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的另一个调查中，埃尔莎·埃玛尔（ElsaErmer）和他的协作者探测了学生们的风险决策行为。富兰克林和马歇尔学院的学生需要在两个选项中做出选择，一个是风险项，一个是保守项。他们被告知他们的选择会被三种人（比自己地位高、比自己地位低和与自己地位一样的人）进行评估。这三种人分别来自葛底斯堡学院，史瓦兹摩尔和一个叫“普林斯顿”的地方（在学生眼中这是一个地位很高的机构，在新泽西州是不容被否认的）。
埃玛尔预期当男性被与自己同等地位的人（而不是比自己地位高或低的人）观察的时候，会选择风险的选项。他们发现，只有在被史瓦兹摩尔学院的人（相同地位）评估的时候，男性会选择只有33%的可能性得到60美元，而不选择100%的可能性得到20美元。有趣的是，在医学决定中他们并不会冒险，他们只会在获得金钱上追求风险。人们不是一味地追求风险或者是保持安全，而是要视背景和决策内容而定，这也揭示出了决策中的丰富机制。
我宁可没有偏好
上述的证据表明我们不能把偏好当作是一个在头脑中有记录的东西。决定是操纵不同的心理子程序的结果，而操纵哪些心理子程序要依据个体所做决定的问题。因此，每次选择不会是一致的，而是依赖不同模块的操纵方式。由于各模块会不同程度地依赖于背景、状态和历史，因此改变任何这些方面的东西都会让我们所观察到的行为发生改变。
很重要的一点是，问题怎样表达或者构成也会改变模块的激活，也就是说，“框架效应”可能是因为（至少部分因为）两个表面上不同的问题会激活不同的模块。经济学理论认为“相同的”东西，可能“相同”，也可能“不相同”，这是因为它们可能激活的模块不同。经济学理论认为两个问题的内容应该相同，因为经济只重视数学推导，但是模块系统把问题当成两个不同的问题（救活生命还是失去生命），这就是“框架效应”。
这个对于偏好的观点引发了与信念观点同样的问题。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还有偏好？在一些情况下，我们可能是有的。比如，广义上讲，我们偏好钱多。但是，一旦决策问题变得稍微复杂一点的时候，也就是更多的不同模块参与到决策中来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很清楚怎么做了。像萨拉·李金斯坦（SarahLichtenstein）和保罗·斯洛维克（PaulSlovic）最近说的那样，我们构建或者重新构建偏好的方式的不稳定性导致了偏好的多变性、不一致性，并且易受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因素的影响。偏好的选择大多不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确实，这种普遍的不稳定性决定了在大多数情况下，绝对概念的“真正”偏好是不存在的。
偏好反转研究得到的结论和我得到的结论很相似。他们喜欢用“工具”比喻信息加工的模块语言，但是意思都是一样的：工具箱中不同的工具需要不同的解释理论……由于不同的模块的激活依赖于个体的背景、历史和状态，因此个体很可能在一个领域很短视，但是在另一个领域却做深远打算。这不难想象，比如一个人不能拒绝核仁巧克力饼（在食物领域忍耐性低），但却会为退休攒钱（在金钱领域的忍耐性高）。实际上确有证据证明，在一个领域的忍耐性和在另一个领域的忍耐性没有很好的相关。所以，像约翰一样，他没有信念，但是却不能下结论说他是一个忍耐或者不忍耐的人。取而代之，要说约翰的心理是由许多模块所组成的，并且这些模块的忍耐程度是不同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学家在绕圈子。在一个很优秀的评论中，谢恩·弗雷德里克（ShaneFrederick）和他的同伴［包括乔治·罗文斯坦（GeorgeLoewenstein）］指出在过去，经济学家认为这些种类的决定是“许多心理动机斗争的联合产物”，这和我说的差不多。随后，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1937）反驳了这个观点，他认为人类没有那么多的动机，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单独的“折扣率”，也就是他多么有忍耐性。这里提到的忍耐性具有跨事件和跨时间的稳定性。人们后来评论了这个广为使用的模型，“事实上，人们检验了在这个说法上的所有假设，发现至少在一些情况下它是无效的。”作为一个经验主义的解释，“一个折扣率”的说法是错误的。所以，与“模块有不同的‘偏好’，并且会或多或少的依赖于背景”这个观点一致，他们得出了“跨时间的选择反应出了多种相互竞争、常发生的动机之间的交互作用”这一观点。我非常赞同。
经济学家大卫·莱布森（DavidLaibson）也以相同的模式提示了“消耗”是否“依赖线索”。我想马上消耗掉一个资源的程度，是根据环境的不同而变化的。像他说的那样，“如果冰块掉到不倒翁上的声音会有效地唤醒之前喝苏格兰威士忌的经历，那么这个声音会促使你产生现在想要一杯威士忌的愿望”。莱布森的说法也和经典的学习理论——行为主义理论相似。冰块与威士忌就像是巴甫洛夫的铃声与狗的食物。但是主旨思想却是和模块观点一致的：偏好的强度依赖于个体的历史与背景中的关键因素。
罗文斯坦和莱布森都不是从我说的功能性模块理论开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传统理论似乎都向一个相同的方向移动，或者至少远离了一个相同的地点——过去那些单一的观点。
确实，不同领域的不同观点汇聚于这一点：它们都认为偏好不会在头脑中像书中列表一样，而是面对不同的决定时即时构建出不同的偏好。在任何情况下，如果选择是不同模块活动的结果，并且所有的模块都会根据自己的进化逻辑进行操纵，那么人们的选择看上去不一致，甚至会出现反转就不奇怪了，因为没有特殊的理由让它们看起来一致。个体在一个背景下，在一个自身状态下，会开启适当的模块，然后这些模块的偏好会驱使一个人做出行为表现。在不同的背景，一个非常相似的选择可能是由不同的模块激活出来的。
所以，当你问我我想要什么样的笔的时候，你不要认为你只是问“我”想要什么笔，你是在问此时此刻被激活的那些模块。如果在背景中加一些信息，比如谁会在我之后做出选择，这些信息只要和一些模块相关，你就不能保证我会做出相同的决定。所以，背景可以激活忍耐模块或者非忍耐模块的方式也是类似的，在做决定的时候，背景可以影响所有决定的生成。
人们做决定的时候会紧张，因为此时此刻（这也就是偏好构建成决定的时候）模块之间发生斗争，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也就以这种方式组织自己的生活。在生活中可以用“锁冰箱”或者stickK.org帮助自己的行为，因为忍耐模块“知道”，当背景改变的时候，它们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抑制非忍耐模块。总而言之，它们“坚信意志力是不够的”，这也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内容。
忽略棉花糖的重要性
“自控”这一术语很奇怪，这与“自欺”一词出奇地相似。也就是说，什么起控制作用或者什么被控制，这些并不明显。当我把蛋糕放在冰箱里，这是“自我”在被控制吗？如果是这样，什么在起着控制作用？人们喜欢谈论什么关于“自我”的话题？是没事胡言乱语吗？
直觉告诉我，自控就是诸如此类的话题。“失控”就是做那些在短期内可以得到奖励或满足的事情。被“控制”更类似于是自己耐心地做那些可以取得长远收益的事情。
关于这种机制研究有显赫的历史，并且最近又掀起了研究热潮。我们首先回顾一下历史。
在20世纪60年代，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WalterMischel）做了一个影响至今的著名的棉花糖测试。给4岁的孩子们每人一颗棉花糖，并且告诉他们当自己想吃的时候可以吃，但是如果他们能等15~20分钟（时间可以略微改变），在这段时间内不吃棉花糖，那么当实验者返回时，就会再给他们一颗棉花糖。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些孩子正被给予了一种在两者之间选择的机会，这两者分别是即时消耗和超过20分钟便会得到100%收益的储存行为。这意味着，如果孩子被允许持续“保留棉花糖”的行为超过一年，效果叠加，这样的利率将造就一颗棉花糖等同于更多棉花糖的神奇现象。这更多的棉花糖则超过了现有的、曾有的，很有可能是未来直到宇宙能量终结的那一天存在的棉花糖的数量。
在棉花糖测试中，孩子们的延迟满足会通过延迟吃棉花糖的时间测量出来。这些孩子的表现有很大的个体差异，一些孩子会立刻吃掉棉花糖，其他的孩子会等时间到了再吃。米歇尔和他的同事进行了大量的进一步研究，探讨孩子延迟满足能力会预测关于孩子的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怎样预测一个四岁孩子是否可以过好他/她今后的生活？
确实很令人惊讶。延迟满足能力与家长们对孩子的评价有关，当孩子们成为青少年，家长的评价多为“回答原因”、“能够集中精力”和有能力处理压力。米歇尔总结一个发表的研究结果，“幼儿在4或5岁时，如果能够等待更长时间，那么在青少年期，就会获得学术和社会能力强、说话流利、逻辑性强、做事细心、有计划性，能够很好地处理挫折和压力等这些来自家长的评价”。更具体的是，儿童延迟满足能力好很好地预测出了其在SAT上的好表现。那些能让孩子保留棉花糖的技能或能力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孩子们试图避免棉花糖对他们的吸引，可能会帮助（或伤害）他们。如果你让孩子们认为棉花糖是极好吃的，他们将迫不及待地吃。但当他们考虑到棉花糖的形状时，他们可能会等待更长时间再吃。
从视线中隐藏棉花糖也是有帮助的，这样可以使孩子坚持的时间增加一倍，这个结果很明显地表明非忍耐模块的激活或抑制是依赖于当时的背景的。把棉花糖藏起来可以使“获取当地食物”的模块保持安静。
从棉花糖任务的结果看，人们的自控程度是可以练习的，自控能力能根据环境而改变，并且这种自控能力训练越多效果越好。
这个结论对成年人和儿童都适用。罗伊·鲍迈斯特和他的同事发明了一个评估成人自控力的量表，并且发现了用此量表测得具有更好自控力的人相对更少嗜酒和暴饮暴食，同时有更好的人际交往和更高的GPA。
鲍迈斯特和他的同事们一直致力于用创新方法研究自控。在一个实验中，一个已经至少三小时没吃食物的被试来到实验室参加一个“味觉研究”。被试进到一个屋子内，这个屋子旁有另一个屋子，屋内有刚烤好的巧克力曲奇，所以“实验室飘满了巧克力和烤曲奇的香气”。另一个桌子上有曲奇，糖果和小萝卜。一些被试被允许吃曲奇，一些可怜的被试只能吃小萝卜。然后主试给处于两个境遇的被试们一些不可能解决的问题。4个被试要在半小时之后才允许离开。
问题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的毅力被没吃到曲奇耗尽了，这个人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上会付出更少的时间吗？是的，一定会是更少的时间。没吃到曲奇的被试们大概花8分半钟解决问题，而吃到曲奇的被试们平均花了将近21分钟。
有一个类似的实验，被试们被要求在他们看电影时克制自己的情绪。然后被试们被要求做一些字谜游戏（这次，一些问题是完全可以被解决的），而且那些能克制自己情绪的被试平均做出了5个谜题，然而那些在看电影过程中允许笑或哭的被试做出了7个。
在这项任务的前期，鲍迈斯特和他的同事们提出了研究背后的逻辑。他们断定有“一部分自我”是用来“克制反应”的，有点儿像巴斯告诉它的肾上腺平静下来的时候。但当巴斯进行克制时，他感到疲倦，就像解决困难的词语问题，做重要的决定等等进行“自控”。巴斯，恰如任何小矮人，只有很小的“心理能量”。这些任务耗尽他的内心资源，而当他恰好不能继续时，“无意识的”系统，即身体，而不是精神，便开始起作用了。这导致更少的“努力”，更少的注意困难任务和更少的意志力。
如果你生活在启蒙运动前的时代，这些观点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如果你认为有从大脑中分离出来的“精神材料”，那么你的一些精神材料（如意志力是没有实际物质存在的），在当你不吃曲奇的时候就会被用完。
那么，也许有一些物理性的解释。在近期的一个研究中，马西凯博（Masicampo）和鲍迈斯特让被试分别喝普通的柠檬水和人工加糖的柠檬水。然后让被试观看一个有字幕的录像。其中一半的被试忽略字幕（有点像被要求自控），而对另外一半没有这样的要求。在这组任务之前，主试给了他们所有人不同的任务描述，在这组任务中，让被试从3个选项中进行选择，其中设置了一个干扰项。就像是那个关于选蓝莓派的玩笑一样。当被试喝完规定的柠檬水后，那些被告知必须忽略字幕的被试更多地受到不相干的第三选项的影响。作者得出结论，努力忽略屏幕上的字幕消耗了大脑中的葡萄糖，这是自控的起源。用柠檬水补充葡萄糖，这样自控再次成为可能。柠檬水对巴斯来说正如菠菜对大力水手一样。这个葡萄糖的观点就像是，如果你在笔记本电脑上运行微软表格软件5分钟，那么由于电池电量的消耗，你的网页浏览器将会变慢。
资源观点是以错误的直觉为理论基础的，想想可怜的巴斯，他试图指挥自己的大脑，遗憾的是，他却变得很疲劳。我喜欢那些把葡萄糖模型放在特定领域的方法，这些研究者们谈到，这种概念是“基于一种假设，这种假设是，如果葡萄糖是大脑的主要体液原料……那么葡萄糖在血浆中的变化水平将导致其在大脑中变化的水平，也因此影响神经元的功能。然而，这种概念的有力表达是源于它的常识性的真实感，而不是科学的证据。”他们得出结论：“葡萄糖导致的行为反应不应该被看作是由神经活动的简单补给产生的。”这是近期一个非常好的关于葡萄糖和心理功能的科学证据，并且该观点得到许多著名作家的支持，但是它“含糊其辞”，变成了一个“引人注意却可疑的概念”。
这些关于葡萄糖作用的极富批判性的观点，在那些知道一些大脑如何运作的人眼中是一样的。克拉克（Clarke）和索科洛芙（Sokoloff）重新提出一种90年代“流行的”观点，“心理努力的汇总等同于心理劳动”，但“在这样的过程中，并没有增加的能量供大脑使用”。一个更加新近的观点是：“在一项较难的认知任务中或之后，观察得出的血糖的变化未必是由于大脑葡萄糖的摄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