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黄初七年（226）五月十七日，曹睿即魏皇帝位，是为魏明帝。改明年（227）为太和元年。
新帝即位，想到了司马懿的三弟司马孚闲置在家，问身边的人：“司马孚有他兄长的风范吗？”身边的人回答说：“和他的兄长很相似。”曹叡说：“我有司马懿兄弟二人，还有什么可担心的？”于是任命司马孚为度支尚书。度支尚书，魏文帝曹丕时开始设置，掌管国家财政。
吴黄武五年、魏黄初七年（226）八月，吴孙权得知曹丕已死，魏国正举行国丧发兵攻魏江夏郡（今湖北云梦西南），并命吴左将军诸葛瑾部兵分两路进攻襄阳。江夏太守文聘自曹操南下起便一直任职江夏镇荆江，也不负曹操所望守御荆城之际，多次引兵阻遏关羽之师，攻其辎重，烧其战船，立下莫大之功，成为曹操倚为屏障的大将之一，威名远播。后曹丕三路征吴失败后撤，抵御吴军有功，封后将军，新野侯。孙权以五万众攻打石阳，包围文聘，情况急殆；但文聘坚守于城中不动。孙权攻江夏时，朝廷知道文聘正在坚壁拒守。群臣商议欲发兵前往江夏相救，魏明帝曹叡便说：“孙权向习水战，之所以敢于下船陆攻，是想趁我方不备掩进而已。如今他的军队已经与文聘相持，现在攻守之势差以倍数，孙权最后必不敢久留。”
当时正值大雨，江夏城栅多已崩坏，人民均分散在田野之间，不及回城补治防御工程。文聘得知孙权来到，初时不知怎办，后来想到现在的情况只有隐潜默守才可以令孙权因怀疑而却步。于是文聘敕令城中人全躲将起来，不可让孙权察见，自己则卧于府中不起。孙权见此果然生疑，并向他的部将说：“北方认为此人是忠臣，所以以此郡委托给他，如今我军大至而他却潜默不动，这种情形下他不是有所密图的话，那就必然是有外救来援。”于是不敢进攻而退去。
文聘面对孙吴大军，同样是以寡敌众的局面，但与张辽不同的是，张辽以制险击奇之略，折敌锋锐以安军心；而文聘却采取疑兵之计，韬晦惑敌以懈其战意。
在这种凶危的情况下，采用文聘的疑兵之计是比较安全的；张辽“折锐之策”却非干冒奇险不可，所以后者的成就比前者为高，名声也响得多了。但从军事意义的角度出发，可以看到文聘的为人是很严谨持重的。此事可见曹叡见事之明外，亦可见曹叡是如何的信任文聘。
文聘驻守江夏数十年，威恩并施，“名震敌国”，使孙吴不敢进犯。朝廷封文聘之子文岱为列侯，又赐文聘从子文厚爵关内侯。文聘死后，追谥曰壮侯。岱又先亡，又赐文聘养子文休爵关内侯，文休死后，赐其子文武爵。公元243年（正始四年），文聘得享从祀於曹操庙庭。
舞阳侯、抚军大将军司马懿负责抵御诸葛瑾的大军，与徐晃一起成功击败诸葛瑾并斩杀吴将张霸，斩首千余级。十二月，升任骠骑将军。魏征东大将军曹真又破其别将于寻阳（今湖北黄梅西南）。这年蜀国名士秦宓去世曾与吴张温答辩天有无头、耳、足、姓等问题，使张温大为敬服。史称秦宓“文藻壮美”，然作品
多佚。今存《远游》诗一首及《奏记益州牧刘焉荐任安》、《答王商书》、《与王商书》、《报李权》等文。
曹睿即位，钟繇进爵为定陵侯，增邑五百户，连同以前的共一千八百户，又迁为太傅。钟繇有腿病，下拜起身不方便，当时华歆也年老患病，所以上朝进见时都让他们乘车坐轿，由卫士抬着上殿就坐。此后三公有疾病，就把这种做法当成了旧例。当初，曹操下令，让众臣公平地议论关于死刑可以改行宫刑的设想。钟繇认为：“古代的肉刑，经历了圣人的设置，应该再次施行，以代替死刑。”议论的人认为肉刑不是使民众愉悦的方法，于是作罢。到了曹丕主政时，重新下诏说：“大理想恢复肉刑，这确实是圣王的法律，各位公卿应当好好地共同讨论这个建议。”商讨未定，恰逢战事起，于是又停止了讨论。太和年间，钟繇再次上疏，请求恢复肉刑，参加这次讨论的有一百多人，意见与王朗相同，认为不宜恢复肉刑的人居多。而曹叡以吴、蜀尚未平定为由，暂停了这次讨论。公元230年（太和四年），钟繇去世。曹叡身穿素服前往吊唁，谥号成。公元230年（太和四年），钟繇去世。曹叡身穿素服前往吊唁，谥号成。
吴丹阳（今江苏南京）、会稽（今浙江绍兴）、吴郡（今江苏苏州）山民起事，攻没属县。吴黄武五年（226）八月，孙权遂分三郡山险之地为东安郡（今浙江富春），以绥南将军全琮领太守，经营山越。数年后乃平。
姝太和元年（227）四月十日（乙亥），在司马芝等建议下，魏复行五铢钱。魏太和元年（227）十二月，魏立贵嫔毛氏为皇后。曹睿为平原王时，纳虞氏为妃。及即位，虞氏不得为后，太皇太后劝慰她，虞氏道：“曹氏自好立贱，未有能以义举者也。”遂被绌还邺宫。
当时魏朝有议论，可乘诸葛亮在汉中，一举出兵讨伐他们，曹睿亦有意，但孙资认为汉中南郑险阻，又大举兴兵必天下骚动，费力广大，于是提出分命大将据诸要险，待魏国强大，蜀、吴必自降。
蜀建兴五年（227）三月，蜀丞相诸葛亮率诸军北驻汉中（今陕西汉中东），认为时机成熟准备北伐中原。临出师前，他上蜀帝刘禅《出师表》，开宗明义指出：“先帝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他希望后主能“亲贤臣，远小人”，严明法治。并表明自己心迹：“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认为“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将率三军，北定中原。”最后，以“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结束。《出师表》文风质朴清新，平易近人，写得情辞恳切，肝胆照人，是著名的古代散文作品。蜀帝刘禅表示同意诸葛亮的北伐。
司马孚认为要擒敌获胜，应该先有准备，诸葛亮以后还会入侵关中地区，边境的士兵不能抵挡，需要调集中央军队奔赴战场，仓猝间总是来不及准备，应该预先选出步骑二万部队，分为两部，以作交战之用。他又建议，关中地区连年交战，粮食物资储备不足，应该从冀
州调集农夫五千人屯于上邽，秋冬训练，春夏屯田。这些建议都被采纳，于是关中物资充实，对待蜀国的进攻也有应对。
魏太和元年（227）正月，西平（今青海西宁）麹英起事，杀临羌（今青海湟源东南）令、西都（今青海西宁）长，不久被魏将军郝昭、鹿磐镇压，麹英被杀。当时桓阶、夏侯尚都已去世，孟达因心不自安，这时诸葛亮料孟达的心思，写书信劝说其内外接应拿下上庸，诸葛亮恐他言行反复无常，想促他速叛，知魏兴太守申仪和他有矛盾，便派郭模到申仪处诈降，有意泄露其事。孟达闻此泄露，准备马上起兵。申仪将此事密告司马懿后，司马懿怕他突然发难，给他去信，详为慰解，信中说：“将军昔弃刘备，讬身国家，国家委将军以疆埸之任，任将军以图蜀之事，可谓心贯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相破，惟苦无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孟达得信大喜，犹豫不决。司马懿则暗中率军进讨，诸将见孟达与吴蜀交接，劝司马懿先观而后动。司马懿说：“达无信义，此其相疑之时也，当及其未定促决之。”司马懿亲自率军日夜兼程前去讨伐孟达，八天抵达新城城下。吴、蜀派出援兵解救孟达，被司马懿部拦阻于西城的安桥、木兰塞等地。
孟达收到诸葛亮的促叛信孟达写信给诸葛亮认为：“宛城和洛阳相距八百里，离我处一千二百里，上表给天子，来回路程，少需一个月，那时我的城池已修固，诸军都作好了准备。我驻扎的地形深险，司马公必不会亲自来，其他部将来，则不足为患”。而司马懿先斩后奏，仅八日就兵临城下，孟达又写信给诸葛亮，惊叹：“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环水，孟达在城外树立木栅，加固城防。司马懿挥师渡水，毁其木栅，直逼城下。公元228年（太和二年）正月，司马懿兵分八路攻城，仅十六天，孟达的外甥邓贤、部将李辅开城投降。魏军入城，擒斩孟达，传首京师，俘获万余人。孟达有子孟兴，为议督军，公元264年（咸熙元年）被迁徙回右扶风。司马懿回军，仍驻宛城，奖劝农桑，禁止浪费。南方吏民心悦诚服。申仪久在魏兴郡，专威弄权，擅自借皇帝名义刻制印信，私相授予。孟达被杀之后，申仪自生疑虑。当时各郡郡守见司马懿克敌制胜，纷纷奉礼祝贺。司马懿听之任之，并让人向申仪暗示。申仪只好前来祝贺。司马懿乘机将他收捕，送往京师。司马懿又将孟达余众七千余家迁往幽州。不久蜀将姚静、郑他等率其部属七千余人来降。当时边郡新附，户口不实。朝廷想加以核实，请司马懿进京，征询他的意见。司马懿认为：“贼以密网束下，故下弃之。宜弘以大纲，则自然安乐”。
魏明帝又问他吴蜀都该讨伐，应该先从何处着手？司马懿回答说：“吴以中国不习水战，故敢散居东关。凡攻敌，必扼其喉而摏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坠，破之必矣。”魏明帝同意他的看法，命他回宛城备战。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