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西方国境上已经燃起了熊熊战火。在那些首先沦陷的城市和村镇中，德国人已经在建立“新秩序”——这几个每个字母都淌着鲜血的词，对我国人民是触目惊心的。成千上万的苏联陆海军战士宁可战死，而不愿忍辱偷生；许许多多的飞行员，一经从他们的机场起飞，从此就永垂不朽，德国侵略者企图奴役伟大的苏联人民，但我们英勇的战士们，则用手中的武器向他们说“不”……”
通过广播，那充满磁性且铿锵有力的声音，似乎是在给予每一个苏联人传递着信心，但是在另一方面，半个月前爆发的战争却正在改变着这个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国家。
战火刚开始在西部地区熊熊燃烧，但是苏联上下的面貌已经改变——无论在市区的街道上，或者在公路和村路上，别处都呈现出一片前所未有的森严景象。
在和平的日子里，部队的生活一般是千百万人的视线所接触不到的。这种生活是在那些营房的高峻的石头墙后面、在远离居民点的靶场上、在进行军事演习的草原和森林中、在飞机场上、在浩瀚无边的大海上、在司令部的办公室里等地方度过的。
一年中只有两次——劳动节和革命节——部队的生活仿佛突然涌现了出来：在市区的中心广场上，在海边的滚滚波涛上，在平时从每条街道上和每个窗口里都可以看见的平静安宁的天空中。
而此时战争正在改变着城市的面貌。代替平时习见的民警站在十字路口的交通指挥兵、列队行进的红军、源源驶过的卡车、不知从哪里开来的坦克和大炮，这一切充斥着市区的街道，而那些站在人行道上的人则怀着焦虑，抱着希望，注视着所有这一切不同平常的活动，意识到已经开始了另一种与以前完全不相同、今后也不知会怎样变化的生活。
不仅是街道的面貌在改变。工厂里、厂长办公室里、党委办公室里，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了军人。他们有些人穿着不大合身的新制服，从这些人走路的步法上，从他们谈话的姿态上，都可以很容易地认出，有些人昨天还是穿着便服上衣和散腿裤子的。
从旁边来看，似乎军人今后将掌握千百万人日常生活的领导权，强使他们接受一种严肃紧张的新的生活方式，把过去和现在切断。然而，实际上，几千个党政和经济部门的领导仍旧留在他们的岗位上，或是代替了那些奔赴前线的人，党的机构仍旧承担了组织工作和重要工作的全部重担，这种担子在战时比平日还要沉重一百倍。
而此时，任何人都可以看到莫斯科的面貌也在改变着，尽管此时，战争似乎距离莫斯科依然很远。但任何人都知道，距离对于德国人来说，似乎并不是什么问题，也许现在，莫斯科还是后方，明天也许，这座城市就有可能成为前线。
城市的变化首先是那些在城市上空巡逻的飞行员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看不到以前看到过的地标。笼罩着巨大的伪装网的克里姆林宫正要慢慢的失去踪影，变成了一片草木丛生、百花怒放的园林。
红场，以及建造在广场上的建筑仿佛也一同消失了，似乎变成一栋栋并不起眼的建筑。几乎是在战争爆发一个星期之后，根据最高统帅部的要求，数以万计的工兵和艺术家们，正在用伪装网和油漆改变着“莫斯科”……
在城市中已经有许多党员和团员领了党组织的介绍信去参军。已经有几十个歼击大队——为防备敌人伞兵和破坏分子而编成的首批莫斯志愿部队——不分昼夜地在通往莫斯科的公路上，在市区的街道上，在具有国防意义的工厂附近值班。每天晚上，都有成千上万穿着普通上衣和工作服、戴着红臂章的莫斯科居民在大门口，在顶楼里，在屋顶上放哨。
但在同时，从外表上看来，这座苏联的首都的生活在战争刚开始的那几天里并没有改变，市区街道上笼罩着一片和平、安宁的气氛，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那不可摧毁的坚强的生命力和对未来的无限信心，就是这些东西使这城市焕发出了一片蓬勃生气。
大街拐角上的那些售货亭仍旧在出售鲜花。公园、饭店和咖啡馆里，每天傍晚仍旧挤满了人。
看来，那些唤起人们警惕和引起他们焦虑的通知，那些现在贴满在墙壁上的彩色宣传画，仍旧被大家理解成为—种暂时的和外来的东西，它们还不可能改变昨天还是他们生活基础的条件。这一切所以如此，也许是现在战事还远远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进行的缘故吧——至少列宁格勒居民在读了情报局迟迟发布的战报后，是这样想的。他们过分坚信红军的威力，于是就希望把它约任何挫折都解释成是统帅部预见到的、无关大局、因此也不可能具有严重后果的事情。还有一些谣传，说我军已经取得了一连串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只是出于最高当局的考虑，还没有加以公布。
因此，人们如果在情报局早晨的战报中找不到这些胜利的消息，他们还是相信会在晚上的战报中获悉这些捷报……但实际上呢？——光荣而伟大的苏军并没能阻挡住德国人。
土耳其烟丝燃烧后升腾的烟雾在办公室内弥漫着，此时，那位有着“各族人民慈父”的斯大林，那双坚毅的眼睛中却布满了血丝。
此时他站在墙边，就在马克思和思格斯肖像下面，刚刚走进来的铁木辛哥和沙波尼科夫仿佛觉得，似乎从战争爆发以来斯大林就没有离开过那块地方。但事实上绝非如此，在战争爆发之后，斯大林便离开了克里姆林宫，然后他整个人都“消失”了，直到三天前，他才再次回到克里姆林宫，直到昨天，苏联公民才通过广播听到了斯大林宣读“告人民书”。
或许，对于外界来说，也许那些天里，斯大林是制定着反攻的计划，但实际上呢？从一开始就不相信希特勒真的入侵苏联的他，在那十几天中，完全陷入了措手不及、惊恐万状和沮丧之中，以至于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中，除去“那就战斗吧”这一命令之外，他再也没有下达过任何与军事有关的命令。
正是在他神秘消失的那几天里，曾经是东正教教会学生的斯大林，这位参加布尔什维克后继承了列宁的无神论衣钵的红色领袖，这位在残酷的屠杀中登上权力巅峰的无神论君主，曾经企图在苏联的土地上彻底消灭上帝，突然，战争来了，那个像他一样的暴君气势汹汹且势如破竹地向他猛扑过来。当他在慌乱沮丧之中听到东正教的大牧首安季奥希斯基发表告教徒书，号召教徒们担负起拯救俄罗斯的神圣使命之时，他忽然茅舍顿开，想到了上帝，想到大牧首，想到了俄罗斯东正教。
对于杀人不眨眼的君主来说，这遥远的天启是否让他想到童年时代的教会，谁也无法知道。但他的幕僚们、党员们和全体苏联人吃惊地发现，他们的人间沙皇突然与上帝和解了，他要完成圣母向伊利亚显圣的意愿。
就在昨天，像是抓住最后一根救命麦草似的，斯大林签署了新的命令：释放被关押在劳动营中的神父们，同时重新开放了遍布俄罗斯的约两万座教堂和修道院，包括早已被关闭的著名的基辅山洞修道院和圣三一谢尔盖大修道院。
似乎，对于斯大林来说，现在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达成与“上帝”的和解，从而让上帝来保佑苏俄，而这种转变，在某种程度上，自然也就表明了他此时的心态——惊恐且不知所措。
在一斗烟丝燃尽之后，斯大林再次为手里的烟斗装着烟丝，随后他握着还没有点着的烟斗，然后低声说道：
“报告吧。”
铁木辛哥简要的地报告了形势。
“敌人正在轰炸摩尔曼斯克、塔林、基辅、莫吉廖夫、敖德萨……敌军在整个西线对边界发动进攻。”
铁木辛哥在汇报时，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一些，不让所说的话带有激动的色彩，但尽管如此，这些话还是象打了一阵响雷一样。当铁木辛哥讲完时，办公室里笼罩着一片寂静。所有出席会议的人的目光都转向斯大林。但是斯大林也沉默着，用大拇指聚精会神地往烟斗里装着烟丝，以将那些烟丝压的更紧。
终于，在将烟斗完全装实之后，斯大林开口说道。
“我想问的是，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反攻？”
他说这些话时似乎还是用他平常那种不鲜明的几乎缺乏抑扬顿挫的声音。但是每一个时常听斯大林说话的人，现在能够捉摸到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新的、以前所想象不到的恳求的音调。
因为这个缘故，房间里显得更加惊慌。
可是斯大林在等待回答。他询问似地望着两个军人，他头微向后仰，下巴向前伸，他那个捏着烟斗、好象钟上的时针平稳地画着半圆圈的手，停在半空里了。
“我们必须要立即反攻，要立即击退德国人的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