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下乡与邹平实验
自今年2月初开始，河北省陆续派出15000多名干部进驻省内5010个村。在接下来的8个月里，他们将与原单位工作脱钩，吃住在农村。河北为此支付2。5亿元干部工作经费，并将给这些村子预留共5亿元的项目启动资金。河北省委给下乡干部的任务是，帮助农村发展经济，培养农村发展带头人，同时做好维稳工作，确保10月底前不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并希望能让赴省、进京上访量大幅度下降。
干部下乡，作为一个运用传统政治经验应对当前形势的特定举措，良好初衷值得肯定。毫不夸张地说，此举确属近年来难得一见的乡村建设实验。
谈及乡村建设实验，让人不由想起81年前一次著名的乡村建设实验——学者梁漱溟主导的山东邹平实验。1931年初，梁漱溟受时任山东省省长的韩复榘之邀，赴邹平推行他理想中的乡治实验。次年，成立邹平县政建设实验县。全县废除乡镇公所，普遍设立乡学村学，以教育机构代行组织功能和行政权力。各乡设立董事会，推举德高望重的地方乡绅担任学长，集“政、教、富、卫”职能为一体，协调管理乡村事务。对于普通农民，梁漱溟以合作社的形式把分散谋生的农民组织起来，培养和提高农民对团体生活及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参与能力，并运用科学技术改良作物品种、实施植树造林。
应该说，梁漱溟的邹平乡治实验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1935年，山东省甚至以菏泽为中心，增划济宁等13个县为实验区，欲推广邹平成果。可始料未及，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华北沦陷，梁漱溟的邹平乡治实验无果而终。
邹平乡治实验与河北干部下乡，时间间隔达81年，但对这两场乡村建设实验进行一番比较还是很有意思。
两者都是为了优化农村的治理环境、理顺治理体系，不过历史背景与现实条件却有明显差异。在地域范围上，河北干部下乡囊括一省，邹平乡治实验仅限于一县；在经济状况上，河北干部下乡的去向是省委特意筛选出来的5010个“差村”，进行乡治实验的邹平距省会济南不足百里，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在当时属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在施政路径上，河北干部下乡更多依靠的仍然是行政权力，而邹平乡治实验更多仰赖的是伦理、教化和乡绅自治的力量。
如今，邹平实验已湮没于民国故纸，梁漱溟也已过世二十多年，往事的细节无从推敲。但梁漱溟的思想精髓却凝练于他的代表作《乡村建设理论》之中。这本书成于1937年，是梁对六年邹平实践“困勉研索的结果”。值得一提的是，最早出版这本书的是邹平乡村书店。
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梁漱溟对中国农村社会积贫积弱的现状进行了痛彻思考，其中有一章节叫“崩溃中的中国社会——极严重的文化失调”。何谓文化失调？梁漱溟认为，由于近现代中国政治变革过于强烈，“所成不抵所毁”，旧秩序已然崩溃，新秩序尚未建立，整个社会处于脱序状态。为此，乡村建设要旨即是“重建新的组织和治道”。如何重建？要害是形成公序良俗；如何形成？关键是乡村士绅要切实承担自己固有的职责。
政治制度史告诉我们，中国古代行政体制最低一级是县，而县以下，乡和村的管理本质上是一种自治模式，主要依仗的正是由退休官员、候补贡生、地方名流构成的乡村文化精英。乡绅阶层，于下可以对社会进行有效的治理，维系乡村的稳定与发展；于上可以制约官权的肆意扩张。因为近现代政治的迅猛变迁，乡绅作为一个群体遭到了摧毁。显然，梁漱溟的邹平实验是想在一定范围内以培育乡绅阶层的方式，来重塑中国农村社会的自治结构。
邹平实验因日本侵华戛然而止，这是不可抗拒的外力对中国乡村治理与建设努力的抹杀，但邹平实验的精神财产却不应被抹杀，也不应仅停留于一本著述。梁漱溟理论中关于乡村自治以及伦理教化方面思想，于今仍不乏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