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节日具有数量多、娱乐活动丰富多彩、人们物质和文化消费增多、市场化因素明显增强等特点。这除了宋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城市人口增多、城市化步伐加快的根本原因之外，与宋代政府对节日的重视密不可分。政府在创设新节日、维护和“加工”传统节日习俗、规定节假、组织开展各种节日活动、营造节日气氛等等方面，都起到了她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对民风民俗所应有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同时，皇帝及其臣僚还或者以统治者身份，或者以普通俗民身份积极地参与各项节日活动，“与民同乐”，这些使得宋代几乎每个传统节日，无论是在都城还是在地方城镇，都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而且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节日期间人们消费水平有所提高，消费的物品种类及消费方式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但现有的有关宋代节日文化的研究中，似乎还没有专门对政府与节日的关系尤其是节日消费进行探讨。有鉴于此，我们拟作一尝试，主要探讨宋代政府对士庶节日消费有过怎样的举措，这些措施对社会消费风气、消费市场以及士庶节日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以期为今天的官方处理与传统节日的关系提供点滴借鉴。
一、宋代政府对节日消费的举措
（一）对士庶节日消费的政策性鼓励
节日消费是士庶个人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而选择的节日生活标准和采取的消费行为。其中，个人的经济收入虽然是起决定作用的方面，但节日又与平常有别，即它有特定的全民性的习俗活动及深刻的文化意义，所以节日消费又并非完全私人而具有公开的集体的特点。政府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对民间节日习俗既有顺应、维护和利用的一面，也有引导、修补甚或改变的一面。宋代政府对传统节日的态度在这方面表现特别明显，对士庶的节日消费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允许士庶游玩，不禁各种买卖。北宋都城汴京在元旦、寒食、冬至三大节时，开封府发出允许士庶“关扑三日”的通告。关扑又称跌成，攧钱，拾博或跌博，是一种以铜钱为赌具的博戏活动。由于它集赌博、交易、游戏娱乐于一身，在宋代市井社会中十分流行，成为城市商业活动及岁时节日游艺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但也正是由于它所具有的赌博特点，平常时日官府禁止开展此项活动。北宋时的关扑活动主要是在节日官府开禁的时间里进行，如上述三大节日时，汴京马行街、潘楼、州东宋门外、州西梁门外，踴路、州北封丘门外，州南一带，关扑的彩棚联成一片，里面铺陈冠梳、珠翠、头面、衣服、花朵、领抹、靴鞋、玩好等物，扑卖者的高声吟叫与彩棚间舞馆歌场传出的鼓乐笙歌，交相呼应。入夜，“贵家妇女，纵赏关赌，入场观看”。[①]此外，还有元宵节，如“宣德门，元夜点照，门下亦置露台，南至宝箓宫，两边关扑买卖”。[②]而最为热闹、物品最为丰富的关扑活动还是三月一日至四月八日开放金明池时。到宋神宗元丰初年，“每开一池日，许士庶扑博其中，自后游人益盛”。[③]扑博成为了吸引游人前来的法宝，也是北宋政府在当时经济文化背景下，为营造都城大节的节日气氛所采取的一项举措，它不但丰富了市民的节日娱乐活动，也促进了节日市场的繁荣。
金明池在宋朝统一南方以后的和平时期里，由原来的国家水军训练基地逐渐转变为公众游乐场所，宋政府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一方面，制定招来士庶游玩的优惠政策，“三月一日，三省同奉圣旨，开金明池，许士庶游行，御史台不得弹奏”。[④]并由御史台在宜秋门贴出黄榜告知市民。这就保证了官员在合法时间惬意游玩金明池而不至遭到“游宴无度”、“耽於游乐”之类的弹劾。另一方面，组织开展多种活动，主要有：水军的水阵表演和龙舟争标比赛；游客的关扑活动、民间艺人的演出以及各种商业买卖活动等。这些活动已把金明池变成了最热闹的游乐场和最繁盛的商品交易市场，深深地吸引了京城士庶，以致俗谚有“‘三月十八，村里老婆风发。’盖是日村姑无老幼皆入城也”[⑤]。“虽风雨亦有游人，略无虚日矣”。[⑥]即使用现在的眼光去看，也应该说是政府组织的较为成功的节庆旅游活动。
南宋时关扑发生了很多变化：它不但已成为多数节日的节物买卖方式，而且也是市井街市随时可见的交易方式。
如果说北宋时期的节日消费市场主要由官方允许关扑和开放金明池而促成的话，那么，南宋政府则是以西湖游玩、龙舟比赛和钱塘江观潮等活
动来激发节日消费市场的。临安地方政府一直很重视对西湖的治理，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州府自收灯后，例于点检酒所开支关会二十万贯，委官属差吏倅雇唤工作，修饰西湖南北二山，堤上亭馆园圃桥道，油饰装画一新，栽种百花，映掩湖光景色，以便都人逰玩”。[⑦]这表明官府已有意识地关注节日旅游环境和市场。二月初八日西湖开始接纳游人，直至寒食清明节，官府举行龙舟赛，引得“湖山游人，至暮不绝”，即使贫穷无钱者，“亦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⑧]官府还明确表示“凡游玩买卖，皆无所禁”，于是一时间，各种日用商品、食品、娱乐品、伎艺人的表演等等，纷纷呈现。到中秋节时的观潮更是上自皇帝郡僚，下至平民百姓的游乐活动高潮，其内容既有传统的海门观潮、祭祀潮神、祈求护佑，也有官府组织的水军海上竞技表演，更有潜水功夫十分了得的吴儿的弄潮踏浪；一方面是承欢龙颜，一方面是取悦百姓。每当这些时候，买卖活动总是少不了，而且异常繁盛，“店舍经营，辐辏湖上，开张赶趁”。[⑨]“江干上下十余里间，珠翠罗绮溢目，车马塞途，饮食百物皆倍穹常时，而僦赁看幕，虽席地不容闲也”。[⑩]“都人士女，两堤骈集，几于无置足地。水面画楫，栉比如鱼鳞，亦无行舟之路，歌欢箫鼓之声，振动远近，其盛可以想见”。[11]一点也不亚于近年来我国在黄金周时出现的涌入名胜景点的旅游潮。
其次，给予后宫及部分官员节料钱。节料钱是指在重要节日时朝廷给予后宫及部分官员的额外钱物。据文献记载，唐代已有节料钱[12]。宋代的节料钱出现很早，在宋太祖征战上党李筠叛乱时，有赐给太后的诏书云：“朕亲提六师问罪上党。未有回日，今七夕节在近，钱三贯与娘娘充作剧钱，千五百与皇后，七百与妗子充节料。”[13]南宋时岳轲看到这条材料后又作了记载。[14]从中可以了解到：一、宋代最初得到节料钱的人只有皇太后、皇后等后宫地位很高的女性；节日是七夕节，说明与七夕是妇女乞巧节有关；二、节料钱的用处，皇太后的用作“剧钱”或“则剧钱”，据汪圣铎先生言，“则剧即杂剧”。皇后和妗子的只说用作节料，但不管怎么说，它是朝廷对后宫个人节日娱乐消费的支付。三、南宋时，民间士庶亦相效仿，在一年的三个大节时由家长发给家人钱，“纵之呼博”，可能是关扑之类的游戏，而且已“习尚已久”，说明南宋民间也很重视对节日个人消费的鼓励。四，后宫的节料钱后来成为其俸禄的一部分。[15]
南宋朝廷还在寒食、冬至、元旦（或端午节）三大节时赐予经筵官、讲读官等官员节料钱，[16]且数量比北宋增多。
再次，临安节日期间的官放赁屋钱。北宋灭亡后，“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于常”。有人估计临安的移民在其总户口中的比例甚至高达六七成，[17]尤其是成为南宋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后，大小官吏、应试举子、文人雅士、江商海贾等各类流动人口，或频繁出入或长期留住此地，致使人口陡然增加，产生了对住房的大量需求。然而受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临安不可能在短期内新建大批房屋来满足新增人口的住房要求，于是房屋租赁则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有效措施，房屋租赁业由此也成为临安城的重要行业之一。[18]可正是由于房屋少，租房人多，供不应求，所以临安房屋租金相对于一般市民的收入来说偏高。有官吏感叹：“任京有两般日月，望月初请料钱，觉日月长；到月终供房钱，觉日月短。”有着固定收入的官吏尚且如此，那些每月收入只三贯或不及三贯的小商人就更感难以应付了，承租人交不起房租的事时有发生。因此，政府为防止矛盾的激化，便采取了在一些特殊时日免去若干房钱以及下令减低房租等措施，以解决房租过高问题，岁时节日期间的放免赁屋钱就是其措施之一种。当时规定放免赁屋钱的节日主要有元旦、元宵节、冬至节；放免的时间是每节三日。[19]
这里特别应注意，不能把政府岁时节日的放免赁屋钱与救济性的蠲免房钱等同起来。宋代政府救济性蠲免房钱主要发生在冬季雨雪时节，这种救济性的蠲免与岁时节日时的放免尽管在对象上都是租赁房屋的人群，但在其它很多方面都不同。救济性的蠲免在时间上长于、在数量上也高于岁时节日的放免，据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八《恩霈军民》记载，蠲免时间从三天至半月不等，数量一贯只收七百。在蠲放目的上，救济性蠲免解决
的是贫困百姓的居住、保暖及减少街头流浪等等问题；岁时节日的放免房钱则是官府为营造一种宽松祥和的节日气氛，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节日中来，刺激节日消费的政策性鼓励措施。由此我们说南宋政府比北宋政府更多地具有实效意识和节日经济意识。
以上可知，娱乐游玩已成为宋代节日里相当重要的活动内容，而且越是到后期，这种趋向越是明显。这既有节日习俗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自然原因，同时，官方的推动作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宋代政府抓住了节日的本质特征――“乐”，在集中人气、激发人们的节日热情上面花力气，利用国家公共资源，组织开展一些大型娱乐活动，并给予政策性鼓励，对后宫及部分官员的个人节日消费也赐予额外的钱物。而“乐”中本身又包含着商业买卖的市场因素，加上政府对节日期间各种商业买卖活动的许可，这样，一方面激发了士庶参加节日活动的积极性，有利于节日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娱乐和市场买卖相结合成为节日消费特征，也使传统节日的经济功能以崭新的面孔出现在我们面前。
（二）宋代皇宫的购买性节日消费方式
节日期间，宫中后苑自然会制作各种精美的应节食品、物品，供皇室及其亲贵戚里享用，但他们或者为追求“异味”，或者为显示地位，亦或又难以抵挡市场的诱惑，都或多或少地从市场取得节日消费物品。
如宣和年间元宵节时，徽宗率百官、宫嫔出城观灯赏戏，皇帝的看位前，就摆满了陈列着琳琅满目商品的售货摊，“都下（宣德门）卖鹌鹑骨飿儿、圆子、饣追拍、白肠、水晶鲙、科头细粉、旋炒栗子、银杏、盐豉汤、鸡段、金橘、橄榄、龙眼、荔枝，诸般市合，团团密摆。准备御前索唤……惟周待诏瓠羹贡余者，一百二十文足一箇，其精细果别如市店十文者”。[20]这是为内廷宣买所设，既有元宵节的节食圆子、饣追拍，也有来自南方的水果金橘、橄榄、龙眼和荔枝。价格昂贵，就连满足皇宫需要后剩下的瓠羹，也还需120文足一份，其它精美果品也比市场上所卖相差10文。
临安元宵节时，“至二鼓，上乘小辇，幸宣德门，观鳌山。……内人及小黄门百余，皆巾裹翠蛾，效街坊清乐傀儡，缭绕于灯月之下。既而取旨，宣唤市井舞队及市食盘架。先是，京尹预择华洁及善歌叫者谨伺于外，至是歌呼竞入。既经进御，妃嫔内人而下，亦争买之，皆数倍得直，金珠磊落，有一夕而至富者”，[21]可见皇帝一行取自市场不在少数。孝宗皇帝元宵节时更是堆垛现钱购买市食。宋高宗开春时节外出游幸西湖，也索买湖中小舟上所卖的食物，宋五嫂鱼羹就是因得到过皇帝的品尝而声名大振，“人所共趋，遂成富媪”。这种事情还较多，朱静佳的六言诗云：“柳下白头钓叟，知不生长何年。前度君王游幸，买鱼收得金钱。”[22]可见，皇帝也曾从钓鱼翁处买过鱼。
皇宫里一些节物也有购自市场的，如端午节的鼓扇，“富贵之家多乘车萃买，以相馈遗”。[23]七夕的摩睺罗，虽然有后苑采办，但皇宫中仍有买卖摩睺罗的，“内庭与贵宅皆塑卖磨喝乐，又名磨合罗孩儿，悉以土木雕塑，更以造彩装襴座，用碧纱罩笼之，下以桌面架之，用青绿销金桌衣围护，或以金玉珠翠装饰尤佳”，[24]制作精美。
皇宫出游西湖时的划水荡舟，观潮的看位等也都通过租赁而来。
节日期间，皇宫成员的文艺欣赏也有来自市场的，如临安元宵节的舞队以民间自行组织为主，皇宫及官府欣赏，多是通过“点视”的方式招来舞队，被点到的舞队为其表演后，由官府支给钱酒油烛。因此，在皇宫附近总是云集很多伎艺之人，企盼能够沾上皇恩，“脆管清吭，新声交奏，戏具粉婴，鬻歌售艺者，纷然而集”。[25]皇帝出行时，各种走街串巷的文化货郎――路歧人也闻声而至，尾随其后。
总之，皇宫节日消费往往具有品种多、数量大、价格贵的特点，给出售这些物品的人带来了可观的收益；更为重要的是皇宫的购买具有“名人示范效应”，有利于名牌产品的产生，对节日商品市场乃至整个城市市场的繁荣都起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以上通过宋代政府对节日消费的政策性鼓励及皇宫购买性节日消费的考察，我们看到宋代政府对节日消费的重视和身体力行，既聚集了人气，丰富了节日习俗活动，活跃了节日气氛，又促成了节日消费市场的繁荣，同时，更加深了宋政府对节日市场的了解。
（本章完）