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狂
在泰勒和布朗所讨论的三个领域中，第二个是一个人拥有一种错觉，认为自己有比实际更大的控制力。在一些情况下，人们表现出认为结果是受他们控制的情况，这些客观真实存在的情况其实很明显地说明他们的感觉是错误的。
发生在真实世界的大多数事件是足够复杂的，以至于几乎不能分析出是由多少原因导致了现在的这个结果。出于这个原因，去研究人们感知的因果关系其实是个挑战：如何评价什么时候他们是对的或错的这件事是困难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知道导致一个特定的结果的精确原因，我们不能衡量某人决定某事是什么引起的本身有多正确。所以，我们有必要去考察一个领域里的情况，在这个领域我们知道正确答案，这个领域就是：赌博。这里，实质上的努力已经成为扔骰子、转轮盘、打纸牌和操控其他任何产生随机结果的装置。当7出现在了骰子上（假定它们是公平的），我们知道这件事产生的原因“仅仅”是机会。
即使在这些例子中，人们也认为他们是有控制力的。大量的经典研究发现说明了这一点。詹姆斯·汉斯林（JamesHenslin）做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这个研究是关于玩骰子的出租车司机的。他报告说，如果人们想要高分，那么他们就会更用力地掷骰子；如果想要低分，则会更“简单”（轻柔）。这些相同的玩家建议研究者（这些研究者是作为一个“参与者的观察者”来陪玩的），在扔骰子的时候花些时间来“影响它”，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在扔骰子的时候对骰子嘟囔嘟囔（显然这些都没有什么效果）。不只是赌徒认为他们是有控制力的；在赌场工作的发牌者也会因为“走背运”而失业（在那个地方，就是这样）。
在这个领域中，埃伦·兰格（EllenLanger）早期的工作还是处于心理学的经典地位的。在其中的一个研究中，有两组被试，其中一组被试可以自己选择他们想要的彩票，而另一组被试则随机选择他们自己的彩票。所有被试每人都需要为这个彩票花1美元。（可能这些彩票一文不值，所谓的“彩票”是有着球手照片和签名的橄榄球卡。我怀疑这和真的彩票有很大不同，但是被试永远不会知道。）实验者在即将抽出获胜“彩票”那天去接触彩票持有者，并问他们打算把他们手中的彩票卖多少钱。实验者的实验预期是，自主选择了他们想要的彩票的人认为他们更有可能获胜，将会把彩票卖得比那些随机抽取彩票的人价格高。他们的确是这样的。那些自己选择他们彩票的人的彩票平均售价是8.67美元，而那些随机抽取彩票的是1.96美元。
在另一个研究中，兰格让被试进入一个屋子，随同进来的还有一个称为同盟者的人，这个人要么是穿着得体且自信的人，要么是穿着不合身的运动衫的害羞的人。（这说明实验心理学家也有幽默感，兰格把这些人称为“短小精悍的人”和“迟钝的人”。）实验者把不起作用的电极贴到被试的手上（来掩饰实验真正的目的），被试在和同盟者谈了10分钟之后，玩一个类似于“战争”（War）的简单纸牌游戏，在这个游戏中，每个玩家在一副牌中随机地抽出一张，谁抽的牌点数高谁获胜。在每轮游戏中，被试最高可以下注25美分。（这个研究在70年代早期已经做过。）人们在和“迟钝的人”对战时，要比和精明的人对战时多下近一半的钱的注。
有无数种对于这个现象的解释。常见的一个解释说明如下的一些事。如果你对自己的控制力有过高估计，觉得在你身边发生的一件好事与你有很大关系，然后你将更有动力去尝试这件事，并试图去使得一些事情按好的情况发展；相比之下，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控制力，那么你将不太会去尝试。这个看法获得了著名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Bandura）的支持，他经常引用，并写道：“对能力做出乐观的自我评价，这并非是不适当的，而是有益的，然而不真实的判断可能存在自我限制。”
我的意思是除了所有这些对令人尊敬的心理学家的尊敬，其他的都没有意义。对自己拥有的控制力过高估计，并因此高估把一些事做好的概率，不能改变这些好事情真正发生的概率，而这么做只会改变你去做这件事的概率。想象有两个不同的人，一个人倾向于高估自己，一个人则会正确估计自己。倾向于高估自己的人，认为自己可以很好地分配花费在某事上的工夫，而这个高估将会使他在错误的事情上浪费时间。让我们想一下下注的两个人。一个人乐观程度适当，会花1美元获得赢2美元的机会，这个概率是50%。而另一个人（可能是一个班杜拉的看法的献身者），会花1.5美元获得相等的即50%的机会，并不“限制自己”。显然，第二个人的表现更糟，但是那个对自己有“真实的判断”的下注者则好一些。
所以，选择怎样去做就像在玩“青蛙过街”游戏，把围绕在一个事实旁边的社会效果都抛开，这个事实就是你选择做出的事情，而非你想象的事情才能给其他人传递信息。在“青蛙过街”中，你不能通过想象获得任何利益，在一件不好的事情发生之前你真得做好防止它发生的准备，否则那件不好的事情就会发生。在对抗游戏“全世界”（TheWorld）中，我们再一次把我们对他人的影响放在一边，所谓“真实的判断”就是根据已有信息做出最好的猜测，并且选择会带来最高的期待价值的选项是你能做出的最好的事情。所以，在做非社会选择的时候，我们应该开始有一个期待，就是对于人或其他物种来说，他们的这种机制应该能最大化期待价值。
罗伊·鲍迈斯特和他的同事通过一些特别怪的视频游戏实验来探究这个问题。他们让被试来实验室玩一个飞机游戏，这个游戏是让一架双翼飞机围绕着一些障碍物飞。这与“青蛙过街”并无很大不同，只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陆地和水里。当被试玩完这个游戏20多分钟之后，被告知再去玩一遍，不同的只是这次如果他们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游戏，就可能获得一些奖金。但是他们得先做出一个选择。他们可以选择试着冲击实验者所设的时间限制，如果成功就会获得2美元；或者他们也可以选择一个更短、当然也更难的时间限制去冲击，如果他们真的能完成，他们可以获得的奖金将多于2美元。而且，实验中给予被试一些这种带有嘲弄意味的指导语：“现在，如果你担心你可能在压力下窒息，或者如果你认为没有什么可以帮你去冲击目标，那么你可能想安稳地玩完这个游戏，并且仅仅获得2美元。”高自尊的被试倾向于选择更困难的任务，即后者，并且平均获得25美分；而那些低自尊的被试，他们平均获得2.80美元。在第二个类似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这些有着高自尊的被试“极大地表现出在他们自己的身上下更大注，然后失败的倾向。”
再次把社会因素对做决定的影响放到一边，这些故事的寓意是，如果你对于你拥有的一种技能有过高的评价，那么只要裁判官是冷酷无情的现实，相比于对自己的能力有一个正确的评价，你的表现反而会更差，即使这些技能并不那么差。因此，基于正确评价带来的好处，任何对关于为什么应该高调地开始做事的解释，应该变为解释为什么人们应从低调开始做事。没有这种低调的情况，这个激发积极性的故事就没有逻辑，过度的乐观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其实，那不仅不好，而且不对。一个研究者对107个伦敦投资银行的交易者进行了研究，通过一个小游戏测量了交易者间的差异。在这个小游戏中有一张图，图上有一个单一维度的朝上或者朝下的曲线，图上只简单地标出了一个“指数”的字样。在这个游戏的过程中，交易者的任务是去使指数尽可能的升高。有三个按钮可以让他们去按，而且告诉他们这些按钮“可能”影响指数。但实际上，这些按钮没有作用，也就是无论哪种曲线，都是随机走的，不受按钮的影响。实验者要求被试评价他们自己在这个任务上的正确率，从而测量他们想象他们已经控制了任务的错误程度。
随后，把这个实验所测量到的结果和另一个独立的、关于他们每个人是多好的交易者的统计结果进行比较。那些表现出了较高控制错觉的交易者，挣到的钱较少，并且得到的关于工作有效性的评价较低。控制错觉程度越高，他们的工作成绩越差，就像在上述赌徒的实验中所得的结果一样。
那么我对控制错觉的解释是什么？我有两个想法。我喜欢第二个想法，因为第一个与我的主要观点并不直接有关，而且也不是我的观点。
如下所述是第一个想法，即很难把事情做到真正随机。这个问题对于那些想产生随机数的人，并且当然对于那些在赌场之中赌博的人一直是存在的。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没有什么人工制品是能真正随机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相对是不大的；根本做不出这么难做的东西。所以人类可能并不是为一个拥有完美的一副牌、一个骰子，和多米诺牌的世界设计的。如果我们的头脑真是为了这样一个世界而被设计出来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工具等物体将不仅仅是随机数的产生器，所谓的默认值会假定我们实际上可以控制小工具、纸牌和游戏杆，因为通常人们是这么认为的。在这种观点下，控制错觉是这种默认值存在的一个证明。
但是我更喜欢第二个想法，关于“宣传”。在事实发生前后，对于任何给定的结果，一个与技能的作用相反的效果将会对结果起多大作用，通常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在很多例子中，除了赌场和在心理实验室的特定的研究，人们很难或不可能对他们精确扮演的角色进行一个清晰的区分。那个射门是踢进去的么，或者是风的作用把它吹进去的？模糊性中存在着机会性。
轻信的极限情况是，去劝说其他人相信你比实际更有控制力是有益处的。来讲一个文学作品方面的例子，回忆马克·吐温（MarkTwain）的作品《误闯亚瑟王宫》（AConnecticutYankeeinKingArthur’sCourt），汉克·摩根（HankMorgan）说服亚瑟王相信是他造成了日食，从而使国王认为他有伟大的力量和影响力。
一个人通过维持拥有控制力的表现，就可能说服其他人。只要你说服其他人带来的这些利益大于你犯错的成本（这是我们倒霉的交易员没有碰到的一个情况），那么一个人受控制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最佳的乐观
关于积极错觉的第三个即最后一个分类是“不合理的乐观”。相对平均数来说，人们想象好的事情（如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取得成功）将会在他们身上发生，而坏的事情（如车祸）将不会。从统计上讲，这并不正确。
乐观主义弥漫于从琐事到影响人生的大事的各个领域。在琐事方面，一个研究者让1000个以色列足球爱好者观看两个不同的比赛，在比赛开始和下半场开始前对他们各做一次询问，让他们来预测哪个队将会赢。研究者让其中的一半人把他们的感觉放到一边“客观地来回答”，而没有给另一半这样的指导语。在比赛开始前，在没有获得客观指导语的被试中，有1%的人预测他们支持的球队将会失利。对于那些获得客观指导语的，这个数字攀升到2%。单看这些获得客观指导语的球迷，在半场结束后他们的球队以0比2或0比3（在足球场上这是大比分）落后，17%预测（正确地）他们支持的球队将会失利。另外83%的人则是我在将来要去找到并和他们友好地赌一把的人。
预测你的队伍的胜败，这种现象并非仅存在于运动领域。格兰伯格（Granberg）和布伦特（Brent）检验了一个人支持的政治候选人和预测他将胜选间的关系。这个研究利用的是对大众的调查数据，询问人们预测谁将会赢得总统大选，以及他们期待把票投给谁。研究发现在1952~1980年间，大约80%的人预测他们支持的候选人将会胜利。［1960年预测史蒂文森（Stevenson）、尼克松（Nixon），1980年戈德华特（Goldwater）、汉弗莱（Humphrey）、麦高文（McGovern）、福特（Ford）和卡特（Carter）胜选的人们都错了。87%的民主党人说他们将会把票投给卡特并预测他将会击败罗纳德·里根（RonaldReagan）赢得大选，但他们错了。］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记录记载了早期的一个经典的对乐观主义的研究，研究询问了258个大学生同一类问题，即相比于他们的同学，那些令人高兴的事情，有多大的可能性会在他们身上发生。问题中包含了未来有可能发生的积极事件和消极事件。平均来说，学生预测他们有50%可能会喜欢他们毕业后的工作，预测起薪是10000美元的可能是41%以上（这个水平的工资在文章发表的1980年是不低的），去欧洲旅行的可能是35%以上。消极事件方面，学生认为他们会出现酗酒问题的可能性不到58%，去尝试自杀的可能性不到56%，离婚的可能性不到49%。
在影响人生的大事上，人们也是过度自信的。在荷兰开展过一个大规模的研究，研究针对的是一个人对感染上艾滋病毒（AIDS）的可能性的估计，研究结果也显示了人们是过于自信的。实验征召了四个组的参与者，并且所有的人都被鉴定为在未来两年内较可能感染上病毒，而他们自己的评价并不是这样。回想下我已在这里回顾了的相关证据，相对来说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惊讶。但当我们考虑其中的一组参与者的组成的时候，我们会很惊讶我们得到的结果。这个组的参与者是从STD诊所中招募的，这些人在过去的6个月中“接触过卖淫者”；在这段时间里，这个组中的每个男性平均有过21个性伙伴（7个“私人的”和14个妓女），所有女性总共有超过500个性伙伴。也就是说，这些有着大量的性伙伴的人认为他们感染病毒的风险和从他们的年龄段和性别中随机选出的其他人是一样的。
乐观主义是一件十分好的事，它从成为一个有魅力的社会伙伴这种观点而来。如果积极的事情可能在我身上发生，或者，如果我真的能说服你，让你相信我认为将有好事在我身上发生，那么你肯定愿意把我作为朋友、同盟，或伴侣。不仅如此，还有关于对未来好的预测，即，他们在未来是不会错的，至少现在还没有。战略性的乐观似乎像一个明显合理的战略。如威廉姆斯和吉洛维奇所说：“人们不客气地去故意对他们自己成功的可能性进行过高的估计，他们的这种评价和真实情况相去甚远，而且没有实现的可能，或者没有即将实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