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中国最穷的小伙子发财日记
2005年11月20日+星期日+阴
一个月过去了，我没能联系到一笔业务，而身上的钱，也早已用得精光。
今天早上，我坐公共汽车路过滨江路时，看见半山上有一个工地，有两台挖土机正在挖掘，但没有看见运输的车辆。
直觉告诉我这里有运输渣土的机会，我当即下了车，朝半山上的工地走去。
工地看起来很近，实际上要绕很大一个弯才能到，不通车，我沿着简易公路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才走到。
我向一个开挖土机的师傅打听工地的包工头，挖土机师傅叫我等等，说包工头一般下午才会到工地。
我就坐在工地旁的石头上，看着挖土机师傅“平场”。
深秋的阳光有些慵懒，我坐在石头上无精打采地苦等。
午后，终于有一辆白色丰田轿车沿着简易公路开了过来，车上下来了两个人，他们夹着公文包朝工地旁的办公室走去。
我连忙小跑着跟着他们走进办公室，恭敬地向两人递上名片，说明是来联系运输业务的。
其中一个人穿一件有四个兜的夹克，他戒备地看着我，不耐烦地说，渣土运输早就谈好了，叫我赶紧走人。
这是我经常遇到的结果，意料之中，我随口问他渣场在哪里，多少钱一车。
他说，180块钱一车，渣场还没落实。
我失望地退出办公室，突然心里一动：渣场都没落实，又怎么会有价格呢？
我心下雪亮，这回是遇到同行了。
这段时间通过联系渣土运输业务，我发现和我做同样工作的人其实很多。也难怪，空手倒腾，用别人的资源赚自己的钱，不光我一个人想得到。
我本来打算收场算了，但想起这个同行令人厌恶的样子，特别是他挥手让我出去的神态，好像他就是包工头一样，我决心和他斗一斗。我站在工地办公室的转角处，寻思着怎样才能拿下这笔业务。
根据这段时间我跑工地的经验来看，这个工地的运输业务应该还没承包出去，但也是近在眼前的事，这对像我这样的掮客来说，是一个应该全力以赴的机会。
正想着，只见一辆越野车直接开到了工地办公室的门口，车上下来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人。直觉告诉我，这才是真正的包工头，我连忙跟了进去。
里面那两个人正在向包工头递名片，四个兜的夹克向包工头介绍另一个人：“这就是我在电话里给你讲过的陈队长。”
包工头客气地请二人落座，以为我也和他们一起，请我也落座。
四个兜说：“他和我们不是一起的。”
我连忙站起来，也向包工头递了一张名片，满脸堆笑：我是专门搞渣土运输的。
包工头笑了笑，让我先到外面等等，回头和我谈。
我只好退了出来，心里想：也好，先谈的未必比后谈的有优势。
除了挖土机的声音，工地其实比较安静，他们三个人在屋里的谈话被我在外面偷听了个大概，越听我心里越不是滋味。
从他们谈话的内容得知，那陈队长就是分管这个片区的城建执法队的队长；而那四个兜，是陈队长的朋友。
熟悉渣土运输业务的人应该知道，城建执法队对一个工地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工地不和这类人搞好关系，出去一辆车罚你一辆车——渣车能有不掉渣的？
而这个姓陈的，就是专门干罚款这勾当的。
在我以前跑工地的时候，就听说很多城建的人私自联系渣土运输，今天我终于见到活生生的实例了。
再听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只要价格不过分，这笔业务我是没法拿下来了。
原来我还想和他们斗一斗，没想到还没交手，我就败下阵来。
我遭遇了传说中的资源优势。
我突然想起了前几天在另一个工地，我和土石方老板已经就价格达成了共识，但隔天他却以高于我的价格包给了另外一个人。看来，这种手中握有资源优势的人在每一个工地都或多或少地存在。
我沿着简易公路往回走，心里突然憋得慌，身上虚汗直冒。
难道我的渣土运输业务就到此为止了？
我原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不错的致富之路，但刚上路，就看见了前方的死胡同。
我感到了对未来的极度恐慌。
看了看时间，已经下午四点了，今天就只能这样了。我索性在路边找了块石头，坐下来休息。
我的脑子处于一种无意识的混沌状态，除了一些焦躁外，说不出在想什么。
手机突然响了，我看了看号码，是母亲打来的，我立即挂断，再回拨过去。
母亲问我在做啥子，我想了想，说刚和客户谈完事情，没事。
母亲在电话里有些支吾，我听出意思来了，她有些缺钱。
我说：“你缺钱我给你，明天先给你汇1000块回去。”
母亲高兴地说：“哪用这么多，500块就够了。这是以前买肥料时找邻居借的钱，原来讲定卖了肥猪还给人家，但他家有急用，只好来找你们了。”
母亲在电话里解释着，语气有些不好意思。
挂了母亲的电话，我赶紧给弟弟打电话，让他给母亲汇1000块钱回去。弟弟说他那里总共只有三百多块钱了，这个月维修生意不好，连带我给他的1500块钱都亏进去了。
我想了想，对弟弟说：“那就先打300块钱吧。”
这是多年以来，母亲第一次找我要钱。以前，我和母亲通电话时，都会问她是否缺钱花，母亲总是说不缺。问得多了，便知道母亲不会找我们要钱，她希望我们把钱留在手里干事业。所以有时候即使身上没钱，我也会大方地假意要给母亲寄钱，反正知道她会拒绝的。
如果不是遇到难处，母亲绝不会主动找我要钱。
但作为儿子，在母亲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却无能为力，这份内疚，让人难安。
我们兄妹共五人，三个姐姐已经出嫁，弟弟还没成家。
按农村的观点，嫁出门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三个姐姐都是“外人”。弟弟比我小四岁，又没读啥书，无形中，我就成了母亲心目中的顶梁柱。
但她不知道我这个顶梁柱是如此的潦倒，就连答应孝顺给她的钱都凑不齐。
在她的记忆中，我从那家上市公司出来后就和弟弟合伙开起了公司。她认为开公司的人就是有钱人，所以她常跟我在老家的那些乡邻说：“我两个儿子都在开公司！”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我想对母亲说我混得很差，但我真的开不了口。
母亲六十多岁了，我不想让她再操心。
在简易公路边的石头上，我静静地坐到了天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