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惭愧，当天晚上，那个销售总监被小吴灌成了胃出血，在医院里躺了俩礼拜才出来。
到最后，那家伙还是因为自己的一系列骚操作，没能成功通过试用期，被品牌公司扫地出门了。
所以啊，咱做人做事还是得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想，知彼解己，将心比心，也许很多矛盾就会迎刃而解。
如果像那个总监一样，好大喜功，心胸狭窄，自然不会有太好的结果。
说到将心比心，我又想到一个故事。
相较于刚才的那个故事而言，我马上要带给大家的这个故事，算是温馨了不少。
我想将它起名为——体谅。
说起来，这也是2011年的事儿了。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正是因为那年夏天，我从大学里毕业，正式成为了一枚社畜。
由于当年是在浦东读的大学，所以大四实习的时候，我为了图方便，就在张江高科找了一份实习工作。可没想到，因为工作表现出色，我居然在40选1的实习生中成了那个“1”，被公司给留了下来。
虽然在年少轻狂的时候，这事儿确实是值得好好炫耀炫耀的，但当我大学毕业住回宝山之后，这才知道远距离上班的苦。
宝山和张江高科的距离实在太远，我每天单单是花在坐地铁和换乘上的时间，就得将近五个小时。这是个什么概念？放到现在，五个小时够我上海到常州开一个来回了！早出晚归的生活，让我根本没有时间自己做饭，所以一日三餐，基本只能在外边解决。
不知道有多少上海的70、80后还记得，我们小时候，有一种念念不忘的美食，叫做柴爿馄饨：路边的板车上，六个砂锅呈两排摆放。砂锅里装着一个个晶莹剔透的大馄饨，底下用柴爿作为燃料生着火，加一点蛋皮，加一点葱花，再来上几滴香油，撒一点鲜辣粉，就成了一碗鲜香扑鼻的柴爿馄饨。有些小贩还会加入一些紫菜和虾皮，让汤底的鲜味更上一层楼。
这真真正正地冒着烟火气的小摊头，成了童年挥之不去的记忆。
而主人公之一的钱阿婆，正是这样一位每天晚上推着板车，跑到三号线旁的天桥下面摆摊的柴爿馄饨经营者。那六口外壁烧得漆黑了的砂锅，陪她见证了三号线的从无到有，见证了城市的日新月异。
正式上班的第一天晚上，当我初次走下站台、闻到那股久违的香气时，我的身体便不自觉地追随着它走了过去。如果要把那个场景更具象化一些，不妨想象一下动画片《猫和老鼠》里，Jerry闻到香味飘起来的片段。
虽然，由于时代的变迁，原本的铁灶台换成了不锈钢的，燃料也变成了煤气罐，但这并不妨碍我坐到板车旁的塑料方凳上，就着周围卡车驶过时散发出的浓重尾气，品尝那属于我们上海小囡的独特味道。
一碗热气腾腾的柴爿馄饨下肚，我早已热得汗流浃背。尽管T恤都被汗水黏在了身体上，我还是大呼过瘾。从那一天起，我便隔三岔五，跑到钱阿婆的小摊上去吃上一碗馄饨，从夏天一直吃到了冬天。
而钱阿婆也像个上了发条的闹钟似得，每天晚上七点出摊，一直干到凌晨一点，雷打不动，风雨无阻。即使有时候下着瓢泼大雨，她也会在板车上插上一柄印着广告的大遮阳伞，让我们直接站在伞下，俯下身子半趴在灶台上吃馄饨。
当时的天桥下，除了钱阿婆的馄饨摊以外，还有一个XJ哥们儿开的烧烤摊，
一个卖臭豆腐和年糕的油炸摊，甚至还有一家做夜市大饼油条的。
在五花八门的美食面前，一共只有六个锅子，还只卖馄饨这一种食物的馄饨摊，自然光顾的人就会比较少。久而久之，我也就跟钱阿婆混熟了。
八月的一个晚上，当我刚把锅里最后一个热气腾腾的馄饨吹凉的时候，就看到两个身穿制服的城管从马路对面朝这儿走了过来。
我不知道各位读者们，看到“城管”二字的时候，第一印象是什么？也许是蛮横无理，也许是凶神恶煞，也许是一群“该溜子”。总之我相信，十个答案里边总能有七八个是负面的。
当时的我也是一样，一看城管来了，赶忙把馄饨一口塞进嘴里，支支吾吾地对钱阿婆说道：“阿婆，城管来了，快跑！”
可钱阿婆却一点儿也不慌张，淡定地说道：“来就来呗，没事的。”
嚯，果然是久经沙场的老江湖了，这么淡定。说话间，那二人就已经来到了天桥下面。
“小XJ，这把烤完把炉子灭了啊！”
“豆腐西施，关火关火！你看看你，把地上都熏成什么样了？！”
“老油条，别炸了，收摊！”
这哥俩吆五喝六地挨个儿训斥了一遍，然后来到了钱阿婆的摊位上，其中一个城管伸手把板车下的煤气炉一拧：“每次都得我来帮你关火，惯的！”
在城管的监督下，天桥下的小贩们这才悻悻地收摊走人。唯有钱阿婆，依旧淡定地收拾着桌椅，一一架回到板车上，然后缓缓地推着板车离开了天桥。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娃和二娃时的情形，说实话，我对他们的第一印象不太好。
这大娃和二娃，并不是我根据他们的外貌而起的化名，而是他们自己的绰号。后来混熟了才知道，是因为他们这个小队正好有七个人，大娃是队长，二娃是副队长，所以才这么起的名字。
如果真要我说，那个瘦瘦小小的大娃应该叫二娃，而那高高大大的二娃，才应该叫大娃才对。
算了，我们不要在意他们的称呼了，只要记住，这哥俩的长相，和他们的名字出入挺大的就行了。
当我第二次遇见他们的时候，哥俩已经脱下了制服，变成了“平民百姓”。
那天，二娃正有说有笑地坐在我经常坐的那个蓝色方凳上，一边吃着馄饨，一边和大娃聊着天。在等馄饨的时候，我亲眼看见二娃因为讲话太过激动，把馄饨屑都喷进了大娃的汤里。但大娃并没有发现，仍旧和二娃谈笑风生。
由于钱阿婆的摊位上只有一张桌子，即使万般不情愿，我也只得乖乖端着砂锅，坐到了二娃的对面。并且，我还下意识地把砂锅朝自己的胸口拉了拉，试图远离二娃的“重炮”。
可能是我用手遮挡的举动太过明显，二娃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开始不再闲聊，默默吃起馄饨来。
“组撒（上海话方言，同“干嘛”）？怎么突然不说话了？”大娃感到一阵奇怪， 用手肘顶了顶二娃的胳膊。
二娃没有说话，只是偷偷瞄了我一眼。我也不太好意思地把手放下，将头埋得低了一些，三口两口吃完了馄饨，匆匆离去。
之后再遇见他们的时候，这哥俩仍旧有说有笑地喷着馄饨屑。久而久之，我也习惯了，开始一边吃饭，一边跟他们互喷馄饨皮。
“你们不赶走这里的小摊贩，上头不会找你们麻烦么？”有一次，我们仨坐在一起吃馄饨的时候，我好奇地问道。
谁知，大娃竟然“扑哧”笑出了声来：“这里的东西便宜又实惠，我们一个月才挣几个钱？要是赶走他们，我们吃什么？”
“就是啊，”二娃也跟着附和道，“也就上头要突击检查了，我们应付应付得了。这些人也得养家糊口，何苦为难他们呢？”
哦，看来，这哥俩，还算是“有良心”的城管。
又有一次，我一边翻着城管打人的新闻，一边悄悄问道：“欸，你们城管是真允许随便打人么？”
“怎么可能啊？！真当咱们地痞流氓啊！”二娃瞪大眼睛，把从嘴里露出了半拉的馄饨皮又塞了回去。
大娃则慢条斯理地说道：“你要知道，不是所有摆摊头的都跟这里几个一样这么拎得清的。有些小摊小贩不配合工作，怎么撵都撵不走。那上面要是来检查不就要扣工资了么？队员一发急，就动粗了。打人的队员，回到队里也要吃处分的。有些头皮乔（上海话方言，意思大致同“自负、不听话”）的，直接就开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