？
大宋时代应该说是非常开放，但有些失去人身自由的人，依然没有人身自由，甚至可以被自有买卖，难道和所谓的奴隶制有区别。如果说有区别，那就是文明不断发展，过去杀那些所谓贱民，只是受到道德指责，现在需要付出一只羊的经济代价，没有本质的差别。
别的扯淡话就不提了，应该说他要发展的是，能在有生之年，看到社会的极大进步，大宋行朝能成为存在两极分化，却能达到有相对稳固的中产平民阶层，在君主统治下的的国家社会主义截断，这不是妄想，而是他一直努力的所在。
既然是资本积累截断，用资本主义称呼，他也能默默接受，不就是一个称呼嘛！
当代有海洋冒险精神，也能迅速接受新的理念，人们对土地概念相对单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确实存在。
但是，新兴工商阶层没有完全形成，只是一个框架而已，毫无财富创造财富理论，商人们只有赚钱的精神，完全没有整合发展理念，土地感念淡薄只是相对的，结果只能是经商赚钱，最后置办土地，稳稳当当地生活，希望后代子弟勤于攻读，晋升为书香门第甚至官宦世家。
思想上的禁锢越发的紧密，理学正在抬头，固然不是朱熹时代的大成，还有非常积极向上的劲头，却也逐步形成固步自封的枷锁。
尤其是遭受女真人的打击，对士人思想绝对是摧残性的，让他们更加排斥接受外界事物，陷入自我催眠的意淫幻想，形成循环往复的噩梦循环。
儒学发展到现在，已经进入新人创举，无法打破前人的制约，在一个自闭的圈圈内循环往复，最终走向灭亡。
打破这种宿命，就在于改变士人的思想，重新激发他们旺盛的进取精神，应该说是怀疑精神，打破那些条条框框，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断向前进取。
他所给予厚望的培养士子，打造新兴阶层刚刚开始，完全达不到实用的阶段，甚至非常的脆弱，轻敌冒进只能遭到保守势力的打压，被扼杀在成长状态。
或许，李纲并不是完全支持他，甚至有拖延的谋划，却不可否认其建议的正确性，避开主要矛盾循序渐进才是王道，一切以利益最大化为核心。
“李大人所言极是，我也是那么考虑，两浙路小有成就，并不代表改良的成功，还需要再试行才行，淮南、江南四路是富庶之地，完全可以当成大的试验场。对丁亩法、银亩法也可以在成都府路试行，那是天府之国，农耕尤为发达。”王秀很干脆的赞同，索性把成都府路作为另一个试点。
他的选择有一定道理，成都府路，土地肥沃，人口密集，可以说是人多地少，商业非常发达。
让人们免除人头税，把实物兑换成银钱，就算不会得到各阶层积极响应，反对声音而会很小。
丁亩法、银亩法，说白了就是把后世摊丁入亩、一条鞭法提前实施，利用大宋发达的经济，一举促成划时代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